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美女／【二二八事件72週年】完成政治檔案特別立法 挖掘歷史真相
▲二二八事件至今已72年，要釐清真相、瞭解威權體制所造成的人權迫害，都需要仰賴文書、影像等政治檔案的整理、分析與研究，才能進行。（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在二二八事件紀念日的今天，《促轉條例》也已公佈施行一年多，自促轉會成立以來，轉型正義的各項工作陸續展開，有了初步成果，但同時也因《政治檔案法》等相關法制尚未完備，進展有限。
促轉會成立至今，持續調查司法不法的刑事有罪判決，過去曾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覆條例》，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覆受損權利的受難者，陸續公告撤銷罪名（注1）。過去未能受到賠償或補償，以至於無法直接公告撤銷罪名者，促轉會也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第2款的規定調查，只要認定所受刑事有罪判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屬於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者，也將獲得罪名的撤銷（注2）。累積迄今，促轉會已公告撤銷共3,837人的罪名。
面對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爲了重建社會信任，促轉會也展開了政治受難者與家屬的政治暴力創傷療愈計劃，進行社會教育與溝通對話，並逐步建置相關的資源與網絡。至於威權象徵的相關議題，促轉會、文化部及國家人權博物館等相關單位，秉持着公共與開放的精神，開創網路平臺、論壇及工作坊等各種場域，促進各方進行多元的對話與討論，也和受難者團體一起組成工作小組，共同推動相關工作。
爲了進行歷史的真相調查，促轉會持續協調各單位手上的政治檔案解密，進行整理分析，並籌備資料庫的建立。但在目前我國檔案管理的架構下，政治檔案的管理與應用面臨限制，機密檔案的開放也受限於各機關態度，使得相關調查與研究無法開展，歷史真相難以發掘。
政治檔案的重要性，以及特別立法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經常被忽略，如果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政治檔案其實是轉型正義工程的基石，要釐清案件真相、瞭解威權體制所造成的人權迫害，甚或討論威權體制下的加害者或參加者角色，無論是哪個層次的轉型正義工作，我們都需要仰賴文書、影像等各種檔案的整理、分析與研究，纔有辦法進行。
因此，我從2012年便開始與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合作，推動《政治檔案法》的立法。着眼於一般國家機關檔案與政治檔案在性質上的差異，參考德國《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立法核心精神，建立「政治檔案」的概念，放寬對檔案當事人及歷史研究者開放應用之政治檔案範圍，並細緻處理檔案公開及當事人隱私權保障的問題。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已經在本屆第一會期針對《政治檔案法》進行詢答，2017年11月也召開了政治檔案法制化公聽會，邀集專家、學者，針對目前散落在各機關、政黨甚至民間的政治檔案如何徵集，以及如何衡平「資訊公開」和「隱私權保障」這兩種法益，並針對「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不同處境有更細緻的設計，以促進歷史真相的耙梳與反省等問題進行研商。歷經多年推動，行政院終於在2018年5月提出了《政治檔案條例》草案，現正等待委員會排入議程逐條審查。
全面性的轉型正義工作直到臺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後才逐步展開，針對政治檔案的特別立法，在這個進程中更是不可或缺。我們需要政治檔案成爲真相追尋的地基，支持轉型正義順利推進，帶來臺灣社會相互理解與和解的契機。
附註1.促轉會在2018年10月公告撤銷了1,270人的罪名，12月公告罪名撤銷名單共1,505人，2019年2月27日又再公告1,050人的罪名撤銷名單。
2.促轉會於2018年12月公告撤銷了5人的罪名，2019年1月公告罪名撤銷名單1人，2月27日又公告了6人的罪名撤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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