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臺灣選舉的若干規律探討（楊勝雲）

臺灣股市基本情況（1999-2023）

臺灣有11項公職人員選舉，其中總統選舉（大選）最受矚目，也最爲重要。受臺灣政治生態、選舉制度等內外因素影響，臺灣大選產生了一些規律性現象，比如：民進黨和國民黨輪流上臺，每8年輪替一次，連任者爲同一人，等等。但是，導致選舉結果的因素要比形成的現象複雜得多，包括但不限於：候選人的實力、政策主張、競選策略，所在政黨的實力、政績，對手的實力、政策主張和競選策略，對手所在政黨的實力、政績，臺灣各政治勢力的整合分化，兩岸關係和臺海形勢，外部環境尤其是外部勢力干預，突發事件等，且各因素在不同大選中所佔權重不盡相同。比如，「九二共識」在2012年大選中扮演了決定勝敗的關鍵角色，但在2016年大選中的正向加分作用明顯減弱。相對於其他類型的選舉，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意識形態色彩濃厚，與兩岸關係密切相關，受外部干預影響更大。從勝選角度觀察，臺灣大選可總結出4條規律：一是候選人「維持現狀」的意願、能力與民衆支持度正相關，候選人需在維護「臺灣主體地位」和避免「兵兇戰危」之間找到平衡點；二是確保本陣營基本盤是候選人留有勝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證券市場表現是執政黨選情的晴雨表；四是美國不反對是勝選的重要條件。

一、候選人展現的「維持現狀」意願、能力與民衆支持度正相關

自1996年臺灣地區實行總統直選以來，受李登輝和民進黨等偏「獨」政黨的刻意設置和渲染影響，統「獨」議題較長一段時間是藍綠陣營選戰的必爭之地。近些年，在臺灣「去中國化」運動和選舉政治的共同塑造下，統「獨」之爭熱潮漸退，「維持現狀」成爲臺灣社會的共識並不斷強化，反過來對選舉政治形成強大規制，並演化爲「政治正確」的重要標準，這在2008年以後的重大選舉中表現得日益充分。臺灣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聯合報》和《遠見》等機構跟蹤調查顯示，2010年以來，臺灣民衆支持「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和「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穩定在50%以上，傾向「獨立」的民意總體上有所增加，但一般在12%-25%之間，且多爲「維持現狀後再『獨立』」。在兩岸關係比較緊張時，傾「獨」民意會向「維持現狀」回擺。

「維持現狀」的主流化，很大程度是臺灣民意對國家統一意願減弱和「獨立」傾向加劇的反映。有研究者認爲，隨着大陸綜合實力持續增長並與臺灣拉大差距，「兩岸原有的平衡對峙轉爲不平衡對峙」，但大陸暫不具備和平統一臺灣的充分條件，而臺灣在「統一大陸」無望的情形下開始爭取實質「獨立」，因此，臺灣民意呈現要求「維持現狀」且傾向「獨立」的比重大增。特別是2005年祖國大陸頒佈《反分裂國家法》後，無論是臺灣當局還是臺灣社會謀求「獨立」的信心不斷流失，越來越多的人擔心「臺獨」挑釁招致大陸啓動非和平方式，不僅自身安全受損，而且現有生活方式可能被打破。《聯合報》2023年上半年公佈的民調顯示，67%的民衆認爲目前臺灣不具備宣佈「獨立」的實力。在這種情況下，儘管臺灣社會多認同兩岸「互不隸屬」，甚至認爲「獨立」的正當性大於統一，但多數民衆並不願意爲「臺獨」而付出重大代價，傾向於以「維持現狀」爲名來維護臺灣的「主體性」和既有生活方式。柯文哲即坦承，「以現階段來說，維持現狀不要說是唯一選擇，恐怕是不得已的選擇。」

