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懋專欄》拒絕被文化包養的骨氣

《聽海涌》甚至以一張紙報告就可以跟公視追加1500萬預算，審計制度如此寬鬆，令人瞠目結舌。（本報資料照片）

最近國民黨立法委員陳玉珍轉述我的文章標題的前一句：「請丟掉那隻要飯的碗—駁斥孫介衍導演的《記住這個日子》」，結果立刻遭到四面八方的圍剿。其實我文章的本意是指孫介衍拍攝《聽海涌》的相關問題，不過如果要把「那隻要飯的碗」解釋成更廣泛的文化包養現象，我也不反對。

以孫導演的電影公司爲例，2021年的得標突然從100多萬跳到800多萬，我也從事文化產業20年了，非常辛苦。實在沒那麼大的本事。《聽海涌》這部戲，他甚至以一張紙報告就可以跟公視追加1500萬預算，審計制度如此寬鬆，令人瞠目結舌。

在此，我們先談更根本的問題，文化創作力何來？感動人心的力量從哪裡來？文化創作業跟文化贊助補貼是否有必然的互相拉擡關係？我的看法是，創造力首先是對現狀的反叛，骨子裡的叛逆精神，內心深處對現狀憤怒吶喊的聲音，是突圍而出的戰鬥本能。

臺灣生活清貧的年代，藝術家、作家都過苦日子。早年《自由中國》洛陽紙貴，李敖和後來柏陽的文章，衆人爭相閱讀。他們都進牢裡了，哪裡來的政府補貼？即使瓊瑤，她的《窗外》是當時的禁忌之愛，後來大量愛情小說，以及小說改編的電影，也是獲得年輕讀者和觀衆的喜歡；瓊瑤提供很大的文化娛樂價值，也是中文文體典範之一。有什麼政府補貼嗎？他們不但不靠補助，也帶動了創作與商業的風向。

至於音樂，1980年代初，羅大佑掀起的黑色旋風，也是對保守價值的憤怒，當時的流行曲傳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也創造了龐大的商機，哪有什麼政府補貼？這種文化與商業實力貨真價實，因爲作品必須經過消費者的檢驗，消費者不埋單，就是失敗。因此叛逆創新加上消費者喜愛，是文化產業成功的兩大支柱，這不是補貼能夠辦到的。

看看現在是怎麼樣？「滅火器樂團」輕易地拿到千萬元的補助，沒有補助就沒有演唱會，因爲沒有人會買票去聽。這有什麼叛逆精神？有什麼消費者的支持呢？他們既無精神魅力，歌藝普通，只要賺補貼的錢就可以了，然後在他們的演唱會暴粗口罵人。這就是文化包養制度，保證培養了一大羣沒有真正才華與商業能力的人，結果文化素質日益低落，文化產業也跟着走下坡。

民進黨政府揮霍大量納稅人的錢，輔助這個那個，臺灣的電影事業有過去蓬勃嗎？臺灣的出版業轉型成功嗎？大作家有更多嗎？沒有，這種靠補助纔有辦法創作，主題還要配合民進黨要的政治意識，自主的叛逆精神就被收買了，甚至有不同意見的人也不敢說。

如此，絕不可能如同過去的文化人那樣，自己想辦法說服投資者，冒資金的風險，努力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並取得商業成功。事實上，絕對不可能，到了最後，賺補貼的錢是最可靠的。這種政治性質的文化保養，只會讓文化人精神墮落。

陳玉珍立委才一句話，就引來這麼多的憤怒和圍剿，他們對於自己的電影沒人看，自己的書沒多少人讀，自己的歌沒多少人聽，爲什麼沒有對自己感到憤怒？大概反正文化部保證替大家開飯，甚至不用自備碗筷，必須提防的反而是有意打破這碗飯的「壞人」。文化部長成了「包養公」，包養範圍不斷擴大。中華民國快要變成共產國家了，這種制度保證培養出貪婪的特權階級，文化變成政治教化，何其諷刺！

大約5年前我正式投入出版行業，就拒絕政治性質的文化包養制度，絕對不會投其所好提案，拿所謂的補貼。要面對市場的挑戰，爭取消費者喜歡，以「賞一口飯吃」，這絕對比向文化部拿着一隻要飯的碗，要光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