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璽拋開偶包接演腦麻青年 陸媒譽「開年最細膩的電影」

易烊千璽拋開偶像包袱接演腦麻青年，劇中祖孫、母子真情互動，陸媒譽《小小的我》是「開年最細膩的電影」。（新週刊）

據《新週刊》報導，電影《小小的我》2024年12月27日公映。據燈塔專業版數據，截至1月3日，《小小的我》票房突破5億元（人民幣，下同）。監製尹露、導演楊荔鈉、編劇遊曉穎，還有主演易烊千璽、林曉傑、蔣勤勤、周雨彤等，直面腦性麻痹患者及其家庭，爲觀衆講述了一個關於和解、蛻變與新生的故事。故事裡摻雜了苦水與淚水，又在人生無數的眼淚背後，透出笑與樂。

一、「抱一抱嘛！」

故事是由無數灑淚、一個擁抱、一個大跳串聯起來的。

在那個平淡無奇的暑假，20歲的劉春和，苦苦等待着他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同時在找一份兼職。他面臨着和其他普通男孩相似的困惑——以後從事什麼職業、去什麼城市生活、成爲什麼樣的人。唯一略有不同的是，劉春和是一個腦性麻痹患者。

在另一條故事線裡，外婆陳素羣正在如火如荼地籌備着自己所在的老年合唱團的一次演出。偶然的機會，起初連鼓槌都拿不穩的春和，成爲這個老年合唱團的鼓手。循着平行的兩條線索，編劇遊曉穎展開了迴環往復的細膩編織，導演楊荔鈉用卓越的敘事品味和溫暖的人文視野開拓這個獨特的邊緣世界。

本片在不久前獲得第3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觀衆獎」。

這個關於和解、蛻變與新生的故事，摻雜了苦水與淚水，又在人生無數的淚背後，透出笑與樂。採訪過程中，幾位女性主創多次提及自己在拍攝現場落淚。

令外婆意外、不受控的那滴淚，滴在春和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之時。

夢想着成爲一名老師的春和，因肢體障礙屢次遭拒，他找到了一份咖啡館的兼職工作。「你能站多久，走多遠？」這是他的第一個面試問題。在幾乎坐滿人的咖啡廳裡，春和麪對所有顧客，背誦了一遍《報菜名》。「我是個記性很好的普通人」，他想向店長證明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

不放心的外婆默默跟隨春和，她看到了這一幕，眼眶瞬間溼潤。「普通年輕人現在面臨的就業競爭很大，想做到一件事、找一份工作就已經很難了。春和作爲一個殘疾人，之前已經碰壁很多次了，這件事對他來說太艱難了。所以，你給他一線希望，他就會努力地去做，他想證明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我雖然是體殘，但我的腦子是正常的』。」採訪中，扮演外婆的林曉傑回憶起這個細節，不禁哽咽。

「有了工資，你可以買自己喜歡的衣服，換自己的手機，上自己喜歡的大學。」得知孫子被聘用後，外婆放下手中的豆花，興高采烈地拍打着春和。春和卻說：「不對，外婆，不只是錢，我有工作，是尊嚴。」

拍攝當天，所有人都希望這場戲是笑着的、高興的，一開始大家還討論，要不要加一個祖孫間的擁抱，又覺得「太平常了、有點俗」。最後的那個哭和擁抱，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包括扮演春和的易烊千璽和林曉傑。

「我們拍了兩條，第一條，我們吃着豆花，把豆花全噴出來了，沒法用了。本來是笑着的，最後我們演着演着，（情感）走到那一步，不擁抱是不行了。」春和側過身，向外婆伸出手，「抱一抱嘛」。

春和或許也在無數個夜晚獨自撫慰自己的靈魂。

從春和8個月大開始，外婆就陪伴在春和的身邊，她一直鼓勵和支持着春和去做他想做的事、去追求他的夢想。外婆是擋在春和麪前的一堵牆，給予他無窮能量和向前走的勇氣。

電影的最後，春和學會了開車，收到了夢想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準備踏上新旅程。他開車帶着外婆來到郊外的湖邊，跟外婆說，等他上了大學，他想請外婆到學校食堂吃一頓飯，之後，「買張車票去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耍一耍，以後的路，你就讓我自己走嘛，好不好？」外婆笑着解下絲巾，一行清淚從眼角滑下。

