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國明評《1921》：詮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1905電影網專稿 《1921》作爲一個表現100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這樣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的主旋律影片，其在立項之初所面臨的局面顯然是很難的：一是這個題材的很多細節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都是耳熟能詳的歷史史實，挖掘新意講好故事的難度可想而知；二是已經有了極爲優秀的同一題材影片《開天闢地》和《建黨偉業》作爲一種藝術表達的豐碑高高地矗立在影壇，想要超越它們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看完影片《1921》後的第一感覺是，它居然做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精彩故事、一種厚重的歷史與青春氣質交融的全新政治表達中對於藝術高度的超越。

那麼，影片《1921》的成功密碼是什麼呢？顯然，一流的經典是很難描繪其價值和意義的“上限”的，它的標版意義和價值可能需要從很多角度和層面上加以體會和詮釋。我們所能做的是把握和分析它之所以成爲經典的“着眼點”和“着手處”。我認爲，作爲一個具有標板意義的經典，它至少具有這樣三點創新與探索：

01.頂天立地的恢弘架構與“細顆粒度”的焦點聚合：重大題材的“生態級”創新呈現

在影片《1921》之前，已經有教科書式呈現的影片《開天闢地》，以及羣星璀璨式呈現的影片《建黨偉業》。如何在百年發展的歷史節點上以全新的方式呈現中國共產黨建黨這樣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呢？影片《1921》嘗試了對於重大題材的“生態級”呈現的創新範式。

在影片的敘事上，有三個維度上的聚焦：一是時間上的聚焦，全部敘事都集中於1921，只有少數場景對於“1921”做了時間線上的必要鋪墊（1920）和邏輯延伸（1922）。二是地點上的聚焦，敘事場景集中設定於黨的誕生地上海，特別是石庫門地區，即使在維也納、東京以及北京和湖南的分支場景下，敘事的焦點仍然指向即將建黨的發生地上海。三是敘事主體上的聚焦，全部筆墨都在刻畫一大會議和一大代表。這樣三個維度上的聚焦，以過去已有的建黨題材作品所未曾達到過的“細顆粒度”表現，形成了對建黨歷史鮮活、富有質感和靈性的生動塑造。

影片一方面以恢弘的歷史架構把觀衆帶進了一百年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歷史境遇中：簽署了1870多個賣國條約的清政府所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就是滿目瘡痍、積貧積弱的中國，中國向何處去？在所有“可供性”選擇的歷史菜單中幾乎都是死路和絕路，只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那“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亞洲、以及中國的遊蕩給人們帶來的無限的遐想和希望。

另一方面，影片又以一種聚焦化的“細顆粒度”呈現，集中表現建黨的13個代表和他們身後所代表的全國50多名黨員，以他們的身世、思想、性情和音容笑貌刻畫出那個時代文明發展所訴求的最爲關鍵的“問題單”和他們迴應這些“問題單”的智慧和勇氣。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一個偉大政黨的誕生也是這個樣子。影片《1921》的創新恰恰是表達範式的創新——重大題材的“生態級”創新呈現。

02.以13個人的“創業團隊”所代表的“青春中國”氣質爲本體邏輯：完滿回答“爲什麼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一歷史之問

湯因比曾經說：“一部人類文明史，不過是人類面對社會的挑戰而不斷應戰的歷史。”建黨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外有強敵，內有危機、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的嚴重困局中，梁啓超當時寫道：“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迎着風遇着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影片《1921》所聚焦的，便是這一歷史之問：中國向何處去？沉痾需猛藥，只有青春中國的吐故納新的革命才能挽救中國擺脫陳腐僵化的歷史慣性。

影片《1921》正是通過表現這一羣平均年齡28歲的人，是如何通過自身的青春之火點燃中國的希望之火，以至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爲蔚爲大觀的中國大歷史的。整部影片傳達的都是青春昂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氣神，比如，毛澤東和李達喝酒，乾杯說，那我們就創立一家公司，去做最偉大的事業。它和今天觀影的年輕人產生強烈的共鳴——聽得懂，感受得到。影片又巧妙地通過情節安排將這13位創業者的青春之火聚攏在“南陳北李”的精神氣質的包裹之下：影片中的陳獨秀從獄中走出來，凌亂的頭髮、慷慨的決絕，他激情四射地說：“軍閥要我死，我要中國生”。而李大釗則顯得更加內斂和從容，處變不驚。有一場戲是李大釗和陳獨秀在獄中探討中國的未來，李大釗說：“我們的使命，將將開始”。正是這一的理論之光照耀下的青春創業，使得“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一歷史之問在影片《1921》得到了完滿而精彩的回答。

03.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表現滄桑鉅變纔是真功力：影片的“日常化”表達有力地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同頻共振

武俠小說中的技藝奇絕雖然能夠讓人歎爲觀止，但絕對產生不了心靈上的巨大震撼。來自“日常化” 同頻共振，纔有可能使人得到精神的昇華。因此，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表現滄桑鉅變纔是真功力。

影片《1921》面對建黨這樣的“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卻採用了“日常化”的敘述方式，它沒有設計成頗爲宏大的史詩格局，講述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歷史滄桑，而是在聚焦表現特定的“1921”這一年份的許許多多帶有強烈時代印記的“日常化”表現。比如對於毛澤東的“人設”，和大家在過去屏幕上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樣的形象——從內地小鎮來到大城市的那種年輕人的狀態，在上海的洗衣房打工，實踐“工讀互助”——這是一段鮮爲人知的歷史，也是大銀幕第一次出現青年毛澤東的雖然衣着樸素，但眼神明亮，充滿朝氣和瀟灑自信的形象。還有，影片對於王會悟和一大代表所居住的博文女校等細節的刻畫，都讓觀衆通過這些日常化的摹寫，拉進了歷史大人物與今天年輕人的心理距離，有一種可親可近的質感，如此所產生的震撼則往往比宏大敘事更能生髮內心感受的“爆點”。

感謝影片《1921》，寫出了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世界上最牛的創業團隊篳路藍縷、苦難輝煌的“初心”。影片深刻而生動地表現了他們因爲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焰火，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它讓中國人看出了一種薄明的天色，這便是新世紀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