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沉默的真相:蘇哈託之後,印尼的轉型正義

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臺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羣島。 圖/美聯社

今年也許是適合道歉的好年。德國國會日前通過決議案,認定百年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族發動種族屠殺;美國總統歐巴馬代表美國,向日本原爆與二戰中的罹難者致哀,並與倖存者擁抱表達慰勞。不過,另一個上世紀另一個慘絕人寰的屠殺地——印度尼西亞——仍舊沒有迎來懺悔與反省那場五十一年前的「1965年事件」。

四月初,事件被害家屬、民間組織、專家學者與官員發起一場關於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這是政府與被害者代表首次面對面的接觸,可視爲是和解的開始。而兩個月後,一些過去曾參與屠殺的退役將士們也舉行了研討會,但他們的態度依然是「捍衛國家」,持續爲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作辯護,並呼籲民衆遺忘過去、面向未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印尼國防部長公然宣稱,那些共黨份子死有餘辜,重彈共產主義威脅的老調。

軍方這麼多動作,都是爲了反制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獨立紀念日,向屠殺的受害者公開道歉。問題是,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臺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羣島;如今印尼軍方與保守勢力仍盛,佐科威能夠完成他2014年的競選承諾嗎?

讓我們先回到五十年前,「1965年事件」。

蘇哈托之後,民選總統哈比比(中)開始着手推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圖中的人偶(左)爲「930事件」中遇害的將軍。 圖/路透社

不管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青睞或是政治縱衡術的需求,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自建國之初,就與北京政權的互動曖昧不明:譬如在韓戰期間,聯合國大會曾就中國援朝的行動,進行判定是否爲侵略者的決議投票,當時印尼代表投了棄權。隨後爲了馬來西亞的獨立問題,印尼更與西方交惡,形成短暫的「平壤—北京—河內—金邊—雅加達」地緣軸心。然而,熱衷輸出革命的北京顯然沒有顧慮到印尼政府(特別是軍方)的感受。北京協助武裝印尼境內第五縱隊的工農勢力,雖名爲抵抗英國(馬來西亞)帝國主義的入侵,但子彈並不會自動分別敵友,而今日之友也可能是明日之敵,北京對第五縱隊的支援讓印尼軍方感到芒刺在背。

根據不完全統計,六零年代印尼共產黨人數高達三百五十萬,是印尼最大的政黨、亦是世上僅次於蘇聯、中國的第三大共產黨,其勢力滲入政府,逐漸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此時,一些左傾的軍人卻發動一場激進的政變,透過成立「930革命委員會」,綁架並殺害數名軍方高級將領,導致原本看似穩健步入體制內的印尼共產黨,一夕間成爲叛變的政府公敵——該政變給了蘇哈托陣營絕佳的藉口「清君側」。

爲打倒930組織行動陣線串聯,蘇哈托陣營在西方勢力(主要是美國中情局CIA)的協助下,展開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這波掃蕩共產分子的行動,很快地便升級成爲失控的屠殺與政治報復;戰場從雅加達、西爪哇開始,接着延伸至巴里、蘇門答臘、加裡曼丹等全國主要島嶼,對象也從共黨份子,擴張到行動陣線成員的政敵,以及所有蘇哈托陣營看不順眼的嫌疑犯。照CIA的報告,長達數月的清掃讓共產黨被完全取締,迄今仍爲非法組織,而屠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已達五十萬以上。成功扳倒共產黨的蘇哈托成爲了印尼的新獨裁者,建立超過30年的「新秩序」(new order)。

1965年的蘇哈托(左二)。 圖/美聯社

1965-1966年肅清共產黨行動中,一卡車一卡車的共產黨青年被載往監獄囚禁。 圖/美聯社

對一個年齡中位數不到30歲、又被長期禁錮在威權下的國家來說,這段黑色的歷史記憶混沌不明,但近年兩部屠殺事件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The Look of Silence》陸續問世,使印尼年輕一代接觸並開始詢問真相,也讓受害者家屬更願意站出來尋求和解。

不過,就現實來說,官方仍不願揭露事件全貌。相較於赤柬受到世人譴責,聯合國特別法庭及國內法庭對紅色高棉的雙元調查審判,印尼「1965年事件」的屠夫們依舊躲在反共護國的大纛下,結果就是公理正義離印尼越來越遠。從五十年前的大屠殺,到1998年的「黑色五月」,再到東帝汶獨立運動、亞齊分離主義等血腥鎮壓,政府相關人員幾乎不受問責,助長了民間極端主義的氣氛。

蘇哈托的強人政治在1998年落幕,印尼正式進入民主轉型期。過去建國五原則裡強調的國民一致性,以及帶有指導性的民主主義,受到多元族羣主義的衝擊。在威權時代,首要原則是人民必須有宗教信仰,雖然一般認爲印尼是世上人數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但伊斯蘭教並非是國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等六個宗教均是通過認證的合法宗教。換言之,在蘇卡諾的新秩序下,即便是伊斯蘭教亦得受到監督與控制,這與部分中東國家的政教合一大相逕庭。隨着印尼的民主化益深,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與世俗名義上的穆斯林對立也就越多,社會分化漸漸擴大。

