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文章：動盪時代需要一種新世界觀

參考消息網7月29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7月25日刊登題爲《動盪時代的新世界觀》的文章，作者是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丹尼斯·斯諾爾。全文摘編如下：

不僅氣候變化的速度快於全球努力阻止它的速度，而且我們處理自己造成的此類重大問題的能力似乎在下降。由於經濟不平等、工作不穩定和生活水平停滯不前造成廣泛的疏離感和無力感，社會正在分裂，政治兩極分化正在加深。

舊價值觀導致世界破碎

多數人痛恨社會紛爭、赤貧和環境破壞。但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了誘使他們以破壞性方式行事的制度中。例如，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主要關注個人的經濟成功(狹義的)，且建立在“對經濟有益就會對社會和環境有益”的假設之上。

但這種假設是錯誤的。企業被期望——實際上是被要求——重視財務績效，政治人物的言行應該以國家利益爲重，消費者自然想要以最低成本滿足自己的需求。這種制度允許將追求這些目標作爲一個原則問題來對待，而保護人類和自然的措施只是馬後炮。

其結果是，總體經濟繁榮越來越與社會和環境的成功脫鉤。除非重新掛鉤，否則我們將摧毀我們謀生的基礎。因此，我們目前的困境需要樹立一種全新的世界觀——一種不一樣的方式來理解我們的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以及我們在其中的角色。

上一次全新的世界觀出現在17和18世紀啓蒙運動期間，它高舉個人自主、人文主義、理性和社會契約的價值觀。

那個時期出現的民主國家旨在爲自主公民的目標服務，而資本主義經濟則迎合自主消費者的偏好。自然界越來越被視爲一種可以用來滿足人類需要和慾望的資源。啓蒙運動的世界觀爲過去225年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生活水平和預期壽命的提高以及法治的普及奠定了基礎。

儘管啓蒙運動的價值觀對於保護人類的福祉仍然至關重要，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那些價值觀也導致了我們當前世界的破碎。過分強調個人自主權，使我們看不到促使政治分裂和社會不信任的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只以不帶感情的客觀態度看待世界，會使我們喪失謀求團結和歸屬感的能力。癡迷於掌控自然世界使我們忽視了在我們並不完全瞭解的生態系統中處世做事謙卑負責的必要性。

四個驅動因素促進繁榮

一種新的世界觀將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作爲自主個體的存在依賴於一個更龐大、極其複雜的人類秩序——一個囊括我們的現實社區、我們的社會關係網、我們在權力關係格局中的位置、我們的經濟關係網和自然界的秩序。與這一更廣泛的秩序和諧相處是爲了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找到意義，不是僅僅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將我們的個人目標與集體目標結合起來。

如果我們與家人、朋友和社區團結一致；如果我們通過塑造環境和創新來發揮能動性；如果我們享受到足夠的經濟利益來滿足我們的基本物質需求；如果我們在我們的環境中可持續地生活，我們就會繁榮發展。這是繁榮發展的四個基本驅動因素：團結、能動性、利益和環境可持續性，首字母縮寫爲SAGE(“睿智”)。

團結程度和能動性低與民粹主義不滿浪潮息息相關，這種不滿浪潮曾導致英國脫歐和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奪回控制權”(英國脫歐口號)是缺乏能動性的表現，而“修建隔離牆”則是缺乏團結的表現。

雖然市場可以在適當條件下提高經濟效益，但沒有“看不見的手”來實現團結、能動性、所有人的物質利益和環境可持續性。雖然右翼和左翼政黨之間的傳統政治辯論一直是關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規模及其分配，但SAGE基本觀點提醒我們，人們不是隻靠麪包活着。政治人物忽視團結和機構，後果自負。

爲了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挑戰(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損失、金融不穩定、網絡威脅等)，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的規模，然後發揮能動性，在相應規模上促進團結。這種團結對於集體行動至關重要。

個人與集體目標相一致

啓蒙運動的世界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對個人自由的尊重，而SAGE世界觀關注的是如何使我們的個人目標與我們的集體目標保持一致。它謀求促進人類與地球相互依存的和諧秩序。它包含了集體行動的四項原則，這些原則可用來處理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

第一是有共同的目標。例如，由於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必須通過全球層面的團結來解決，使各國能夠制定共同的氣候目標。

第二是以能動性爲基礎的治理。應用到氣候政策上，涉及達成國際協議，讓各國政府承諾採取有約束力的脫碳途徑，並向這些國家提供實現目標的手段，讓它們在全球談判中有發言權。

第三涉及調整物質利益的導向。企業激勵機制和經營條件需要改革，以確保不能以犧牲環境可持續性或社會凝聚力爲代價來獲取利潤。

第四是關於普遍的環境責任。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必須確保環境的可持續性。（編譯/劉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