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正史,比野史還要野
乾隆自稱創造並延續了中國的盛世,但他臨死時,卻把自己的兒子、大清帝國皇位繼承人愛新覺羅·顒琰(即嘉慶皇帝),按在了火藥桶上。
坐在火藥桶上的嘉慶,面對帝國事故頻發,一刻不得消停,心累啊:
不僅如此,來自帝國邊疆——華南的海上力量,同樣讓這個帶有悲劇性宿命的皇帝,顯得十分焦灼。
這一切,都與縱橫華南海疆的海盜聯盟有關。
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乾隆死後嘉慶親政的探索十年,也是延續了300年的明清海盜最後的黃金十年。
當時沒有人想到,帝國與海盜的這場終極較量,將深刻改寫這個國家的近代宿命。
▲嘉慶皇帝像。圖源:網絡
嘉慶開始親政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有100多年沒有出現能與朝廷對抗的大海盜了。但他沒有料到,帝國海疆貌似風平浪靜,其實深流暗涌。
中國海盜黃金時代的第三次高潮,醞釀其中。
按照史學家的劃分,大約從明朝中期1520年起,中國海盜經歷了長達300年的黃金時代。而這300年間,形成了海盜發展的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現在明朝中期,特別是嘉靖年間(1522—1566),被認爲是海盜騰飛的時期。這一時期北起山東、南至廣東的漫長海岸線上,海盜人數激增,並組織起強大的海盜集團。在官方的定義裡,這些海盜都被稱爲“倭寇”,但實際上,“倭寇”除了少數的真倭(日本人),大部分是中國東南沿海的漁民與海商。
由於明朝實行海禁政策,這些海盜大多亦商亦盜,遊走在違法外貿的邊緣,期望得到朝廷的接納。最著名的大海商非汪直莫屬,汪直擁衆十餘萬,旗下大小船隻無數,自稱“淨海王”,鼎盛時期是東南海域、乃至日本海一帶的海上一哥。他在1559年被朝廷誘捕,隨後處死。
第二次高潮,出現在明清易代之際。東南海盜經過約半個世紀的沉寂之後,在明末重新崛起。這時候的代表人物,是鄭芝龍、鄭成功家族。鄭氏父子倆建起了龐大的海上帝國,在福建、臺灣一帶,沒有鄭氏的批准,任何船隻都不得出海。
清朝入主中原後,感受到鄭氏集團的極大威脅。從清初就頒行了一系列嚴厲的遷海政策,強迫福建、廣東的大部分沿海居民內遷30—50裡,摧毀所有的房屋和財產,堅壁清野,切斷海盜的陸上供給。這些政策給沿海居民帶來沉重的災難,也使得清朝與海上世界劃上了一條再難彌合的裂縫,但鄭氏家族的海上勢力幾乎未受影響。直到1684年,康熙發動戰爭收復臺灣,纔算徹底掃清了鄭氏勢力。
嘉慶對於海氛寧靜的錯覺,正是源於曾祖父的這次強力行動,使得東南沿海在此後的100年裡,無風無浪。曾經顯赫一時的海上大盜,似乎銷聲匿跡了。
不僅嘉慶這樣想,他的父親乾隆,在晚年還曾得意地說,“廣東現無緊要事件,其海洋盜匪,節經福康安搜拿整頓,漸已斂跡”。
乾隆說這話時,是1793年。僅僅數年後,中國海盜就迎來了黃金時代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高潮。廣東海盜甚至喊出了“紅旗飄飄,好漢任招,海外天子,不怕天朝”的口號。
乾隆已經去世,無法看到這打臉的一切,但嘉慶卻實實在在心塞得很。
在皇帝眼裡小打小鬧的海盜,怎麼突然間就崛起爲危及帝國海疆的強大勢力呢?
