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北老漢的千里騎行
相比每天腳踩在泥土裡，那是種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在往後日復一日的田間勞作中，他也會再擡頭望向天空，但多半是在觀察雨水什麼時候到來。
文丨新京報記者叢之翔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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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歲這年，西北老漢陳有銀出了趟這輩子最遠的門。在剛過去的“史上最熱夏天”，他一個人，騎着一輛談不上輕便的單車，僅靠路牌和問路，一個月走了1000公里，從西安到達武漢。
在此之前，他是個老實本分的農民，打理着兩畝旱地，拉扯大一雙兒女。大多數時候，他關心的都是天氣、莊稼，還有漏了10年雨的老房子。在村口牆根邊或者樹蔭下諞閒談的老人堆裡，他沒什麼起眼的地方。某種程度上，他的生活就像村外一成不變的黃土嶺，單調、重複，“一句話就能講完。”
唯一值得說道的，是他曾在河南開封當過5年空降兵——這已經是家人、鄰居知道的，關於這件事的全部。那是50多年前的老黃曆了，沒人記得，也沒人在意更多細節。
同樣沒人留意的是，在8月8日的炎熱午後，陳有銀爲老伴兒和孫子做好飯，像往常一樣出門溜達。他路過熟悉的院牆、結滿果的柿子樹，直到村口那間修車鋪，再往前就要出村子，上國道。但他沒有停下，腳下的頻率反而更快了。
在家人和村民的小憩時分，陳有銀悄無聲息地開始了自己一生中最遠的一次出行。最初的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開封，只有他自己知道。
陳有銀在家裡做飯。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出發
陳有銀的第一站是60公里外的灞源鎮。大約二十年前，兒子帶他去灞源看親家，鎮上的人說，附近有條公路通往河南。他記下了，“回開封看看”從一種縹緲的想法，第一次變得真切起來。
但那時他哪兒也去不了，老伴兒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身邊離不開人。再往後，孫女孫子相繼出生，兒子兒媳進城打工，他的生活被照看一老兩小填滿。
這幾年，家裡光景漸漸好起來。老伴能拄着柺杖走路，精神也逐漸恢復了正常。孫女上了大學，孫子讀高中，他才卸下擔子。
終於可以出發了。他騎出村子，沒有智能手機，靠着二十年前的記憶一路向東。中午，太陽持續烘烤着乾燥的黃土地，公路兩側的樹木都被曬得耷拉下枝條，知了拼命地叫着。身旁來往的渣土車軋過馬路，隆隆作響。當天最高氣溫超過35℃，但陳有銀說他感受不到炎熱，即使沒有一絲微風，也覺得暢快。
“心情激動得很。”回想起當天的情形，他咧嘴笑起來，又隨即收回。對他來說，這種感覺是奢侈的，他總是強調自己的農民身份，認可只有本分、勤勞纔是美德。
事實確實如此，至少在西安藍田侯家鋪村，村民都知道，“陳有銀閒不住。”
與大多數上了年紀的西北莊稼漢一樣，陳有銀個頭不算高，四肢精瘦，短髮茬貼着頭皮，背有點佝僂。每天五六點鐘，月亮還掛在天上時，他就已經把被子疊好，在院子裡洗臉了。
從村口一路向北，步行十多分鐘，就是一片望不到頭的黃土坡，村民管這裡叫“嶺”，上面是耕地。
八月正是農閒時節，六月收下的麥子已曬好入甕，麥種要等十月才撒下地。但陳有銀洗漱完，就扛着鎬上嶺去，把地裡結塊的土挨個敲碎，爲播種做準備。
