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都何處？山西將建設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傳說中的堯帝居於何處？90多歲的知名考古學家李伯謙曾撰文說，聯繫到“堯都平陽”、“平陽在臨汾”的記載和前已提到的距臨汾不遠的襄汾陶寺遺址一系列重大發現，“堯居平陽”，“平陽在臨汾”，堯時的平陽就是陶寺遺址，自然便成爲學者們苦苦尋覓的堯都的首選之地。
近日 ，山西省政府辦公廳發佈關於成立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工作專班的通知。據悉，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內容主要包括陶寺遺址博物館、陶寺遺址文物本體保護展示工程、陶寺農耕文明展示中心、環境整治工程及園區道路等。
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約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遺址具有完備的都城功能，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2017年12月，山西陶寺考古遺址公園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澎湃新聞了解到，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工作專班的主要任務是按照《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指導推進近、中期各項任務；協調解決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過程中的重大問題；研究形成支持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意見。成員單位按照職責分工，研究解決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的項目資金、土地指標、文物保護利用、文物考古專業力量等方面問題。
據悉，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工作專班自成立起，運行至2027年底。而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內容主要包括陶寺遺址博物館、陶寺遺址文物本體保護展示工程、陶寺農耕文明展示中心、環境整治工程及園區道路等。
陶寺遺址最具代表性的陶寺龍盤、陶寺觀象臺以及遺址俯瞰圖。 圖源：中國文化報 臨汾市陶寺遺址發展中心供圖
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約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遺址具有完備的都城功能，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比河南二里頭文化還早約500年，成爲佐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依據，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重要源頭。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可以追溯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經過40多年、三大階段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巨型城址，內部有宮殿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高等級貴族的墓葬區和祭祀區、庶民居住區等，表明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遺址具有完備的都城功能，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陶寺遺址平面佈局圖
2017年12月，國家文物局公佈了第三批12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32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山西陶寺考古遺址公園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2023年8月，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彙報會召開。
山西省政府辦公廳發佈關於成立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工作專班的通知
在中國文化報發表的一篇題爲《陶寺遺址邁進保護利用新時代》的文中提到：2018年以來，襄汾縣分年度實施了一系列文物本體保護展示項目、遺址公園旅遊服務設施及道路項目等。目前，陶寺遺址博物館已完成主體建設，正在進行館內展陳設計和布展等工作；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一期）工程已完成服務節點、觀象臺考古天文館主體工程等設施建設；先後投入3億多元，建成全長21.32公里的旅遊公路，爲陶寺遺址的全面開發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23年7月16日，陶寺考古遺址“一區三園”航拍圖。李現俊 攝
2023年7月16日，正在建設中的考古天文館。李現俊 攝
2023年7月16日，正在建設中的考古天文館。李現俊 攝
據“文博山西”報道，臨汾市陶寺遺址發展中心黨支部副書記樊曉民透露，陶寺遺址博物館預計在2024年對外開放。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內容主要包括陶寺遺址博物館、陶寺遺址文物本體保護展示工程、陶寺農耕文明展示中心、環境整治工程及園區道路等。
臨汾市陶寺遺址發展中心主任蘇毅忠此前介紹，作爲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單位，臨汾市陶寺遺址發展中心將對標全國一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標準，穩步、高效推進各項建設工作，力爭2025年實現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掛牌。