但要看到，臺灣藍綠陣營對「維持現狀」的解釋有所不同。國民黨界定的現狀，基本上以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範圍爲準，民進黨界定的現狀則明顯偏向「臺獨」。綜合分析，臺灣社會所能共同接受的「維持現狀」，大體以「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臺灣前途由臺灣人自己決定」爲前提，以不觸發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爲底線。臺灣政治人物投入大選，其兩岸政見往往會在維護「臺灣主體地位」和避免「兵兇戰危」之間尋找平衡點，尤其是民進黨候選人，選前毫不例外地會將「臺獨」主張進行淡化包裝。比如，陳水扁在2000年大選前接受美國《僑報》採訪時稱「臺獨」是一種「符號」，並表示「爲了符號問題而危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既屬不智，也不符合兩岸化解爭議的積極目的」；他還提出走「新中間路線」，要「以國家安全爲主軸」，「跳脫傳統的看統獨，走第三條路」。儘管陳水扁當選後陸續拋出「一邊一國」等「臺獨」主張，但其「新中間路線」選舉策略被綠營沿用和創新，蔡英文在2012年、2016年大選中，都有意迴避「臺獨」問題，大談維持「臺灣現狀與民主機制」是「臺灣共識」，民進黨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維持兩岸現狀」等。在2020年選戰中，民進黨和蔡英文主打「反中保臺」牌，實際上也是抓住了臺灣社會「維持現狀」的心理。自稱「務實的臺獨工作者」的賴清德投入2024年選戰後，爲降低民衆對其上臺後推動「法理臺獨」的擔心，宣稱「務實臺獨」就是「根據事實，臺灣有土地、人民、主權、政府，且定期改選政府來服務人民，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必另行宣佈獨立」。「兩岸牌」向來是國民黨的優勢，但在實際操作中，國民黨候選人選前往往會在兩岸論述上往回收，更加強調站穩「中華民國」立場，「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在各陣營尋求平衡點的同時，選民選擇誰最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就是候選人及所在政黨「維持現狀」的意願與能力。2008年，民進黨的「謝蘇配」以221多萬的差距輸給了國民黨的「馬蕭配」，很大程度是受陳水扁走極端「臺獨」路線導致兩岸關係走到戰爭邊緣的連累。2012年選前，儘管臺灣經濟不景氣，馬英九多項承諾跳票，但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臺灣民衆對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信任度，明顯高於蔡英文的「臺灣共識」。民進黨和蔡英文在2016年大選中以較大優勢獲勝，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兩岸關係快速發展讓臺灣民衆「被統一」壓力增長，「九二共識」對國民黨的加分作用大幅減弱。在2020年選戰中，蔡英文聚焦於臺灣「民主」、安全與香港等政治議題，「抗中保臺」口號有效激發了臺灣民衆對韓國瑜上臺可能會導致「臺灣變香港」的「懼統」心理。據香港中評社研究，蔡英文在泛綠基本盤之外通過打「黑韓牌」和製造「亡國感」劃出了一個超過250萬規模的「反中同溫層」，並轉化爲高投票率與高得票率。由此可見，當前的臺灣選民更傾向於從安全層面而不是統「獨」層面來理解「維持現狀」，換言之，即便知曉候選人「維持現狀」主張只是策略性的或者傾向「獨立」的，但只要判斷其上臺不至於引發臺海衝突且能保證臺灣「不被併吞」，則具加分效應。一旦某位候選人被主流輿論判定爲上臺將導致「臺灣主體地位」流失，或者臺灣安全將受到實質性威脅，則可能被民意拋棄。由是觀之，臺灣規律性的政黨輪替，很大程度是臺灣民意在維護「既有主權地位」和尋求安全感之間進行調適平衡的投射。

二、爭取本陣營基本盤是候選人留有勝算的必要前提

臺灣政治革新以來，臺灣社會因統「獨」差異逐步形成了藍綠兩大陣營對壘的基本結構。「一人一票」「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設計，強化了臺灣政黨政治以意識形態對立爲內核的特點，也形塑了臺灣「選舉至上」、「不問黑白、只問藍綠」的政治生態。在爭奪政治資源尤其是執政權的過程中，臺灣選民傾向於以政治立場爲分野，進而形成了捍衛本陣營基本價值理念、相對堅定支持本陣營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基本盤。儘管藍綠勢力大小有所起伏，但業界普遍認爲，藍營基本盤大於綠營，差距約爲5%-10%。「太陽花」運動後，以柯文哲爲代表的第三勢力快速崛起，隨着民衆黨成立並積極參與政治選舉，臺灣政壇暫時出現藍、綠、白三足鼎立的態勢。若以2020年臺灣大選政黨票數爲參考，國民黨、民進黨、民衆黨的基本盤分別爲33.36%、33.97%、11.22%；若以2022年各黨所獲縣市議員席次爲參考，則國民黨、民進黨、民衆黨的基本盤分別爲40.33%、30.44%、1.53%。總體來看，藍綠基本盤兩強對峙、「北藍南綠」的基本結構仍然穩定，中間選民雖被認爲已具相當規模，但白色陣營基本盤十分薄弱。