▲乾隆皇帝像。圖源:網絡
曾任兩廣總督的倭什布說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前,廣東無大海盜,也未發生海盜膽敢與官兵對抗的事,有的只是沿海的貧窮漁民和疍戶,幾個人糾合起來,伺機對過往商船進行搶劫而已。
也就是說,當時的海盜還未職業化,他們大多生活在良民的邊緣,具有雙重身份,時而漁民,時而海盜,通常只是爲了貼補家用才鋌而走險。
然而,1790年以前,海盜雖然只是小打小鬧,遊走在灰色地帶的人卻越來越多。一個根本原因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後的40多年內,廣東人口激增。統計數據顯示,1769年,廣東人口約683萬,到1812年,飆升到了1890萬,40餘年間增加了1200多萬人。
人口激增導致人地關係緊張,歷史學家樑方仲測算,嘉慶年間廣東人均耕地面積約1.6畝。這是什麼概念?清代學者洪亮吉說,人均4畝地才能維持生計。廣東的人均耕地,遠遠達不到這個數,導致省內三大族羣爲了爭奪土地,關係日趨激化。
生存鬥爭的結果,是把更多人往水上趕——靠海爲生。這些人被迫離開土地後,只能世代以船爲生,而且往往兼具雙重身份:漁民和海盜。
據統計,清朝中期,單是廣州附近水面,就生活着大約8萬名船上居民。
廣東漫長的海岸線,衆多天然的海港,無數的大小島嶼,這些都是海盜的最佳藏身之處。位於大清欽州防城和越南萬寧州之間,有一個叫“江坪”的邊境小鎮(1885年後劃歸中國)。因爲遠離兩國行政中心,江坪處於無政府狀態,聚集了大量的來自廣東和越南的商人、漁民和逃犯,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海盜。中越兩國水師在緝捕過程中,擔心產生越界問題,使得江坪更加淪爲無法無天者的樂土。就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成爲滋生華南海盜最大的巢穴。
用歷史學者穆黛安的話來說,中國人去江坪時是漁民,出來時便成了海盜。
僅僅這些因素,還不足以使大量的小股海盜有能力對抗政府官兵。當時的廣東官員在反思華南海盜驟然坐大的原因時,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越南一場歷時30年的動亂——西山農民起義。
從1770年代開始,越南爆發了以阮文惠兄弟爲首的西山農民起義。到1787年,西山軍攻入河內,阮文惠得國,乾隆封其爲安南國王,並改名阮光平。不過,西山政權建立後,越南政局並未穩定,南方的阮福映在法國人的支持下,與西山軍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戰爭。
在這場漫長的戰爭中,西山政權國用匱乏,遂獎勵海賊,四出劫掠。棲居江坪的華南海盜與西山政權結成利益共同體,通過向西山軍提供劫掠來的物資,把西山政權變成他們銷贓的大客戶;另一方面,海盜們開始作爲海上軍事力量,加入西山軍,共同戰鬥。中國海盜後來幾乎參加了西山軍所有的海戰。
作爲回報,西山政權阮光中向海盜首領提供船隻和武器,並賜予他們招兵買馬時封官許願的權力,給他們頒發了一堆通行證和印信。
這樣,長期活躍在華南海域的海盜們,一夜之間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們返回中國,完成劫掠後,來到越南,向阮光中繳納戰利品,而阮光中則向他們提供安全的庇護港和可觀的分紅。那段時間,東南沿海的大小海盜都知道,越南有個光中皇帝,是“大老闆”。奉光中皇帝爲“大老闆”,他們就能在海上攫取更大的利益。
背靠越南西山政權,華南海盜在這個歷史契機中逐步做大。據歷史學者劉平分析,西山軍向海盜提供的武器船械十分精良,海盜船比廣東水師的船大三四倍,炮彈比水師的重十來斤。不僅如此,海盜們還從西山軍那裡學到了高超的作戰技術和組織方法,在與阮福映軍打海戰的過程中積累了實戰經驗,懂得了怎樣在海上使用火炮和建立據點。