即使在老伴兒病重的幾年，他也沒撂下那幾畝旱地。有時，兒子陳東毅覺得父親就像一頭“埋頭幹活的老牛”，他難以理解，如今犁地、收割、播種這些活兒機器都能幹，父親還要自己上手。
誰都沒想到，一個如此本分的農民，會在76歲的年紀突然騎車遠行。不過在老人的講述裡，這場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決定，只是一場輕描淡寫的“說走就走”。
通往灞源鎮的路上，單車軋過碎石子，車筐跟着輕微抖動，裡面裝着他的全部“行李”——一個塑料袋，一部老年手機、一本上了年頭的電話簿、兩件短袖、一條毛巾，以及一件軍用雨披。 除此之外，他兜裡還揣着1400元現金。
這些都出賣着他這次出行的決心： 錢是逢年過節親戚給的，他一直偷偷攢着，藏在北屋的木箱裡——家裡的錢歸老伴兒管，這幾乎是他的“全部積蓄”； 老年手機的電池被他在出發的前一刻摳掉，“兒女知道了肯定不讓我去”； 電話簿裡記着老伴兒的身份證號、戰友的電話等最重要的信息； 那件軍用雨披，他之前從沒穿過，那是他退伍後留存至今的唯一一件軍用品，“平時不捨得淋。 ”
還有這輛“體型”小一些的單車。家裡有輛“二八大槓”，但他老了，蹬着費力，他篤定了這次一定要騎到目的地。
輪胎越轉越快。按照陳有銀的計劃，他要在天黑前趕到灞源鎮。
出了村子，穿過一個工業園和一條步行街，他一路下坡，來到灞河邊。老伴兒病情好轉後，兩人常到河邊散步。他喜歡讀路邊工廠的名字，總是感嘆：“現在私人開的廠都這麼大了，叫有限公司，無限公司是什麼樣的？”
沿着灞河再往東，眼前的景色就開始變得陌生。這是他第二次，踏上一段只屬於自己的路。
年輕時的陳有銀和愛人。受訪者供圖
部隊
好久沒這麼旱過了。
八月初，西安藍田阿氏村村民張紅年地裡的60棵櫻桃樹陸續乾死。每天，他都到地裡砍掉些樹幹，用拖拉機運走賣掉。
空閒時，他會打開智能手機，在戰友羣裡聊天。1970年11月，他坐上拉牲口的悶罐車，在草蓆上湊合一夜，到達河南開封，成爲一名空軍空降兵。
同去的還有附近村一個長相精神的小夥。後來，兩人被分到不同的連隊。張紅年經常聽說這個老鄉訓練認真，內務整齊。小夥的名字叫陳有銀。
因爲相隔不到5公里，退伍後兩人經常聯絡，他們總在一起回憶當兵時的經歷。
陳有銀妻子患病後，兩人聯絡得少了。每次去老戰友家裡，張紅年總見他燒水、掃地、做飯，沒停地幹活兒。
近些年，戰友們聚過幾次，桌上的主題永遠是懷念部隊生活。陳有銀幾乎每次都去，他把聚會的合影和退伍證放在一個塑料袋裡，跟存摺一起保管。
陳有銀最愛講高空跳傘。飛機爬升到八百多米，機艙門打開，強風撲面。下墜時，他被吹得睜不開眼，他喜歡傘包打開前的下落過程，身體充分張開，失重感佔據大腦，“什麼都不想了。”
相比每天腳踩在泥土裡，那是種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在往後日復一日的田間勞作中，他也會再擡頭望向天空，但多半是在觀察雨水什麼時候到來。
陳有銀從父親那裡繼承來了農民的身份，也繼承了農民的命運。他的生活被黃土包圍，當兵是人生中難得的亮色。
“家裡的事、地裡的事非常繁多。”在農村，不澆水莊稼就不發芽，草不鋤莊稼就長得慢，房子不修就會漏水。
“當兵，總是和當農民不一樣。”他總結。
談起村子和家庭時，他總是低頭看向別處。有時摳摳褲子上的泥點，有時摩挲着茶杯，抱歉地笑笑，“就是農村那些事唄。”
可一提起部隊，他有說不完的話。發射炮彈的步驟，炮身角度與射程的關係，支撐的土坑該挖多大……他的眼睛亮起來，流利地說起普通話，原先不知道放哪裡纔好的雙手快速比畫着。
