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採訪，如何正確地與對方爭辯？

文 | 葉偉民

我們曾說過，採訪的本質是合作，因而要換位思考，給對方所需，拿自己所求。

但問題是，採訪要共贏並不代表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這樣是出不了好採訪的。採訪者的核心任務是用盡辦法讓對方摘掉面具，脫掉僞裝，儘可能真實地呈現給讀者。這需要激發，需要碰撞。

如果交鋒不可避免，如何正確地與採訪對象爭辯呢？這不僅僅是個寫作問題，還是溝通的藝術。

採訪是平等合作，不存在誰求誰。即使是小媒體採訪大人物，既然對方接受了，那就代表他接受了這個“合同”。

當然，誰都喜歡聽好話，這是人之常情，恭維話也是必要的。反之不把自己當外人，人見人厭，那是採不到好東西的。

但這只是基本禮節，萬不可有求人心態。賠笑、哈腰、拍馬就走極端了，未過招就自矮一截，後面就扳不回來了。

反之，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我見過一些記者，恨不得額頭刻着“最佳辯手”幾個字，人家開開心心表達了觀點，他就和人家幹，最後變成了互罵。好端端的專訪黃了，還結下了樑子，血虧！

總之，技巧和方法不是第一位的，採訪者的心態纔是，也就是時刻保持清醒：我在做什麼？我爲何而來。這是採訪，不是辯論，也不是拍馬。我爲每一個問題負責，對方也要爲每一句回答負責。

說完心態，再說說姿態。採訪者是受訪者和讀者間的橋樑，或者翻譯器。採訪者在採訪中過度表現個性，是不妥且不明智的。

要當好這座橋樑，首先要當好傾聽者和理解者。傾聽，就是要聽對方把話說完，不要隨意打斷。先順着原定思路聊，有支路問題可以悄悄記下來，等候合適時機集中發問。

其次，理解不等於無腦贊同，而是嘗試換位思考，在對方的位置去待一待，想一想，感受他的言行邏輯。不管那是虛僞的、荒謬的，只要客觀呈現，讀者自有判斷。

19年前，大學生馬加爵殺害4名室友，轟動全國，“屠夫”“狂魔”等罵名也四起。對普通人來說，憤怒是第一反應，但如果你是採訪者，則要鎖起自然情緒，去聽聽他到底怎麼說。

《中國青年報》的專訪《馬加爵刑前口述：沒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的失敗》，成爲此案流傳最廣的報道。這歸功於記者崔麗準備了平和、細緻的提問，不是質問，不是譴責，而是傾聽。

例如其中兩個問題——

這些冷靜、接地氣的提問，讓馬加爵得以在行刑前留下最後的話語和想法。發人深思之餘，也成了這一青春樣本重要的分析來源，自然也有了文獻價值和警示意義。

傾聽之餘，激發也是必須的，否則就太溫吞了。激發不是惹怒對方，而是把尖銳問題拋給對方，對其施壓，從而激發其表達欲和辯護欲。火候恰當的過招，時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不過，上文也說過，我們是去採訪而非吵架，不要把自己放在人家的對立面。這時候你可以“借嘴”交鋒，例如：“你的顧慮我非常理解，但是外界一直質疑你的出發點，誰誰誰還曝了當時一段錄音，說你……”

這樣，挑戰性問題提了，對方也覺得你站在他那一邊，還給機會解釋，心理上就會好接受很多。

採訪除了語言上的溝通，觀察也很重要。有時候，當追問遇到瓶頸的時候，不如放一放，你會發現，有時候安靜勝於發問。

語言是可以騙人的，但是細節不會。過去我採訪，用問題“轟炸”一段時間後，就提出中場休息，叫對方帶我看看他的書架、花園、相冊，或者沿日常散步的小路走一走，就像朋友那樣聊聊天，哪怕什麼也不說都行。

對方會重進自己的舒適區，一放鬆，很多細節就會自然流露。而這些單靠問是問不出來的。

白俄作家、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就非常善於運用此法。她會花很多時間和採訪對象一起，逛街、剪頭髮、買衣服、看孩子的舊照……然後某一剎那，對方褪下所有僞裝，流露最真實的自己。哪怕這個時刻很短，但阿列認爲這纔是最珍貴的“決定性瞬間”。

巧妙追問，耐心等候，這是採訪中的倚天屠龍。再頂級的“影帝”，也很難僞裝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