陳添保、莫官扶、鄭七等海盜大幫,經過越南內戰的洗禮,迅速崛起。
在18世紀的最後十年,曾經小打小鬧的華南海盜,無論是船隻、武器裝備,還是規模、組織結構,都上了一個新臺階。在海盜內部,形成了不同的幫派,每幫下面,又分成大股、小股,既聯合行動,又互相制約。
海盜們甚至開始主動挑釁官府。
根據地方誌記載,1801年9月,海盜傳奇人物鄭七,聯合另一名海盜魁首,對廣東粵西吳川縣的一個要塞發起突然襲擊,差點佔領了該要塞。幸好一名把總命令手下啓用大炮,才抵擋住了海盜的進攻。但隨後,海盜們佯裝成村民,從要塞的背面突入,並在戰鬥中殺死了那名把總。
然而,此次官方的失利,在時任兩廣總督吉慶寫給嘉慶皇帝的彙報奏摺中,卻變成海盜們在海面上劫掠商船,被吳川縣要塞士兵發現後,把總召集衆人划艇出海與海盜火拼。戰鬥中,海盜被殺多人後撤退,而該名把總也犧牲了。
同一個事件,卻出現了不同版本。關鍵的區別是,戰鬥到底是在海上還是陸上進行。海上是海盜的勢力範圍,官兵出海作戰,表達了一種進擊的姿態;而陸上是官府要確保安全的地方,如果讓海盜打上來,那就丟死人了。歷史學者穆黛安推測,此戰十有八九是在陸上進行,兩廣總督向皇帝隱瞞事實,是因爲如果此類事件發生在他所管轄的陸上,就難免要受到朝廷的斥責。
由此事也可以看出,地方官府已經對日漸壯大的海盜勢力產生了懼怕心理。
這幫依託于越南西山政權坐大的華南海盜,最終在1802年與阮福映軍的一場海戰中徹底落敗。阮福映不僅將俘獲的3名海盜魁首獻給清廷處置,而且一舉摧毀了海盜巢穴江坪,將最難對付的海盜巨魁鄭七俘獲並斬首。
經此變故,在越南失去靠山和根據地的華南海盜,縱之歸海,重新殺回了廣東沿海。中國東南曲折漫長的海岸線,又將迎來風起雲涌的一段歷史。
▲華南海岸線不再平靜。圖源:攝圖網
1802—1805年,是海盜集團內部混戰的3年。由於之前的海盜巨魁被越南阮福映或抓或殺,華南海盜一時羣龍無首,各個幫派、每個盜首都想爭奪老大的位置,導致混戰不休。
1805年,嘉慶十年。華南的海盜幫派,終於坐下來,簽訂了一個協議。七大幫派的魁首,爲了各自的長遠利益,作出讓步,一個鬆散的海盜聯盟就此形成。
七大海盜幫派,分別是:
鄭老同投誠之後,華南海盜聯盟爲六大幫派,分別領有幾十到上千不等的船隻,縱橫馳騁,威赫一時。
這個聯盟的核心,是實力最爲雄厚的紅旗幫幫主鄭一。
鄭一出身於海盜世家,祖上鄭建據傳是鄭成功軍隊中的一名軍官,後逃到粵西廣州灣,做了海盜。傳到第四代,出了兩個海盜巨魁,一個是前面講到的鄭七,西山政權中的海盜首領之一;另一個就是鄭一,鄭七的堂弟,之前也參加過越南內戰。
鄭一的影響力,源於旗下的船隻和人員在海盜羣體中佔據絕對優勢。而且,聯盟中的其他兩大幫——藍旗幫和黑旗幫,都與他有很深的淵源。藍旗幫老大烏石二,控制着整個雷州半島,是鄭一的重要合夥人。黑旗幫老大郭婆帶,出身疍戶,早年被鄭一擄掠,並強迫入夥爲盜,由於受到鄭一的寵信而一步步做到一幫之主。
這些海盜幫派在雷州半島和香港大嶼山,建立了基地,取代原來的江坪,成爲新的海盜巢穴。
1807年11月,42歲的鄭一突然死於越南。有的說他被大風颳入大海淹死了,有的說他死於越南的一場戰鬥。
按照一般的劇情發展,一個權勢極大的首領死去後,這個幫派要麼散了,要麼分裂了。但鄭一死後,紅旗幫不僅沒倒下,聲勢還更加壯大。因爲,接替鄭一位置的那個人,也是一個傳奇人物——鄭一的遺孀石香姑,江湖人稱“鄭一嫂”,西方人叫她“龍嫂”。
鄭一嫂,本是廣東一名船上妓女,後被鄭一擄去,娶爲妻。但她不是一個普通女子,一入海盜團伙,自始至終均有介入丈夫的海盜活動,在鄭一生前就培植了自己的勢力,並在紅旗幫中樹立起極大的權威。因此,在鄭一突然去世後,她能很快實現權力的轉移。