這些年，他接到過不少戰友的來電，談起回開封看部隊的經歷。有的戰友自駕去，有的坐孩子的車，還有的坐火車、高鐵。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陳有銀就會聽戰友說起開封的變化。
他也終於上路了，用自己的方式。
一下午的騎行，陳有銀趕在天黑前到了灞源鎮。找地方休息時，他從路人口中得知，去河南的公路在九間房附近。來的路上，他見過這個名字，儘管腿腳已經發酸，但他想要儘快趕到目的地，來不及睡下，陳有銀就要原路折返。
天徹底黑下來，山裡無風，除了車輪摩擦地面的噪音，陳有銀聽不到別的聲響。山和山之間就“一拃寬”，中間灑滿了星星。空氣不再是白天那般燥熱，他弓着背，推着車緩緩上坡。
嘟嚕嚕的引擎聲打破了寂靜。一輛摩托迎面駛過、遠去，聲音漸漸小了，又漸漸大起來——它調頭了。
陳有銀警覺起來。摩托車的燈光越來越亮，他放緩腳步，對方也慢下來。陳有銀站定，摩托也停在他身旁。
“同志，我看到你往前面走，怎麼調頭又跟在我後邊？”
“我想給你照亮。”聲音從頭盔下傳來，然後遞出一瓶水。
是個女同志，陳有銀聽出。他連忙道謝，讓對方繼續趕路。
兩個陌生人藉着車燈，站在空無一人的山路上完成一場最簡單的對話，甚至沒有道別。女同志騎車離開，他繼續推車前行。
不一會兒，紅藍閃爍的燈光從身後打來，是一輛警車。應該是剛纔那位女同志叫來的，看他神志清楚，確認安全後，警察才離開。
事後回想起來，他感嘆自己遇到了一個好人。遺憾的是，他沒有看到對方的樣子，但對她聲音的記憶更深刻了，那總能讓他想到善意。
不知走了多久，陳有銀終於到了九間房。街邊的商鋪都關門了，他把雨衣鋪在商店的屋檐下，脫下涼鞋疊起來，壓在下面當枕頭，躺下就睡着了。
陳有銀（第二排右一）和戰友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騎行
父親失聯後的幾天，陳東毅和姐姐急得合不攏眼。
平時，父親很少和他們說心裡話，他要強，遇事不願意求人，自己硬扛。
爲了省幾塊錢的公交費，父親騎自行車來回40多公里給母親開藥。母親在西安住院，他去看望，自己塞口饃墊墊，給母親在食堂買雞腿。
還有一次，父親的錢包在醫院丟了。那時，姐弟倆都在西安上班，父親不想麻煩他們，一聲沒吭，自己走回了家。
他們覺得，父親不會尋短見。這些年，家裡狀況比之前有了很大好轉，父親也輕鬆了不少。
兩人四處打聽，最後在監控錄像裡發現了一閃而過的父親，他的身影消失在藍田縣的邊緣。事後回想起來，陳東毅記得，一個遠房表哥曾提到，多年前父親說過，想回當兵的地方看看。
騎車去500公里外的開封？他難以置信。父親一輩子只出過兩次遠門，一次是坐火車去當兵，一次是自己開車帶他去甘肅看三伯。
陳有銀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侯家鋪村度過。從很多方面看，他都算是個稱職的農民。可在村民眼裡，他又有些不同——他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喜歡帶領短袖，每次都要把釦子繫到頂，村民說他“不像個農民。”
村裡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陳有銀不愛說家長裡短，愛聊戰爭、歷史，還有進出口貿易。
前些年，兒子給家裡添了臺電視，陳有銀不愛看連續劇，反倒對各種紀錄片感興趣，《動物世界》《海洋》……
他喜歡更廣闊的世界，更想要自由。這次去開封，他也考慮過坐火車，但那樣就只能坐在車廂裡，透過玻璃看外面，到站才停，“不自在。”他選擇騎自行車去，不管有多遠，“想到哪到哪，想停下停下。”
只是沒有導航，往哪走成了問題。大部分時間，陳有銀的解決方案都是看路牌，上次走錯路後，他開始問人。
“同志，開封怎麼走？”在陝西，不少人會直接給他指方向。