片尾曲《乾杯，朋友》響起，祖孫倆在草地上緩緩往前走，外婆突然來了一個跳躍的舞姿，像大秧歌似的。那一刻，外婆是輕鬆、幸福、不羈的，林曉傑也從電影場景中抽離，瞬間煥發耀眼光芒。

那一下跳躍，跳進了監製尹露的心裡。在拍攝現場看到這一幕，她的眼淚立刻被逼出來。「我們到了這個年紀，可能看到這樣的東西就會流淚。我們知道這個樂觀的背後是什麼。有一種樂，是你經歷了人生很多的苦，最後仍然願意笑出來。我覺得那個是最動人的，我們的人生其實都在經歷這些瞬間。」

二、「想讓他們站在陽光下」

《小小的我》最珍貴的地方在於，它讓觀衆看到了腦性麻痹患者及其家庭真實又普通的日常生活。

遊曉穎一直想寫一個關於弱勢羣體的故事。當媽媽所在的老年合唱團的一位阿姨和她患有唐氏症的孫子出現在她面前時，她感受到了這個人羣背後的可看性。「這一對祖孫的關係是可看的、有趣的，」確定這一點之後，她決定從這個小切口入手，表達電影主題。經過大量的前期調研、深入接觸，她逐漸瞭解這個家庭的一些真實的、日復一日的生活細節。由此，她更加確認，要將祖孫關係作爲電影的主線。

尹露此前跟遊曉穎合作過兩部作品——《我的姐姐》《祝你幸福！》。關注普通人跟這個時代的關係、跟這個時代的人的關係，一直是兩人共同的興趣點和做電影的初衷。「曉穎跟我講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就是想看到這樣的畫面，我想看到他們的樣子，想帶給觀衆看，想讓他們站在陽光下。」尹露說。

楊荔鈉是尹露的多年好友，兩人曾合作《媽媽！》。「關注社會弱勢羣體，本來就是大家的責任。我們可以憑藉自己所掌握的技能，盡一點綿薄之力，做一部屬於他們的電影。」楊荔鈉爽快地接下這個項目。

尹露覺得，一部電影應該具有文化性、藝術性和社會性。

講述殘障人士故事的影視劇，通常從外部視角進入，但《小小的我》是從內化開始的。近130分鐘的電影，鋪滿了瑣碎生活的細節，卻不顯得冗長。主人翁劉春和既是一名腦性麻痹患者，也是一名20歲的普通男性，身處這個對他來說不一樣的世界，他用自己不受控的身體，不停探索、觸碰生活的邊界。

主創團隊拒絕刻意煽情，也不希望把病症奇觀化、特殊化，腦性麻痹患者的特殊經歷被融入日常生活中去表現。比如，如何用痙攣的手握筆、寫詩、打鼓、牽手；如何拖着扭曲的雙腿爬樓梯、穿行馬路；還有外人對待劉春和的態度，即便不是出於惡意，也自然而然地使得他的存在與衆不同。

簡單的爬樓梯，對春和來說也異常困難。

創作劇本時，遊曉穎着重強化的是劉春和的普通性、平常性，他跟其他人在那個暑假可能面臨的困境是一樣的。「男孩子會經歷什麼，他都會去經歷。他會經歷青春期的悸動，也會經歷青春期的失敗，這個失敗不以他的意志爲轉移，可能是每一個人都會經歷的。」

「從這個創作初衷出發，我們要用一個什麼樣的視角，攝影機要怎麼去跟隨他的生活和他的世界……我們希望讓外界、讓觀衆看到這羣人的靈魂。他們的靈魂非常值得被看到。我們不光要看到他們殘障的外表，還要看到他們的內心，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的日常、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尹露說。

三、只有易烊千璽與劉春和知道的事

最大的變數是劉春和。作爲電影的主視角人物，易烊千璽的演繹，對於影片整體質感起着壓艙石般的作用。腦性麻痹患者的身體狀況、表情、姿態、肌肉和神經抖動的程度都不同於常人，用一種非常規的表演狀態進入日常生活，對於演員是極大的挑戰。

爲了找到人物狀態，易烊千璽有一間獨屬於他和劉春和的房間，其他人都沒有進去過。在易烊千璽後來接受採訪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得知，在那個房間裡，他參考了各種各樣的資料，支着手機，對着鏡子，一遍一遍地找角色狀態。