而協助她順利掌權的,是她的得力助手、乾兒子兼情人張保仔(本名張保,廣東人習慣稱其爲張保仔)。
張保仔堪稱華南海上最後一個大佬。
據可靠文獻記載,張保仔是廣東新會一個漁民家庭的兒子,15歲時隨父親出海捕魚,遇到鄭一的海盜幫劫掠,人被擄走。鄭一見到張保仔,被他的“聰慧,有口辯,且年少色美”吸引,遂“嬖之”。後來,張保仔成爲鄭一的乾兒子,實際上也是他的同性戀對象。得到寵信後,張保仔很快升爲海盜頭目。
張保仔爲人酷烈,有俠氣,“每劫掠時,衆有不前者則殺,得財悉瓜分,不事蓄積,掠人不妄害”。但他對鄭一嫂忠心耿耿,遇事必先請而後行。鄭一死後,鄭一嫂很快就跟張保仔發生了性關係,通過這一層關係,更加鞏固她的地位。在海盜聯盟中,幾乎都知道鄭一嫂和張保仔表面是義母與義子,實際上是情人關係。
鄭一嫂和張保仔掌權期間,海盜幫派制定了嚴苛的行爲規範。比如劫掠來的財物要交給旗主統一分配,不得強姦女票,不許發生亂七八糟的性行爲等等。曾被紅旗幫俘獲的肉票、英國人格拉斯普爾,後來在回憶錄中說,違反規定的海盜將受到鞭撻、監禁甚至凌遲,結果,所有海盜條令均得到嚴格執行,這“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鼎盛時期,華南海盜聯盟的“生財之道”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劫掠商船,綁架肉票,綁架後勒索贖金。肉票的親屬一旦對贖金表示猶豫,他們會立馬寄出肉票的一根手指或一隻耳朵,以示恐嚇,手段毒辣而殘忍。他們唯一遵循的江湖規矩是,收到贖金,立馬放人,從來沒有發生食言的案例。在海盜眼裡,最值錢的是洋人,被紅旗幫綁架的英國人格拉斯普爾,最終花了7654西班牙銀元才被贖回。
第二,控制粵西的運鹽航線。通過對運鹽船隊的劫掠,把大鹽商們都嚇到了,鹽商們直接向海盜交納一筆保護費,以換取安全通行的權利。到後來,大鹽商甚至爲海盜提供糧食和武器,讓他們爲運鹽船護航。這就變成了海盜幫派的固定收入。類似的生財之道,很快被海盜們用在了鴉片商身上。
第三,直接將勢力向陸地上滲透,在華南沿海一些市鎮、村莊收取保護費。那些抗命的市鎮、村莊,難逃被夷爲平地的厄運,上岸的海盜殺死男性村民,擄走婦女兒童。最囂張的時候,海盜們公然襲擊官軍營地,搶奪武器彈藥,無所畏懼。
他們會通過製造殘忍的名聲,來傳播海盜的震懾力,對膽敢抵抗的商船船員進行非人的折磨,對待打擊他們的水師船員,一旦擄獲,不是凌遲就是開膛破肚,手段極其兇殘。據當時的西方人觀察,海盜們在參加戰鬥前,都會將火藥摻入酒中喝下,有時甚至會吃下被擄者的心肝,藉此壯膽。
他們劫掠的手段也十分卑劣。在打定主意劫掠一艘大商船之後,他們會先劫下兩艘小渡船,把同夥安置在小渡船上,僞裝成遭遇海盜襲擊的樣子,向大商船求救。當大商船出於同情實施救助,允許他們登上船艙時,他們就露出真面目,與此同時,幾艘海盜船靠攏過來,一起對大商船進行洗劫。
海盜聯盟在鄭一嫂、張保仔等人的帶領下,在4年時間裡規模擴大了一倍。1805年,六大幫派大約有800多條船,到1809年,已經擁有1800條船和7萬人。歷史學者穆黛安說,這個規模是1588年英國艦隊和西班牙無敵艦隊兩者規模之和的兩倍。
而此時,廣東水師的兵力和船隻,僅爲海盜聯盟的1/4左右。
對於紫禁城內的嘉慶皇帝來說,該操心的遠不止於此。
在華南海盜聯盟勢力最強的同一時期,帝國東南閩浙海疆也出現了一個海盜巨魁——蔡牽。南起福建、北至山東的廣大沿海地區,都曾留下蔡牽的海盜幫進犯的痕跡。在其鼎盛時期,1805—1806年,蔡牽自稱“鎮海威武王”,不斷進犯臺灣,想學鄭氏家族獨佔臺灣爲長期據點。
嘉慶被帝國海岸線充斥的龐大的海盜勢力,徹底激怒了。他幾乎對那些地方官員破口大罵:
▲電影中的“清夫人”,原型是鄭一嫂。圖源:影視劇照
1805年春天,嘉慶寄予厚望的新任兩廣總督那彥成到位了。
這個滿族高官,以鎮壓白蓮教起義成名。嘉慶顯然是想利用他的鐵血個性,去廣東發動一場清剿海盜的大行動。