由於基本盤的份量和較強吸附力，維持和拓展自己的基本盤是國民黨、民進黨兩大政黨贏取選舉的關鍵所在。從歷年臺灣重大選舉來看，候選人如果不能成功整合本陣營的基本盤，則選戰無一不以失利告終。受支持羣體構成、政黨文化等因素影響，民進黨基本盤相對凝聚力更強，派系力量整合快，民衆出來投票率高；而藍營基本盤則凝聚力偏弱，派系分歧更難彌合。所以，歷次選戰經常會出現綠營基本盤雖小但候選人獲得本陣營支持力量更大的情況。藍營剛好相反，往往因爲內鬥內耗導致選戰軍心渙散，分票現象屢見不鮮。以2016年大選爲例，「馬、王」政爭、馬當局削減軍公教退休金、「換柱」風波等導致藍營基本盤百孔千瘡，最終選舉以66.6%的投票率創下歷史新低，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得票數比四年前的馬英九少了308萬票，而親民黨籍的宋楚瑜比上屆得票數多了120萬票，顯示許多藍營民衆寧願棄投或者投宋也不投朱。

強調基本價值、進行政治動員是臺灣政黨鞏固基本盤的重要方式，但民進黨更傾向於通過走民粹路線來固票、催票乃至破壞對手的基本盤，在勢均力敵或處於劣勢的情況下，甚至不擇手段。陳水扁在執政末期策動「入聯公投」綁大選，民進黨於2012年選前之夜安排李登輝演講，以及2019年底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強行通過「反滲透法」等，都是民進黨進行民粹化動員的「精心之作」。2004年選前的「三一九」槍擊事件迄今迷霧重重，但輿論普遍認爲該事件刺激了許多綠營民衆出來投票。

也有論者認爲，2005年之後的臺灣各項選舉，多次出現選舉結果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大幅翻轉的現象，這說明「決定臺灣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不再是藍綠基本盤，而是中間選民，大量中間選民投票行爲的轉向成爲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關於中間選民的作用需要辯證去看。其一，隨着臺灣政黨政治尤其是藍綠惡鬥弊端的日益顯現，「認人不認黨」「只經不政」的中間選民確實有增多之勢，但其作用的發揮，需要建立在候選人保住基本盤的基礎之上；其二，臺灣大選陣營對壘化、意識形態擴大化的特性，對中間選民「歸隊」「選邊」具有強大的感染和磁吸效應，政黨基本盤在大選期間往往會階段性回補；其三，中間選民更加關注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但大選事關臺灣未來四年的路線乃至前途命運問題，這會促使中間選民增加對統「獨」、戰和乃至中美博弈等政治安全議題的考慮；其四，民衆黨的成立爲不滿國、民兩黨價值的中間選民提供了新的選擇，對柯文哲及民衆黨認同感較強的中間選民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轉化爲白色陣營的基本盤。柯文哲在五六月間民調持續上升，不過，其基本盤遠小於藍綠陣營決定了其勝算不高，藉勢做大基本盤和拓展政治資源或許是其參選2024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三、證券市場表現是執政黨選情的晴雨表

臺灣社會高度商業化資本化，普遍關注經濟問題，「宏觀的總體經濟環境常被視爲治理績效的重要指標」。近年來，臺灣民衆在參加選舉活動時對經濟民生、社會治理績效的賦值有所增加，部分經濟選民、理性選民傾向於將經濟現實、經濟預期與投票取向進行掛鉤。但是，「當下的臺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而非真正理性的經濟社會」，一旦涉及政治、安全議題時，「民衆的選擇就不再簡單地以經濟民生作爲唯一視角或決定投票行爲的重要標準，而是變得複雜與多元」。觀察歷次臺灣大選，儘管候選人、政黨、媒體和選民都強調經濟民生的重要性，但經濟議題從來沒有真正成爲選舉的主軸。特別是2014年「反服貿」以來，在民進黨的操弄下，臺灣社會懼統、「反中」意識上升，2019年3月，臺「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專題研究小組」調查指出，臺灣民衆認爲「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何者更重要的比例是58.3%對31.3%。