陶寺遺址博物館規劃效果圖
2023年2月，主體建設完工的陶寺遺址博物館 李現俊 攝
陶寺考古遺址項目 央廣網發 李現俊 攝
除了陶寺考古遺址公園，山西還有晉陽古城考古遺址公園和蒲津渡與蒲州故城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截止目前，我國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建成55家，立項80家。
略論陶寺遺址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中的地位
文/李伯謙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鄉，是一處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大型遺址。在夏鼐、蘇秉琦兩位先生的關懷下，從1978年開始發掘以來迄未停止，至今己有近40年的歷史。
陶寺出土的圭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藏 臨汾市博物館供圖
通過張彥煌、解希恭、徐殿魁、高天麟、張岱海、高偉、樑星彭、李健民和何駑、高江濤等幾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遺址的年代、規模、內涵已基本清楚，並發現和發掘出了早、中、晚期，大、中、小不等的夯土城址、大型宮殿基址、觀象臺址、倉儲區、手工業區，出土了陶鼓、石磬、銅鈴、彩繪龍盤、玉琮、圭尺等禮儀用器，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廣泛關注，更成爲2004年啓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
在原址基礎上覆原的陶寺觀象臺 圖源：中國文化報 臨汾市陶寺遺址發展中心供圖
目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已經結束，五期即將開始。那麼，作爲探源工程重要研究對象的陶寺遺址，究竟在中華文明演進中佔有什麼樣的地位、性質如何、又是什麼人留下的遺存呢？我想，這恐怕是許多人都想知道的。
要想了解陶寺遺址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我認爲是要將陶寺遺址放在更爲廣大的時代、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從大約距今6000年前開始出現社會複雜化，大體經歷了古囯——王國——帝國三個階段。我提交2010年在臺北召開的“東亞考古學的再思——紀念張光直先生逝世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三個階段》對此已有說明和論證。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鉞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動脈影 攝
“古國”一詞爲蘇秉琦先生首先提出。1985年10月13日，蘇先生在遼寧興城所作的《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報告中說“古國指高於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他心目中的遼西古國就是紅山文化中以壇、廟、冢爲代表的凌源牛河梁遺址。類似這樣的遺存，在中原地區有黃河中游仰韶文化河南靈寶鑄鼎原西坡遺址，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遺址，在長江下游有崧澤文化的張家港東山村遺址，長江中、下游之交有類似崧澤文化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長江中游有屈家嶺文化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等。
這類遺存中，除牛河梁遺址大型冢墓中僅見裝飾類和宗教祭祀類玉器而未見象徵軍權的玉石戚、鉞之類的兵器，其他遺址或者裝飾類、宗教祭祀類和象徵軍權的兵器類玉石器伴出，或者像西坡大墓那樣僅見象徵軍權的玉鉞兵器一種，表明初期王權已經產生。
關於這類“古國”的社會形態，蘇先生未曾明言，而只說它是“高於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怎樣理解蘇先生關於“古國”的定義？我覺得它既不是原始氏族社會的部落或部落聯盟，也尚未進入社會分化對立嚴重、部族之間戰爭頻仍、個人權力凸顯的科學意義上的“國家”階段，還處於由原始氏族社會向階級、國家社會的過渡狀態，和西方學術界所謂的“酋邦”基本相當，這個階段大體處在距今5800～4500年時間段之內。
銅齒輪形器 夏 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 山西陶寺遺址出土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動脈影 攝
王國，蘇秉琦先生稱之爲“方國”，是1994年1月蘇先生爲“海峽兩岸考古學與歷史學學術交流研討會”所寫的《國家起源與民族傳統（提綱）》中首先使用的。他說我國國家起源發展階段的三部曲是：“古國、方國到帝國”。當時他舉出的方國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所謂原始長城（石城子）。這顯然是從區域角度對因個人強制性權力的膨脹而發展爲高於“古國”的政治實體的概括。我將方國稱爲王國，是想強調以軍權爲支撐的王權的主導和決定作用。
根據考古發現和研究，在長江下游，晚於崧澤文化的良渚文化率先進入了王國階段，良渚遺址發現的有三道城牆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城址、城北面高低多道防洪攔水壩、貫通城內外的水道和碼頭遺蹟、倉儲遺蹟、大型宮殿建築基址羣、祭壇、貴族大墓、數量龐大的玉石鉞和刻有神徽的琮、璧等宗教用器及刻符，無不彰顯出良渚王國的富足、強盛和高高在上的權力。
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 臨汾市博物館供圖
在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繼仰韶文化之後興起的中原龍山文化，較良渚文化略晚，也開始進入了王國階段，其最早形成的、各項條件最爲具備也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就是陶寺遺址。