但,那彥成很快就領教到,華南海盜這塊硬骨頭有多難啃。
廣東的水師官兵,懼怕海盜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經常以船隻壞了爲由,不出海緝盜。實在推諉不過,必須到海上巡查,大多時候也繞開海盜經常出沒的海域。
而海盜的勢力,確實如嘉慶所說,已經滲透到了官兵內部。官匪相通,導致清廷發動的打擊海盜行動屢屢失敗。1805年3月,廣東巡撫孫玉庭得到一個海盜頭目潛回老家陸豐縣的密報,隨即率兵前往搜捕。突然,一個官兵一聲槍響,泄露了整個秘密抓捕計劃,行動宣告失敗。
雄心勃勃的那彥成,在當年9月份發起一場清剿廣州灣海盜的戰役。雖然官軍出動全部主力,取得擊斃海盜600名、俘虜230多名的戰績,但這點損失對於海盜聯盟來說根本就微不足道,而官軍卻耗盡了所有精力。此後,廣東水師再也打不動了,那彥成只得走回傳統的老路子——改剿爲撫。
那彥成把主要精力放在招撫海盜的計劃上。他命人在沿海城鄉遍貼“通諭口岸接濟自首免罪”“通諭裹脅難民殺賊投誠立功”等告示,規定一名海匪來投,可免其罪並賞銀10兩,海盜頭目帶隊投誠還可額外得到官銜。
這個計劃反響“熱烈”。很多海盜紛紛帶着據稱是海盜大頭目(實際上無法分辨是肉票或者無辜漁民)的人頭,向官府投誠,目的是換取賞銀和官位。在這一撥投誠的浪潮中,官府至少接納了3000名海盜,其中數十名匪首搖身一變,當上千總、把總等官。
但事實上,真正強悍的海盜,仍舊活躍在華南海面上,並且囂張到時不時會對珠三角的重要市鎮發起攻擊和劫掠。那彥成對這些情況通通隱匿不報,只向皇帝彙報海盜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假消息。直到廣東巡撫孫玉庭揭穿了假象,指控那彥成向海盜濫賞頂戴銀兩,開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
孫玉庭在奏摺中向嘉慶說,原本罪該萬死的海盜,現在非但不問其罪,還加以重賞、授予官位,以致民間出現了“爲民不如爲盜”的俗語。
1805年12月,任職不到一年的那彥成,遭到解職。後來被判充軍,流放伊犁。
兩年多後,1808年初,一起悲劇發生了。
當時,浙江提督李長庚,追剿福建海盜巨魁蔡牽,在進入廣東洋麪後,進行了一整夜的戰鬥。但李長庚不幸被海盜船發炮擊中,次日斃命。
這起悲劇對廣東的官員震動很大,一個恪盡職守、力主剿匪的朝廷要員,最終命喪大海,結局悲情。時任兩廣總督吳熊光的第一反應,是趕緊向嘉慶請求組建一支新艦隊。
不過,吳熊光永遠也等不到皇帝的批覆了。
在他上奏之後,張保仔率領的海盜聯盟就侵入珠江口,把戰火燒到廣州城外。70多歲的虎門總兵林國良在戰鬥中喪命。海盜們在後來的戰鬥中,幾乎掃清了進入珠江的一切障礙,出入珠三角如入無人之境。第二年,1809年1月,吳熊光被撤職。
新任兩廣總督來不及到任,走到半路就死了。嘉慶只好臨時更換人選,提拔漢軍正黃旗人百齡爲繼任兩廣總督。
百齡是4年內的第四任兩廣總督。
百齡到任後,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改海路運鹽爲陸路運鹽,二是下令實行“海禁”。通過這兩招,切斷海盜的補給來源。
廣東沿海居民苦於海盜肆虐,這次願意配合官府的行動,出海的漁船紛紛回港,秘密爲海盜提供糧食的內奸,也受到了嚴懲。海盜們撐不住了,紛紛上岸搶劫糧食。
1809年7月,虎門總兵許廷桂的船隊被海盜圍住。經過激烈的戰鬥,許廷桂最終被張保仔的紅旗幫殺死,屍體拋入大海。這是一年時間內死於海盜之手的第二個廣東總兵。
百齡知道,要擊敗強大的海盜聯盟,官軍並不可恃。他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珠三角各地的精英和民衆身上,發動團練,組織鄉勇,通過人民的力量保家衛國。
