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默示錄：建國神話下的苦難歷史與國族浩劫
加薩戰爭愈演愈烈，以巴衝突的歷史仇恨更需要釐清分明。 圖／美聯社、法新社
10月7日，實際控制加薩走廊（Gaza strip）的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對以色列境內發動突襲，殺害並綁架多名以色列平民，以色列也第一時間對加薩發動被視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予以還擊。數日衝突已造成以色列、加薩兩地合計逾兩千人喪生。除了在襲擊發生第一時間對加薩採取封鎖，切斷其能源、水、食物供應外，以色列國防軍也正在加薩邊境集結逾三十萬後備軍，準備從地面攻進加薩，以確保哈瑪斯不再具備還擊能力。
觀諸國際社會對此次衝突的反應，歐美各國幾乎一面倒譴責哈瑪斯恐怖主義的行徑，並支持以色列捍衛己方領土與人身安全。而周邊阿拉伯國家如約旦、埃及等也難以聲援巴勒斯坦，僅能對衝突表示關切，並呼籲雙方早日停火。僅有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公開對哈瑪斯表示支持，後者更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以行動支持」哈瑪斯。
戰雲密佈之際，以巴衝突歷史、領土問題、加薩人道危機等議題雖然再次浮現，卻弔詭地僅成爲新一輪衝突的註腳。在此次衝突中，哈瑪斯的殘暴行徑被新聞、社交媒體廣泛傳播，構成了外界關注衝突的第一印象。綿密複雜的以巴問題更易因此被模糊、忽略、簡化，實無益於理解問題的全貌與背後的種種重要脈絡。
事實上，任何對以巴衝突去脈絡化的解讀都是相當危險的。譴責暴行固然是必要的，但理解其生成脈絡對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這個區域的亂局而言同樣重要。就此而言，中文輿論對衝突的討論，更需要從近代巴勒斯坦問題根源、或是哈瑪斯治理加薩的歷史背景等角度出發，以避免過於快速讓道德情緒引領所有觀看與思考，或是簡單地將哈瑪斯等同於整個巴勒斯坦。
本文即試圖簡要梳理近代以巴領土問題、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兩條近代以巴衝突的脈絡，並在下篇文章另外談談加薩的人道治理危機，希望能從輿論中較受忽略的巴勒斯坦歷史視角切入，關注戰事的同時也回顧以巴關係的歷程，理解雙方何以走到今日。
哈瑪斯8日突襲以色列，以色列對加薩地區展開報復轟炸。 圖／路透社
▌近代以巴問題開端：猶太復國主義、殖民託管與以色列建國
巴勒斯坦人如今生活在被割裂的約旦河西岸（West Bank）、露天監獄般的加薩，或是流亡各處難民營等處境，與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一百多年來的領土爭議息息相關。「誰擁有這片土地」確實是難有定論的問題：這裡既是承載猶太民族千年離散後迴歸建國願景的「應許之地」，同時也是鄂圖曼帝國治下無數阿拉伯人世居的家園。無論如何，19、20世紀間興起、號召重建「猶太家園」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最終選擇了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作爲其重建家園的地點。
1917年，英國政府發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表明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猶太復國運動從此得到了英國的支持，猶太民族向巴勒斯坦「故土」大規模遷移的計劃也如火如荼進展。
一戰結束後，鄂圖曼帝國瓦解，巴勒斯坦作爲帝國「遺產」的一部分，於1922年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置於英國的託管統治之下。英國託管的1920、30年代間，猶太復國運動在巴勒斯坦迅速建立起頗具規模的國家雛形，包含完整的政府、經濟、教育體系，甚至軍隊，且持續壯大。與此同時，隨着越來越多的猶太移民持續涌入、購買土地，原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發現自己的生存空間被壓縮、農民被迫離開土地與世居的家園，猶太復國運動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也愈演愈烈。
二戰後，英國決定離開巴勒斯坦，結束託管。爲了解決建國在即的猶太國家與巴勒斯坦民族未來的問題，聯合國於1947年成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UNSCOP），同年通過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案，將巴勒斯坦劃分爲阿拉伯國、猶太國與聯合國管治的耶路撒冷。