世人給予蘇哈托的評價兩極,對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來說,蘇哈托的暴政讓他成爲罪不可赦的衆矢之的,但同時對許多人來說,蘇哈托是穩定印尼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圖爲蘇哈托博物館。 圖/路透社

美國911事件後,美國及其盟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當時印尼也是其中一員。幾場戰爭打下來,西方暫時取得優勢,蓋達組織不得不轉進東南亞尋求發展,與巴希爾(Abu Bakar Ba'asyir)領導的印尼聖戰理事會(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 MMI)、伊斯蘭祈禱團(JemaahIslamiyah, JI)等大小外圍組織聯盟。巴希爾曾流亡馬來西亞十多年,在蘇哈托倒臺後回到印尼,繼續他建設伊斯蘭國的偉大事業,並不定期地發動恐怖攻擊。這樣的人當然不可能爲當權者所容忍,不久就被逮捕受審。數度進出牢獄,卻也反而使他登上精神領袖的高峰,成爲極端伊斯蘭份子反抗政府的象徵,鼓舞不少年輕人投身聖戰。

這些聖戰份子針對的不只是政府、西方人士,也包含了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像是伊斯蘭人民論壇(Islamic People's Forum)、捍衛伊斯蘭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等,都曾攻擊什葉派(Shiite)和阿瑪底亞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禮拜場所,或是和基督教徒起衝突。語言恐嚇、暴力殺傷,以及焚燒「褻瀆者」的住宅和教堂等暴力行爲屢見不鮮,但政府多半袖手旁觀,某些激進官員還會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可謂與50年前的屠殺如出一轍。

蘇哈托下臺後的印尼,經濟飛速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十倍翻漲,甚於中國的八倍多,但印尼民主轉型相對緩慢,政府治理(法治尤其)始終效能不彰。根據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印尼在2014年的排名約落在全球二分之一國家之後,尤以政治穩定和反貪表現最差。正如前述,強人雖逝,威權時代留下的遺緒卻積習難改。最明顯的就是從過去軍方的鐵腕肅清,現在轉由警方強橫執法。整體來看,嫌犯死傷數量或許減少了許多,但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本質沒有太大改變;一些公務員更透過尋租等貪腐行爲,壓榨社會底層,或是藉着政府嚴懲極端份子的獎勵,濫用職權誣陷平民。

領導印尼聖戰理事會的巴希爾,極具聲望,是現今印尼伊斯蘭極端份子眼中的精神領袖。 圖/歐新社

911事件後,蓋達組織轉往印尼尋找盟友。 圖/歐新社

種種官逼民反的舉措,增長了公衆對政府的敵意。由於警方的法律免責權相當的含糊不清,接連引起衝突。某部份極端的教士甚至將之指爲異教徒(kafir)或壓迫者(thaghut),鼓吹流血反抗,各島的社區出現越來越多的響應聲浪,以暴力報復警方。此類所謂的民間執法,還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或半官方教派團體的支持。鼓勵暴徒行爲,等於暗示人或宗教的權力可以凌駕國家機構,顯示印尼內部對於極端主義、法律精神,乃至於民主原則,存有不小的認知差距。

事實上,印尼並非自絕於普世價值外。早在1993年蘇哈托便以第50號總統令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只是裝飾門面。而在蘇哈托之後,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倉促地接下總統之位,試圖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像是1999年公佈的關於人權的第39號法案,企圖強化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但殘暴血腥的「1965年事件」,一直到2007年纔等到人權委員會的首次調查;2012年才公佈了第一份報告。

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委員會仍就事實作出陳述,指出那段基於反共的黑色歲月,存在着多數違反人權的案件,亦具體找到了一些行兇的人事時地。但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雖是印尼首任民選領袖,但出身軍系,屬於既得利益階級,政治包袱太過沉重,也不具足夠的實力與勇氣推動轉型正義。這項未盡的任因而落在佐科威身上。曾在2014年競選期間承諾將審慎處理這件滅殺行動的佐科威,卻在2015年、「1965年事件」的五十週年,迴避了「道歉」的問責。

追究有罪不罰(impunity)的案件、節制政府官員,包括軍方、警方等濫權行爲,這不只是對被害者的補償,亦是協助印尼瓦解極端主義與平息分離主義,重新凝聚人民對民主制度以及國家認同,讓印尼得以繼續前進的重要關鍵。短短的十餘年間,印尼已向選舉式民主政體過渡,成爲世上第三大民主國家。但就如同在第三波民主化裡走回頭路的國家,要再進一步成爲自由式民主政體,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

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模擬了受難者的墓碑,藉以悼念跟抗議蘇哈托的暴政。 圖/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