這是一場慘烈的對決。一些市鎮的村民組織起來,打贏了入侵的海盜,但另一些市鎮,則遭到海盜們的瘋狂報復,最終被洗劫一空,放火燒光。順德一個村子,在海盜洗劫過後,帶走了全村的婦女兒童,僅留下被殺村民的80個頭顱,掛在村口的榕樹上。
1809年下半年,整個廣州城陷於恐慌之中,囂張的張保仔張貼告示,要求百齡交納贖金,換取廣州安全。駐廣州的英國領事館報告稱,大小河道出沒無常的海盜船隊,已經使清朝最繁盛的通商城市的進出口貿易十分糟糕。
澳門——葡萄牙人佔據的貿易據點,也一度被海盜聯盟圍困。
在這種形勢下,廣東官員開始聯合英國、葡萄牙的艦隊對海盜聯盟進行追剿。1809年11月20日起,廣東水師提督孫全謀率領百餘艘兵船,會同葡萄牙艦隊,突襲紅旗幫的基地大嶼山。這場旨在一舉消滅鄭一嫂、張保仔海盜集團的海戰,在歷史上被稱爲“大嶼山(赤瀝角)之戰”。
戰後,葡方海軍向澳門報告,吹牛說他們摧毀了1/3的海盜艦隊,但清朝方面則承認這次海戰,聯合艦隊失敗了。當時被紅旗幫綁架爲肉票的格拉斯普爾,後來回憶說,聯合艦隊一字排開,對大嶼山海盜基地進行輪番炮轟,但9天后,11月29日,張保仔的船隻都修理好了,算準風向和潮汐,起錨揚帆,輕易就突破了封鎖線,一點也不把聯合艦隊放在眼裡。
紅旗幫以這樣孤傲的姿態,證明了大清和葡萄牙聯合剿匪行動的失敗。
據說,張保仔在得意之際,曾命人給在澳門的葡萄牙長官寫信,讓對方提供4艘軍艦,等他張保仔打下整個帝國之後,願意以兩到三個省作爲回報。
這次清剿海盜的聯合軍事行動失利後,憂心忡忡的兩廣總督百齡,認爲自己也逃不掉前面幾任總督的相同命運了。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在華南海盜聯盟實力如日中天之時,崩潰的危機悄然到來。
▲張保仔畫像。圖源:網絡
一場內部分裂,毫無徵兆地結束了華南海盜的黃金時代。
黑旗幫魁首郭婆帶,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諾骨牌。
郭婆帶的命運跟張保仔很像,都是出身漁民家庭,少年時代被鄭一擄獲後,得到寵幸而加入海盜幫,晉升爲海盜頭目。跟所有海盜都不一樣的是,郭婆帶非常喜歡讀書,船艙內藏着很多書,史書說他“手不釋卷”。他的船頭錦幔上寫着兩行大字:“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可見這個海盜頭目的見識非同一般。
論資歷和文化水平,郭婆帶都在張保仔之上。但鄭一死後,年輕幹練的張保仔憑藉與鄭一嫂的特殊關係,扶搖直上,這引起了郭婆帶等一批老資格的不滿,只是礙於鄭一嫂的情面而未發作。
有的文獻記載說,郭婆帶其實也傾慕鄭一嫂,所以郭、張二人還是情敵關係。
在大嶼山之戰的尾聲,張保仔的船隊衝出中葡聯合艦隊的包圍圈後,曾派人給郭婆帶送信,請求黑旗幫支援。郭婆帶拒絕了。張保仔惱羞成怒,發誓要報郭婆帶的不義之仇。兩人的矛盾,自此公開化。
僅僅10天之後,黑旗幫與紅旗幫就發起了一場攤牌之戰。在張保仔與官軍的一場對戰中,郭婆帶的船隊突然出現,並圍住了張保仔的退路,張保仔立即對其發起攻擊。戰鬥的結果,郭婆帶取得勝利,俘獲了紅旗幫300多人和16艘戰船。
有了這次戰績作爲籌碼,郭婆帶派人向朝廷釋放了投首的誠意。
事實上,兩廣總督百齡在戰勝海盜無望的情況下,也暗自採取了那彥成當年的做法——招撫。只是百齡比那彥成精明,沒有一撫到底,而是邊剿邊撫,雙管齊下,希望從內部攻破海盜聯盟的堡壘。
百齡等到了這一天。
1810年1月,他親自趕往歸善縣,在那裡接待了黑旗幫魁首郭婆帶和黃旗幫一名重要頭目馮超羣。兩名海盜首領帶來5500多名海盜、110多艘帆船和500門火炮,向朝廷投誠。郭婆帶還交出了不久前俘獲的紅旗幫300多名海盜。
作爲回報,百齡賞予郭婆帶把總的官銜。