然而，181號決議案的構想終究沒能落實。英國於隔年5月匆匆結束託管，以色列也於5月14日宣佈建國，隨即就爆發了第一次以阿戰爭。1949年以阿雙方媾和所劃定的停火線（即「綠線」），使得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區多達78%的土地。至此，新生的以色列在阿拉伯國家環伺中站穩腳跟，對巴勒斯坦與其他阿拉伯國家而言，以色列國實體的存在已無法被否認或在短期內被消滅。而今日談論以阿衝突時偶被提及的「綠線」中，也基本可見往後巴勒斯坦領土輪廓的雛形。
圖右：1949年劃分的綠線。圖左：巴勒斯坦運動分子正在討論以色列於西岸的佔領區域。 圖／美聯社、維基共享
1949年以色列建國，流亡至埃及的巴勒斯坦難民據估計有22.5萬人 圖／美聯社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一方的建國神話，另一方的大浩劫
以色列建國固然有其因由，但巴勒斯坦人呢？我們常常會基於認同民族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正當性，而更容易理解、同情一個國家／民族（nation）的立場。於是，巴勒斯坦人是否、何時具備自主、集體的民族意識，就顯得相當重要。巴勒斯坦歷史學者哈利迪（Rashid Khalidi）認爲在猶太復國主義出現的同時，巴勒斯坦人也漸漸形塑出具有現代意義與形式的民族意識。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英國、美國等殖民者對此點的否定或視而不見，也爲巴勒斯坦問題種下禍根。
如前所述，猶太復國運動在1948年開花結果。然而，以色列的建國神話，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卻是一場「大浩劫」（the Nakba）。建國前夕的1948年3月起，猶太復國主義的軍事組織據展開「D計劃」，對海法（Haifa）、雅法（Jaffa）等城市與周邊村落的阿拉伯居民展開攻擊、清洗。
據聯合國估計，在以色列建國初期的1947至1949年間，共有75萬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軍隊從數以百計的城鎮、村莊中驅離，成爲難民。難民問題也催生了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2021年的衝突導火線Sheikh Jarrah村莊即是該處底下的一處難民安置所。「大浩劫」的記憶成爲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中重要的成分——而不幸的是，這一集體記憶對今日面對隔離牆、屯墾區、邊境管控、以色列軍警暴力等日常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仍是鮮活的。
歷經數次以阿戰爭阿拉伯國家的失敗、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ul Nasser）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的「阿拉伯大一統」理想幻滅、阿拉伯民族主義「退潮」等歷史變遷，巴勒斯坦建國的願景愈發渺茫。
在此期間，以法塔赫（Fatah）爲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以下簡稱「巴解」）在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領導下，先後嘗試透過地下化武裝活動與外交手段解放巴勒斯坦。然而，隨着1970、80年代歷經與約旦國王交惡、撤離黎巴嫩、轉移到突尼西亞等變局，巴解在取得成爲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成爲聯合國大會觀察員等外交上突破的同時，其與巴勒斯坦人民的連結也越來越弱，漸漸脫離了巴勒斯坦本土的抗爭運動，甚至其外交手段也被視爲腐敗、懦弱。
終於，在1987年爆發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the first Intifada）中，脫胎於加薩穆斯林兄弟會的哈瑪斯（全稱爲「伊斯蘭抵抗運動」）崛起，成爲另一個代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組織。
▌下篇接續：〈哈瑪斯的崛起：巴勒斯坦路線之爭與加薩困境〉
▌下篇接續：〈哈瑪斯的崛起：巴勒斯坦路線之爭與加薩困境〉
1987年「大起義」的巴勒斯坦街頭，民衆揮舞國旗。 圖／美聯社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