薛琦/拯救亞當斯密

薛琦

一九九八年有一部電影「搶救雷恩大兵」,講述二等兵雷恩在諾曼第登陸戰時,他家人接到他的三個兄長皆已戰亡的消息。美國陸軍參謀長下令由漢克斯中尉率領搜救隊,試着在戰場中找到這個還可能倖存的第四個男孩。最後人找到了,但漢克斯跟好幾位戰友就從此留在戰場。雷恩知道別人爲他的付出,決定留下來繼續戰鬥。

二○○四一位美國經濟學教授強納生.懐特仿前電影之名,寫了本Saving Adam Smith。江麗美譯《發現亞當斯密》。書中斯密還魂到一個退休修車匠身上,不斷向一位在寫畢業論文的博士生埋怨,爲什麼他的想法總是被人曲解。書中的第一個埋怨就是別人常混淆他講的自利與自私。人有與生俱來的自利心,難道就可以爲所欲爲嗎?

國富論談到人的自利心時說:「每一個人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公平,都應該被賦予完全的自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很清楚,自利心驅動下人的行爲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違法。而自私正是人在追求自利時,完全不理法律的制約。或是當自己的需求、做法跟別人法律上的權利衝突時,還是固執己見。

自利與自私的差別,還有另一個例子,就是對「自由」的理解。「自由」字面上看來是「自我之所由」,很容易想成「只要我喜歡,爲什麼不可以。」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嚴復譯爲「羣己權界論」,點出了自由的真諦。自由就是別人跟我權利的界線,這個界線也是我行爲自由的界限。如果只要我喜歡,明知違法,仍然去做,那是自私,而且是要受到裁罰的。

一七六五年斯密四十二歲時,陪一位英國公爵遊學歐陸。他在巴黎遇到路易十五的宮廷御醫凡索.奎內,相從甚密,且自稱受到很大影響。《國富論》一書從此萌芽。十年後,已五十三歲的斯密出版了曠世鉅作《國富論》。距離他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論》已是十七年之後的事。這時發生了一個學案。

貿易保護主義的倡導者德國學者李斯特,認爲斯密有個問題。斯密第一本書強調,人有關心他人的利他心,怎麼到了《國富論》人性主軸成了自利心。其實,有問題的是李斯特。

斯密卅六歲出版《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在他出版《國富論》之前被修改了三次。《國富論》出版後也一樣被改了三次,但同時斯密還又改了《道德情操論》兩次。最後一次還是在他辭世前兩個月才完成。一位謙謙學者終其一生都在反覆修改、增補他的兩本鉅著,怎麼可能在修改其中一本書時,忘了另一本書寫的東西。

國富論所以那麼重要,是他重新定義了國家的財富。其實,國富就是這個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準,這個水準又是決定於它勞動的產出,或它的勞動生產力。勞動透過專業與分工提高了生產力,再經過市場的交易,整個國家的財富得以提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或成長,不就是因此而來。

《道德情操論》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什麼是個人的財富?每個人累積了財富後,就會快樂嗎?快樂的本質是「放鬆的身體與平靜的心情」。你看看,「一個在路邊曬太陽的乞丐所擁有的安全感,是身在城堡裡的國王幾經爭戰而未必可得。」

最後,斯密認爲政府是一個重大的必要。我們需要它來「制定法律,執行法律,並確保法律的公平。尤其是保護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免於受到他人不公平的對待或壓迫。」

今天我們遭遇到的問題,可以歸罪到亞當斯密嗎?其實今天的災難正是沒有好好了解亞當斯密。(作者爲東吳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