前面我們已扼要提到了陶寺遺址的一系列重要發現，這在2006年出版的由解希恭主編的《襄汾陶寺遺址研究》一書和近十年來散見於《考古》、相關會議論文集及其他雜誌上有關陶寺遺址的報導和研究文章，對此都有詳細的介紹。
對照我在2010年“新密聚落考古研討會”上發言提出的關於文明形成的十條判斷標準可以看出，陶寺遺址是在聚落分化基礎上出現的特大型聚落；陶寺遺址已出現了城壕和城牆等防禦設施；陶寺遺址建造有像觀象臺這樣的大型宗教禮儀建築；陶寺遺址存在貴族與平民墓葬的分化，出現了特設的高等級貴族墓地；陶寺遺址出現了手工業內部分工和專業的手工業作坊區及集中成片的倉儲區；陶寺遺址出現了以玉鉞、玉戚爲代表的專門武器；陶寺遺址出土陶器上出現了朱書文字；陶寺遺址發現了銅鈴、銅齒輪形器等銅器；陶寺遺址發現有雙耳彩繪罐、大型Z形廚刀、玉琮、玉神面、扁腹陶罐、蛋形陶甕等來自北、西、東、南不同區域的文化因素……。總之，陶寺遺址呈現出來的完全是一個王國都城的面貌，我們說陶寺遺址是目前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最大的王國是可以成立的、有充分根據的。
彩繪雙耳罐 臨汾市博物館藏 臨汾市博物館供圖
那麼，它的主人究竟是誰，它究竟是古代那個族團留下的遺存呢？中國是史學大國，留下有豐富的歷史典籍，先秦時期的經、史、子、集，秦以後歷朝歷代官修的正史，民間修的野史，此外尚有各種方誌、私人筆記、譜諜、卜筮之書，其中不少涉及到人類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等遠古歷史問題。當然，最初只是口耳相傳的傳說，創制文字之後，纔有了文獻記載。
在其傳承過程中，難免有誤記、漏記，摻雜進去傳寫者自己的臆說和杜撰成分，致使真假難辨。但正如尹達同志在《史前研究》創刊號所寫的《衷心的願望》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國古代社會的傳說裡究竟是否全屬僞造？在這些疑說紛紜、似是而非的神話般的傳說中是否有真正的社會歷史的素地？我們能不能因此而對祖國的遠古社會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這就成爲值得我們深思的重要問題”。
“從地望上，從絕對年代上，從不同文化遺存的差異上都可以充分證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殺。”我們的任務，恰在於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其進行可信性研究，剔除其中摻雜的荒誕不經成分，與考古結合綜合分析，以判定其是否可信。面對這些浩如煙海的遺產，完全信以爲真，全盤照搬，當然不對；但一概否定，不管不問，也不是科學的態度。
玉神面 陶寺遺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山西博物院供圖
回顧中國考古學史便可知道，正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成立開始的河南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及其大批甲骨卜辭、大規模宮殿建築基址、商王陵墓和莊重典雅的青銅器羣的發現，才使原認爲是傳說的商後期歷史變成信史；正是1952年鄭州二里崗商文化的發現和1955年開始的鄭州商城的發掘研究，及推斷鄭州商城爲商湯所建亳都，纔將商代史從商後期提早到商早期。
鄭州商城性質的確定，爲往前追索夏文化找到了起點，通過幾十年發掘研究，如今以偃師二里頭遺址爲代表的二里頭文化爲夏代中晚期文化、偃師二里頭遺址爲夏都斟、新密新砦期遺存爲“后羿代夏”時期遺存、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爲夏代早期文化、登封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大城爲“禹都陽城”的認識已得到學術界廣泛的認同。在對文獻記載可信性研究基礎上，循着以文獻爲線索、以考古發現爲根據，從已知推未知的研究路線，學者們自然會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納入探索堯都的視野。
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盤
堯爲文獻中提到的五帝之一。關於堯的居地，文獻中有多種說法，“河北順平”、“山東青州”、“江蘇金湖”、“江蘇寶應”、“湖南攸縣”、“四川堯壩”、“山西平陽”，不一而足。在文獻記載中，堯主要活動在黃河中游一帶的中原地區，所謂江蘇、湖南、四川諸說均在長江流域甚或更遠，已超出堯部落可能的活動地域，是根本不可能的。餘下山東、河北、山西三說中，以山西說的文獻最多、最集中，次爲河北，最少的是山東。
從傳說堯時期的文化分佈格局看，山東屬於東夷部族的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分佈範圍，而堯部落屬於中原華夏部族系統，其文化當與中原龍山文化及其前身仰韶文化有關，因此亦可排除。河北、山西一山之隔，屬於一個大的文化系統，堯部落曾輾轉來往山西、河北兩省地域，是可能的。但聯繫到“堯都平陽”、“平陽在臨汾”的記載和前已提到的距臨汾不遠的襄汾陶寺遺址一系列重大發現，“堯居平陽”，“平陽在臨汾”，堯時的平陽就是陶寺遺址，自然便成爲學者們苦苦尋覓的堯都的首選之地。
土鼓 臨汾市博物館藏 臨汾市博物館供圖
對此我表示認同，認爲推定其爲堯都比否定其爲堯都有更充分的理由。當然，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晚出，缺乏當時的實錄，考古發現也僅是當時留下來的遺蹟、遺物很小的一部分，在其爲何人所都、哪個國族所都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對文獻需進行繼續研究，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也需持續進行。但無論如何，陶寺遺址是黃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一個科學意義上的國家——王國的都城所在地，在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中佔有重要地位，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摘選自考古學家李伯謙發表在《華夏考古》2015年04期）
（本文綜合自山西省政府辦公廳相關資料、“文博山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