進入河南後，被問到的人大多會先愣住，然後好奇一個西北口音的老頭，騎着輛款式少見的自行車，怎麼會出現在外省的鄉道上。
回答多了，陳有銀就在問路前加上一段自我介紹。人們聽完，都會豎起大拇指，“太厲害了”“佩服”。
從九間房北上進入渭南，再一路向東，陳有銀又騎了兩天，終於出了潼關。
逐漸地，山路漸漸多起來。大路車多，他喜歡走鄉道。無人機掠過田地，灑下霧狀的藥劑，路兩側堆着成垛的苞谷。穿過豫西山區，綠色越來越多，梧桐樹、蘋果樹、葡萄藤，還有不少第一次見的、叫不上名的植物。
在家時，黃色是主色調。路旁總是焦黃的土臺，乾燥的崖壁上鑿出幾個窯洞，鑲着暗黃的木門窗。風一吹，細細的黃土就從地裡揚起。
車筐裡的東西也漸漸多了。他撿來三個塑料瓶，到加油站接水喝。又撿來一件西服外套，晚上睡覺時蓋着。塑料袋裡多了一包“水紙”，被他小心翼翼地拿汗衫裹了起來。
那是一個開轎車的年輕人送的。那天中午，聽完陳有銀的自我介紹，年輕人先遞來水，陳有銀擺擺手，指了指車筐裡裝滿水的塑料瓶。
年輕人又拿出一包紙抽：收下吧，老人家，熱了擦擦汗。陳有銀沒再拒絕。
後來，陳有銀髮現包裝裡的紙竟是溼的，也不粘手，擦過後皮膚冰涼涼的。陳有銀管它叫“水紙”，用過一張後，他擔心水紙被太陽烤乾，就珍藏起來。之後再沒用過，他想帶回家給孩子看看。
有時，他也不是一個人獨行。騎摩托車、電動車的與他同行幾十米後，就會加速開走。而那些“輪兒有半人高，要趴着騎”的公路自行車會和他同行較長一段路。
年輕的騎行者們佩服他的勇氣，一次次給他遞水，但都被陳有銀禮貌地拒絕。遇到上坡時，他們便不得不分開了。陳有銀下來推車，騎行者們站起身發力，衝上坡頂。
騎着他這輛實心胎的單車，沿着黃河向東，陳有銀到達了三門峽。再往前，他也不記得那些地名了，直到有天他在路旁看到一座比兩層樓還高的雕像。
“劉秀（東漢開國皇帝）。”陳有銀想起來，他二十歲出頭在地裡幹活時，老人總講“劉秀走南陽”的故事。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到了洛陽，東漢的首都。
陳有銀站在雕像石碑前，把上面的字挨個讀出聲。他本想和劉秀雕像合影，但不會用手機拍照。沒時間感嘆，他又上路了。
不經意間，就又走了段彎路。前一天，他騎到一片苞谷地，上面堆着剛收的苞谷，他在旁邊湊合了一夜。次日傍晚，騎了一天，他又回到那塊地旁，那堆苞谷都沒挪地兒。
“這是咋回事呢。”他笑出了聲。就當和這堆苞谷有緣分吧，那天夜裡，他躺在前一晚睡過的地方，身邊的馬路上重卡駛過，地面跟着震顫，引擎聲灌進耳朵。這些都無法阻止睏意，就着新收苞谷的香味，他很快睡着了。
再往前，一些熟悉的地名出現了。登封煤礦、青龍山、二七紀念塔……當兵時，每年連隊都會前往豫西拉練。這些地方，他要麼聽過，要麼去過。
一路向東，終於到了開封。
陳有銀家的旱地。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心願
要回部隊了。陳有銀先花了十多塊錢，找到一個理髮攤剪了一次頭，颳了一次臉。又花了20元左右，進了次澡堂，換上乾淨的衣褲。這30多塊錢，是他一路上最多的兩次單筆開支。
一切完畢後，他憑着記憶，騎向部隊駐地。
門口的哨兵攔住他，這是營房，不能進。
“我在這裡當過5年兵，當時用的是85加農炮……”他一股腦地向哨兵講了十多分鐘當年的訓練細節。
哨兵向上級彙報後，一名軍官將他帶了進去。軍裝、營房、操場，一切都變了。50多年過去，連隊裡早就沒有他認識的人。那位軍官穿着迷彩制服，不再是當年的綠上衣和藍褲子。
大部隊外出訓練了，營區空蕩蕩。來到訓練場，陳有銀只能認出一件訓練器械——大回環旋轉滾輪，戰士架在上面轉圈，訓練抗眩暈能力，“防止跳傘時翻跟頭。”