郭婆帶的投誠,起到了極大的示範作用。很快,投誠的海盜達到了9000人。當初六大幫派的海盜聯盟,無形中被瓦解了。
張保仔的紅旗幫,依然實力雄厚,但他已經開始懷疑與朝廷對抗下去的意義。在上一年,1809年,福建海盜巨魁蔡牽在得到張保仔和烏石二的援助後,仍然被官軍擊敗,死了。華南六大幫派之一,白旗幫幫主樑寶,也在這一年死了。現在,與他反目的黑旗幫幫主郭婆帶,投降了朝廷。中國海盜衰歇的勢頭,看來是越發明顯了。
張保仔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獨和孤立的滋味。他也動了投誠的念頭。
他派人與官府接觸,試探投誠的可能性與條件。
就在郭婆帶投誠一個多月後,張保仔與百齡第一次會面,談條件。張保仔堅持朝廷要給他保留80艘船和5000人,而他將以這支隊伍加入清剿華南其他海盜的行動。百齡則認爲,如果是真心來投,就應將船隻器械全部上繳,將來隨同官兵出海剿匪,戴罪立功,還怕沒船、沒人?
史載,在雙方談判過程中,突然有10艘英國船開炮駛過。張保仔十分警覺,懷疑官府與洋人背後有陰謀,立馬率隊離開珠江口,駛出外洋。談判因此中斷了。
此後,張保仔投誠之事一直陷於膠着狀態,沒有突破性進展。直到兩個月後,鄭一嫂出馬,纔打破了僵局。
1810年4月,鄭一嫂不顧衆人反對,僅帶了一隊婦女兒童,前往廣州面見百齡。她始終要求百齡承諾給張保仔保留一支船隊,最後,百齡屈服於她的要求。
數日後,張保仔、鄭一嫂的紅旗幫有17318名海盜、226艘帆船和1315門火炮,向廣東當局投誠。當局則授予張保仔千總的職銜,允許他保留一支有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隊。同時,鄭一嫂被准許嫁與張保仔。
至此,馳騁華南海域十餘年的第一海盜大幫,煙消雲散。
張保仔、郭婆帶雙雙受命於朝廷,開始率水師親征,圍剿廣東西南洋麪上的海盜餘部。
同年夏,黃旗幫幫主吳智青(東海霸)降清,藍旗幫幫主麥有金(烏石二)被斬獲。廣東海盜餘部遂告土崩瓦解。中國大規模海盜活動的高潮,落下了帷幕。
在投誠7個月後,張保仔被調往福建任參將。兩年後,1813年,他和鄭一嫂有了一個兒子。再後來,張保仔被擢升爲福建閩安副將,委任到澎湖駐守,鄭一嫂被誥封爲命婦。就在張保仔還可能進一步升遷的時候,1820年,監察御史林則徐向朝廷上奏,提出“勿忘臺灣鄭氏”,意見被朝廷採納。從此,張保仔再沒有升職,以副將終身。
1822年,道光二年,張保仔病死於澎湖任上,終年36歲。鄭一嫂第二次成爲寡婦。
兩年後,鄭一嫂帶着11歲的兒子回廣東南海縣定居。據說她在家祠中供奉着兩廣總督百齡的畫像(百齡死於1816年)。
到1840年,時任兩廣總督林則徐翻起張保仔的舊案,上奏說,張保仔“所聚大小匪艇數百艘,盜夥數萬人,劫掠商民,戕傷將士,其罪逆更有甚於鄭一,粵省濱海村莊,受其荼毒之慘,至今閭巷傳聞,痛心切骨”。意思是,這樣的人即便投誠了,也是朝廷罪犯,無法洗白。在林則徐的建議下,朝廷褫奪了鄭一嫂“命婦”(朝廷命官之妻)的頭銜。
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作爲曾經最爲傳奇的女海盜,鄭一嫂開了一家賭場,過着淡漠的生活。她老死於1844年,終年69歲。
▲19世紀西方報刊上的鄭一嫂畫像。圖源:網絡
隨着雄霸帝國海疆的大海盜相繼被剿滅或被招安,嘉慶終於在他統治的後期實現了海不揚波。
但是,僅僅過了30年,當英國的戰艦從海上來,用船堅炮利轟開了帝國的大門,他的繼承人道光皇帝感受到了一種更深刻的來自海上的屈辱。後來的史學家定義這個時期爲“嘉道中衰”,說明道光朝承受的屈辱,嘉慶朝是脫不了干係的。
美國曆史學者安樂博說,1520一1810年是中國海盜的黃金時代,中國海盜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範圍上,一度都達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盜均無以匹敵的地步。