楊荔鈉覺得，春和這個人物的一切，就是在那間小屋誕生的，誕生過程只有春和與易烊千璽兩個人知道，「當他從那個屋裡走出來的時候，我們纔看到春和的樣子，從頭到腳，從樣貌到內在，第一時間展現給我們的就是他今天的樣子。」

除了身體，易烊千璽也改變了自己的聲音。

尹露跟易烊千璽在《送你一朵小紅花》中合作過。再次合作，尹露覺得，他還是自己認識的那個易烊千璽。「他是一個很內斂的人。他爲角色付出了多少，他自己知道，但很少對外說。」她們曾問易烊千璽要一些他塑造角色的視頻或文字記錄，他沒給，「因爲他不太願意過多地說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定爲劉春和的誕生付出了非常多艱辛的準備。楊荔鈉跟易烊千璽討論如何塑造劉春和這個人物時，討論了兩點：第一，春和的眼神要萌一點；第二，要多笑。

這是主創團隊在前期做調研、採訪時的感受。「作爲腦性麻痹患者的小孩，但凡出來跟人交流，都很愛笑。他們看向周圍時，不像我們有那麼凌厲的眼神，他們甚至帶有一點點本能的討好，希望釋放善意，被周圍人接納。」易烊千璽問導演：「我可以演得像小白兔一樣嗎？」

有一次，楊荔鈉向易烊千璽推薦了賈科梅蒂。這個存在主義雕塑家、藝術家的雕塑作品，造型細長、瘦弱，飽含孤獨與傷痛。後來，易烊千璽說，他拍了一張賈科梅蒂作品的照片，將其擺在自己的牀頭。那一瞬間，楊荔鈉就知道，他爲這個人物所做的功課，遠遠超出她的想象。

當易烊千璽以劉春和的身份站在尹露面前時，她感到了震撼。「光走那幾步路，他要維持那個狀態，他要跟劉春和同頻。我們無法想象劉春和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但是當他站在我們面前，我們所有人還是很震撼，覺得太厲害了。」

四、愛、遺憾和對不起

外婆陳素羣和母親陳露，是劉春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推動着這葉孤舟緩緩向前漂流。林曉傑、蔣勤勤的演繹，如同千斤頂，呈現了這個家庭的內部視角，承托起整個故事結構。

電影中，陳素羣21歲就生下女兒陳露，坐月子時被老公拋棄。她把女兒託付給自己的母親，一個人去西藏賺奶粉錢，一走就是十幾年。等她回來，母女倆已經錯過了最應該彼此瞭解的時期，只留下怨懟和虧欠，難以紓解。外婆脖子上那道傷疤，是她被搶劫時留下的。當年面對劫匪，她能勇敢地說出「這是我女兒的奶粉錢，不能給你」；但當她老了，回到女兒身邊，卻死也不願讓女兒知道這道傷疤的由來。

「陳素羣爲女兒付出了很多，跟女兒的關係反而疏遠了；陳露拼命想把兒子留在身邊，但這樣的控制反倒把兒子推遠了。這其實就是她們各自的一個命題。春和更像她們之間的一個潤滑劑，外婆因爲對女兒的虧欠，把愛加倍地還給了外孫。」遊曉穎說。

愛是常覺虧欠。

蔣勤勤從小也是被外婆帶大的，「好像外婆都有這樣的宿命」。跟陳露不同的是，小時候，她母親每週都會去看她。她覺得，母親對自己的關愛並沒有變少，她的經歷跟陳露的經歷截然相反。

蔣勤勤看完劇本，非常喜歡。「雖然《小小的我》是一個祖孫之間的情感故事，但是其中又開闢了另一個媽媽的視角，講述病患背後的家屬是怎樣生活的，她們如何在這個困境裡掙扎地生存下去，」蔣勤勤覺得這個視角非常新穎，雖然母親這個人物的篇幅不多，但是很有「演頭」，很有力量，很深刻。

兩位演員分別用自己的方式進入角色。林曉傑的壓力首先來自語言，她從來沒有接觸過四川話，這次爲了演好外婆，開始一字一句地練習四川話臺詞。拍攝期間，她的腰疾復發，不能久坐，拍攝現場永遠有一張牀。一開機，她在鏡頭前興高采烈地跳舞、張羅這張羅那；一停機，她立馬躺到牀上。