軍官帶他去看武器模型，裡面有新式步槍，他叫不出型號。他想試試打靶，可又怕給別人添麻煩，臨走也沒好意思說。
“你鞋子壞了。”軍官低頭看着他的腳，他這才發現，涼鞋已經張開口子，鞋底快要脫落了。軍官帶他到辦公室，送給他一雙作訓鞋。
鞋子跟當年的大不一樣了。底子厚了、軟了，鞋面不再是純綠色，變成迷彩。他想誇鞋子好，但還是沒說出口。
見天色已晚，他獲准在軍營住上一晚。見到廁所、浴室都裝修得跟家裡一樣，宿舍裡的架子牀從木頭變成金屬的，他心裡很滿意。
這是他一路上唯一一次在室內過夜，晚上的軍營安靜極了，陳有銀撫摸着軍被，跟50多年前的感覺一樣，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很快睡着。
離開開封前，他去鐵塔公園、大相國寺轉了轉。當兵時，週末外出他最愛去這兩處地方，還和戰友在附近合過影，可惜都找不到了。
退伍證上的單人半身照變得尤爲寶貴，但兒子小時候和他賭氣，給撕掉了。當時，看着退伍證上空白的照片欄，他喃喃道：“從今往後，世上就沒我這個人了。”
他到了鄭州，去看了二七紀念塔。當兵時他總聽戰友提起，但從沒去過。在附近吃過午飯後，他聽到有人說，這兒離武漢不遠，順着一條路走就能到。
記憶又被勾起。入伍時，他誤以爲自己要去武漢當兵。後來部隊從武漢派來一位傘訓員，他總會講起這座城市。湖北籍的連長黃火生也會頻頻提起武漢，“輪船劃過江面”“有座長江大橋”。
五十多年過去，黃火生依舊記得和戰士講起長江大橋的場景。那是一個秋日的下午，訓練結束後，他和三五個戰士圍坐一團，講起各自家鄉的風物。他是湖北荊州人，去過武漢，被當時剛通車十多年的“萬里長江第一橋”震撼。
“長江大橋有兩層，上層是公路，人和汽車走。下層是鐵路，通火車。橋下是江，有船。”
他講完，陳有銀立刻說，連長，以後我要去看看。黃火生笑，“好，我跟你一起！”
黃火生轉業後，留在了開封。他一直記得陳有銀，“踏實，有毅力，還有些倔強。”爲了提高訓練成績，經常偷偷加練。
如今，他無法陪同了。因爲嚴重的高血壓，黃火生甚至無法長時間講話。
在鄭州，陳有銀又要做選擇。去開封的心願已了，向西可以回家——幾口人的飯誰來做？那兩畝旱田播種了嗎？向南可以去武漢，他想去看看連長口中的長江大橋。
“好不容易出來，再沒這樣的機會了。”他咬咬牙，把自行車車頭調轉朝南。
陳有銀一直將退伍帶回的軍用雨披收藏在北屋的甕中 。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抵達
在侯家鋪村，陳有銀已經失聯十多天，但他的老夥計侯順反倒不急了。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勸陳家人：“如果真出事，人早該找到了。”
侯順和陳有銀從小玩到老。他覺得，陳有銀肯定是出去散心了。“這人遇見事不言喘，但我能感覺到，他憋好久了。”
村裡人也這麼說。在他們眼中，陳有銀是個“勤苦人”， 優點是“勤快”，缺點是“太勤了”。大家叫他“銀”“銀叔”“銀伯”。誰家有紅白事，他搶着去幫忙，“人好得太太”（西北方言，意爲“人不能再好了”，記者注）。
事實上，陳有銀原本有機會進入另一種人生。三哥也是當兵的，退伍後在當地分配了工作。前些年，村裡時興組裝茶几賣到外地，老伴兒離不開人，他沒法幹。村旁的工業園建成後大量招工，因爲年齡太大，沒工廠敢要他了。
“農民也有農民的好，沒人管你。”陳有銀說。家困住了他，也是他最大的牽掛。
從鄭州出發後，看到路上有穿校服的小孩上學，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離家已經很長時間了。他馬上想到，孫子孫女要開學，白天老伴又沒人照顧了。
