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如何傳播？復旦大學團隊研究獲新突破

中新網上海5月18日電 (陳靜 李斯嘉)記者18日獲悉，中國學者系統研究發現，漢語方言的多樣性與地理分佈密切相關；人羣遷徙與融合不僅改變了人口分佈，也促成了語言的深度交融。學者們還發現語言、基因、地理距離三者間分別存在兩兩強相關性。

漢語方言在全球擁有超過14億人的母語人口，其傳播與演化的機制一直是人類學界與羣體遺傳學界關注的焦點。此前，對漢語方言傳播模式的研究大多依賴於歷史材料和語言調查材料的比較總結，並輔以遺傳證據爲佐證。由於缺乏對漢語方言內部精細結構的定量分析等，目前，學界尚難以全面刻畫漢族人羣語言演化的全貌。

據悉，復旦大學現代語言學研究院、復旦大學智能複雜體系基礎理論與關鍵技術實驗室張夢翰研究團隊(POPLANG)攜手生命科學學院徐書華教授團隊及中國科學院院士金力團隊在《自然-人類行爲》(Nature Human Behaviour)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該研究系統整合了語言學、羣體遺傳學和生態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分析了中國各地語言和羣體遺傳結構之間的關係，透視了漢文化傳播和融合的多重模式，爲探究漢族人羣的人口活動與語言文化交融的複雜歷史提供了全新視角。

在研究中，團隊通過對926個方言點的1018個詞彙特徵進行量化分析和空間投影，發現漢語方言的多樣性與地理分佈密切相關，其詞彙差異呈現明顯的南北梯度分佈，而大型山川河流作爲地理屏障，進一步促進了方言羣體之間的分化。

研究團隊發現，長江成爲南北方言羣體的地理分界線。長江以南的多種方言，如閩語、粵語、吳語等，各具獨特的詞彙特點，顯示出顯著的差異；秦嶺—淮河則進一步區分了北方官話和南方官話，秦嶺—淮河線以北的北方官話內部一致性較高，秦嶺—淮河線以南的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則展現出方言連續體的特點，其方言差異隨地理距離而逐漸累積。

研究團隊發現，中國中部地區方言呈現出多重來源的語言接觸痕跡，形成了所謂的“方言熔爐”，特別是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和贛語的使用地區，方言的特徵顯示了多樣的語言成分集成，構成了複雜的方言體系。如此深度的語言接觸和融合反映了不同方言羣體長期共存以及互相作用的結果。

據研究團隊介紹，人羣遷徙與融合不僅改變了人口分佈，也促成了語言的深度交融。作爲人羣自北向南遷徙的主要通道之一，江西地區在唐朝之後人口和經濟快速發展，並在南方經濟貿易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據悉，歷史上複雜的人口活動驅動了方言的傳播和融合，而這些語言變異的證據在研究中均得到了精細化的定量解讀。

研究團隊對比了中國漢族人羣的語言結構和遺傳結構之間的關係，發現語言、基因、地理距離三者間分別存在兩兩強相關性。研究發現，語言差異的形成伴隨着人羣遺傳結構的變化，即：人口擴張模式(demic diffusion)在漢語方言演化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團隊還揭示了各省份南北方基因成分和語言成分的比例，反映出漢語方言傳播的複雜地區性模式。

在中國中部地區，人羣擴張模式尤爲顯著，北方基因流與北方語言成分對中部地區具有相似的影響程度，對應着大規模人羣遷徙造成的語言—基因同步融合。

研究發現，在雲南、四川、貴州和重慶的西南官話地區，文化傳播模式(cultural diffusion)的影響更爲明顯。在浙江和上海的吳語區、福建的閩語區等，語言同化(language assimilation)在方言演變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表現爲在顯著的南北基因融合背景下，當地詞彙系統卻仍然保持高比例的南方特徵。這一現象體現了吳語、閩語等地區性強勢方言對於外來的北方移民語言的同化作用。

據瞭解，研究團隊還成功解析了漢語方言的精細化結構，探討了影響漢語方言形成的潛在驅動力，強調了人口擴張模式之外，社會和文化因素在語言演化中的關鍵作用。這一發現爲了解漢族人羣的活動歷史提供了關鍵的跨學科依據，併爲進一步研究中國語言的演化及“語言-遺傳-文化”共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完) 【編輯:唐煒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