對於蔣勤勤來說，難的是「進入」。因爲電影沒有那麼大篇幅講述母親的前情，她必須一進入就帶着陳露所遭受的一切痛苦、磨難、困境、重壓，第一時間準確、迅速地傳達。這是一個爲愛受累、辛苦疲憊、矛盾焦慮的母親，讓觀衆捕捉到這些信息，是她需要做的功課。

陳露想跟母親親近，但因爲母愛常年的缺失，對母親又有積怨。「這種創傷好像是沒辦法消解掉的，最起碼是現階段沒辦法消解掉的。」在拍攝現場，蔣勤勤一直用「外婆」或「你」來稱呼林曉傑，希望藉此延續劇中人物的情感。

是母親，也是女兒。

在林曉傑看來，「外婆是一個敢愛敢恨的人，她儘管身經百戰、千瘡百孔，受過很多傷害，但是她相信一切都是美好的，任何問題都不是個事兒，都是可以解決的」。因爲沒有陪伴女兒成長，給女兒造成了傷害，外婆覺得自己虧欠女兒太多。在戲裡，外婆一見到女兒就緊張，她不敢正視女兒，說話也很小心謹慎。林曉傑希望影片中母親對女兒的虧欠與愛及複雜的情感，在鏡頭中被觀衆感受到。

尹露用三個詞來概括她所理解的中國式家庭——「愛」「遺憾」和「對不起」。首先，「我們羞於說愛，不表達愛。很多時候，在經歷了一些大事件，或者是經歷了很多、經過很長時間之後，我們才懂得愛，才知道愛是什麼」。

「中國式家庭還有一個詞，叫『遺憾』。我們都是帶着遺憾前行。外婆對女兒陳露的愛有遺憾，陳露對兒子春和的愛也有遺憾。」

「中國式家庭說『愛』很難，說『對不起』也很難，都覺得你懂，其實不一定懂。外婆在天台上對春和說出『我怕她難受，也怕她不難受』，這就是人面對自己所愛之人時那種複雜的情緒——我怕你難受，又怕你不難受。這就是人。」

五、傷痛之外，有夢，有詩，還有歌

《小小的我》沒有迴避一個有腦性麻痹患者的家庭的不堪。

母親一直對春和懷有愧疚，她認爲兒子患上腦性麻痹是自己的錯，是她讓春和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跟其他人有天壤之別。這份愧疚，日積月累，成爲恐懼和控制——她擔心兒子脫離自己的掌控就會出意外。她的控制慾，讓春和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應該被關在動物園的大猩猩，千萬不要跑出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隻會讓飼養他的人丟臉。

影片也沒有迴避這位母親的私心。她會低看、輕視自己的兒子，也偶爾會遐想，如果兒子走丟，自己的生活會不會更好；她也會想要一個健康的二胎，體驗一回做正常人的母親的感受。

蔣勤勤認爲，這就是真實的人性。「陳露在成爲母親之前，首先是一個人。她有七情六慾，可能也會有不堪、陰暗和分別心。這些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很難在銀幕上體現。把它血淋淋地拿出來直面觀衆，我覺得這是我們這部電影打動人的地方。」

真實是影片的底色。

影片中，陳露和劉春和有一場爭吵的重頭戲。兒子控訴母親：「是誰把我生成這個樣子的？」很自然地，蔣勤勤加了一句臺詞：「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你遭受的這些痛苦、不公，你要尋死，難道媽媽沒有嗎？」蔣勤勤相信，每個孩子的不幸背後，是命運對母親的雙倍懲罰。孩子難受一分，母親只會難受一萬分。

電影的末尾，生下二胎的母親在春和的病牀前跟他道歉。那場戲，蔣勤勤想了無數種可能，她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心境，她到底想要什麼、想做什麼。「無數個答案擺在那兒，但是會怎麼樣？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不可名狀的，你不可能把它解釋清楚。就像生活，儘管很艱難，問題擺在前方，能解決嗎？不知道。但是生活還要繼續，我們都還要繼續生活下去。」

受在兒身，疼在娘心。

又得說回最後那幕告別戲。外婆送春和去遠方上大學，春和想讓外婆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一看、耍一耍。上了大學，春和的前途未必就是坦蕩的，仍然充滿未知。但傷痛之外，有夢、有詩，還有歌。

「朋友你今天就要遠走／乾了這杯酒／天空是蔚藍的自由／你渴望着擁有／但願那無拘無束的日子／將不再是一種奢求」，這是《小小的我》的所有主創送給「劉春和們」最美好的祝福。

不認命，迎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