他加快了蹬腳踏的頻率。換上新的鞋子後，陳有銀騎車更輕鬆了。他一路南下，天氣越來越熱，路邊的水塘越來越多，上面開滿了荷花。
熱得不行時，他買過幾塊西瓜和幾顆蘋果，還有一瓶可樂，他沒捨得一口氣喝掉，分兩天喝完。
他儘量保持乾淨。遇到加油站，用洗手液洗頭，趕山路時，蘸着山泉水擦身子。
路上也出過一些狀況。有次騎車時他突然失去平衡，側翻在地上，膝蓋附近磕出一塊指甲蓋大的傷口，周圍腫起來了。他的十個腳趾都磨出了厚厚的繭子，有一次脫襪子時，襪線被腳拇指鉤住，趾甲劈了，他掰掉一部分。
這些都沒阻止他繼續騎行。從鄭州一路向南，經過許昌、漯河、駐馬店和信陽。一天傍晚，陳有銀見到一座橋對面的路牌上寫着“武漢”。次日，天剛矇矇亮，他就從車筐裡拿出前天剛洗淨的汗衫換上，釦子繫到最上面那顆，領子翻好。收起雨衣，騎車進城。
陳有銀騎着那輛已經破舊不堪的單車，在林立的高樓中穿行。他注意到一輛叫“小蘿蔔頭快跑”的“無人車”，這讓他想起小蘿蔔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故事。
他問一名清潔工，長江大橋怎麼走。對方告訴他，武漢有十幾座長江大橋，指給他比較近的一座。
陳有銀朝着清潔工指的方向騎過去，直到一座巨大的橋出現在眼前。白色的索塔直衝天際，橋索向兩側延伸，勾勒出三角形的輪廓。橋面上，汽車來來往往。他眺望江面，橋下有船慢慢駛過。
站定許久，他才騎車離開。長江大橋也看了，該回家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就走。
他在一條涼椅上睡下，直到被路過的灑水車滋醒 。天還沒亮，他推車往前走，街上沒什麼人，看路牌也不再奏效，他迷路了。沒辦法，他走進了旁邊的派出所。
“同志，西安怎麼走？”
見他鬍子拉碴，面色焦黃，褲子上沾滿了灰，民警以爲他是流浪漢。要給救助站打電話，幫他買火車票回家。
“我自己能騎回去。”陳有銀拒絕。
這些天，陳家姐弟已經幾近絕望。他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沒有父親的消息。9月8日凌晨，陳東毅接到民警電話，父親在武漢，人沒事兒。他和親戚輪流開車，連夜趕到武漢。8日早上，他們見到了父親。
父親黑了，瘦了，臉上掛滿灰白的鬍鬚。除了上身的帶領短袖勉強算乾淨，褲子已經從黑色變得灰撲撲，微微發硬，“像個乞丐。”
“爸。”陳東毅哭出聲。
“我沒事兒，沒事兒。”陳有銀笑笑，身旁那輛單車上，還掛着三個塑料瓶和一袋饅頭。
陳有銀被接回西安後，先在女兒家住了5天。此時，疲憊感慢慢顯現，他每天睡到8點多起牀，中午也要眯一覺，飯量大增。
騎行將近一個月，他的身體發生了不少變化。他瘦了，腰緊了兩個皮帶扣，頭、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膚黑得發亮。
隨身攜帶的電話本上，記錄過一次他的身體狀態：8月16號早起牀後感到左手五個指頭尖有麻感，左腿有麻感。
回村後，他成了名人。戰友、親戚和村民都來看他，還有源源不斷的媒體。他打電話告訴黃火生，自己騎車去看了長江大橋。“你小子真厲害。”黃火生說。
他不想多提這次旅程。因爲每次提起，他都會愧疚：他給家裡添麻煩了。爲了找他，兒女一個月都沒工作，老伴也急得整天睡不着覺。
這些天，來家裡的人漸漸少了，他恢復了往日的生活。
9月29日，旱了近兩月的西安，終於下了場大雨。雨滴噼裡啪啦地砸在房頂的瓦片上。“下得好。把地澆透，十一就能下麥子了。”陳有銀唸叨着。
他的牀頭桌上多了一張照片，別人送他的長江大橋夜景。他偶爾會拿起那張照片，皺起眉頭想一會兒，接着咧開嘴笑笑。
“不會忘的，臨死前都不會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