但在1810年,以張保仔爲首的海盜幫派被招安或被剿滅後,清政府未能抓住這一向海洋發展的良機,仍然執行內收性海洋政策,將掌控海洋社會權力的勝利果實丟棄掉。
對於海盜的投首,清政府雖然表現出了相當的寬容,赦免其罪,賞賜官位,但在對投首海盜的安置上卻出現了極大的失誤——絕大部分擅長海上作戰的海盜,被強行遣散至內地,並令地方官嚴加管束,永遠扼殺了他們再次涉足海洋的機會。
從某種意義上說,帝國海盜的消失,是大清帝國的勝利,卻是構建海洋帝國的失敗。
史學家已經達成共識,這是大陸性王朝的統治思維使然。大陸性王朝“總是充分利用大陸資源,以消滅海盜爲第一目標,把國家水陸武裝力量用於禁海遷界,以斷絕沿海對海盜勢力的交通接濟爲海防的不二法門。王朝國家這種與海盜海商勢力勢不兩立的姿態,是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迭遭不幸的一大根源”。
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的海洋性王朝。最早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無一不是通過海盜方式向世界擴張並掠奪財富;繼起的荷蘭,靠劫掠葡、西的商船起家,以“海上馬車伕”聞名於世;給中國造成近代民族創傷的英國,更是公開支持本國海盜對其他國家的掠奪活動,同時限制其對本國商船的劫掠。正如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寵臣雷利所說:“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貿易,而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地球的財富和地球本身。”
海盜,在這些國家的海上力量建設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一歷史時期,中國也曾出現海盜的黃金時代,結局卻是另一種命運。
明朝中期以後,汪直、鄭芝龍等海商海盜集團,不僅要對付國外的海上競爭力量,還要迎接來自本國朝廷的剿殺。儘管如此,他們對本國朝廷仍有強烈的體制認同心理。也正因此,汪直纔會被明朝誘捕而後殺死,而鄭芝龍也纔會最終投降清朝,並在兒子鄭成功東渡臺灣後,失去誘餌作用而被處死。
明清兩朝對於來自海上的力量,都有相同的懼怕,懼怕的結果是要全力殺死它而後心安。
1805年,當英國通過特拉法爾加海戰最終確立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的時候,中國華南的海盜聯盟也達到了權勢巔峰。但是僅僅5年後,這股孤立於帝國海疆的強大勢力,就以表面被招撫、實際被遣散的命運收尾。歸根到底,他們無法像在西歐國家一樣,被接納成爲合法的海上力量。
中國的海上力量,在官匪對抗的結構中,不僅不能一致對外,反而互相內耗,最終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如今,我們回望這段歷史,僅能得出一個悲劇性的結論:
19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海盜的最後一個傳奇時代,留下了恐怖而血腥的歷史記憶,留下了鄭一嫂和張保仔的歷史傳奇,卻沒有留下一點點有利於時代與國家進步的歷史貢獻。僅此而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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