不過，政治掛帥的選舉生態並不意味着經濟因素對大選不能產生重要影響。其一，各候選人需要認真對待與回答各類經濟民生問題，出色的經濟政見往往能擡升民衆對其上臺的預期。比如，陳水扁2000年選舉中打出了「投票給阿扁，股市上萬點」的口號，馬英九2008年選前也開了「633」（經濟年增長率達6%、失業率降到3%、年人均所得達3萬美元）的支票，均有效激發了選民熱情。其二，民衆對當下經濟的認知和收益情況直接影響其投票行爲。若選民認爲臺灣經濟表現良好，或者執政黨經濟政策於己有利，則會傾向於投票給執政黨候選人，反之則會結合未來預期等因素做出不利於執政黨的選擇，這也是執政黨選前大力美化經濟形勢的主要動因。其三，執政黨政策買票能產生區塊式吸票效應。這在2020年大選前表現得尤其明顯。從2018年九合一選舉敗選開始，民進黨當局「便憑藉公權力及所掌握的經濟資源，大肆政策性買票，以短期的經濟利益誘騙選民的支持」十。特別是選前數個月，接連採用減稅、補貼、獎勵等政策措施，對農民、漁民、青年、育兒者、單身、老年人、身障者以及旅遊業者、客運業者、夜市商販、家電業者、中小企僱主、股民等不同羣體與階層實施不同程度的利益投放，不僅對衝了韓國瑜的「兩岸紅利牌」、「庶民經濟牌」，減弱了弱勢羣體、不景氣行業人員對民進黨施政不力的怨氣，還爭取了部分中間選民向綠營靠攏。

在諸多經濟因素中，股市表現在選民對執政當局做出傾向性意見乃至投票決定時產生的影響相對更加直接。有臺灣網絡業者在分析「蔡英文執政滿意度跟臺股指數有什麼關係」時指出，2017年至2022年「臺股長期上萬點」期間，「蔡英文滿意度」與「臺灣加權股價指數」的相關係數爲0.57（中度相關），若不計COVID-19疫情影響，兩者相關係數達0.83(高度相關)，由此推論出：「臺股越好，蔡英文的民調滿意度就會跟着好；臺股越糟，蔡英文的民調就好不了。」⑪分析歷大選結果與臺灣股市表現也可發現，選前一年臺灣股市的強弱對選情有着重要影響，若表現強勢，則有利於執政黨候選人，反之則利於對手。1999年，臺股大漲31.6%，次年李登輝支持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上臺；2003年，臺股大漲32.3%，次年陳水扁連任；2007年，臺股小漲8.7%，但陳水扁當局「臺獨」挑釁嚴重威脅臺海和平穩定，最終民進黨敗選；2011年，臺股大跌21.2%，尋求連任的馬英九僅贏蔡英文不到80萬票；2015年，臺股以10.41%的跌幅在亞洲股市中排倒數第三，每位股民平均賠25.08萬元新臺幣，次年民進黨大勝，蔡英文上臺；2018年，臺股持續不振，至九合一選舉前夕的10月26日，股指降到全年最低，平均每位股民損失約70萬元新臺幣，結果民進黨大敗；但2019年，臺股以23.3%的漲幅創下10年來紀錄，每位股民大賺70多萬新臺幣，次年蔡英文連任。

由此視之，臺灣股情與選民的政治情緒乃至投票傾向有着密切的聯繫。尤其是選前一年的股市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爲執政黨有無勝算的晴雨表。一般來說，股指漲幅越大，民衆收益越多，則執政黨連任的概率越大；股指掉得越厲害，賺錢效應越低，則執政黨選情越低迷，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其一，炒股在臺灣是「全民運動」，幾乎每個家庭的收入都與股市息息相關。據統計，臺灣2020年大選的選民人數爲1931萬，而股民人數2019年底爲1057萬人，到2021年底超過1200萬，且20-30歲年齡段增長最快，這意味着股民與選民的重合度越來越高。其二，臺灣社會重實利、善投機、炒短線，股市好壞直接影響股民對執政黨的好感度和對經濟發展的信心，自然會在投票行爲上有所反映。

四、美國不反對是勝選的重要條件

美國曆來宣稱基於「民主原則」不會介入臺灣選舉，對任何一個候選人和政黨都「保持中立」，但實際上或明或暗介入和干預每一屆臺灣大選。這是因爲在大選中勝出的政黨、個人是未來四年代表臺灣與美國打交道的主要行爲主體，美國期待通過干預臺灣選舉促使「意中人」當選或者「不中意的人」落選，從而維護和拓展美國在臺海地區的利益，並保有「以臺製華」戰略的延續性。美國在臺協會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就曾指出：「美國會檢視任何一位候選人在相關政策上所追求的東西，是否與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本利益一致。」言外之意是，臺灣各候選人的兩岸和對外政策必須符合美國維護亞太霸權的需要。在美國視中國爲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傾向支持的臺灣大選候選人大致有三個標準：必須堅決反對大陸「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也就是具有抗拒統一的意志與能力；在戰略上「親美」，能夠配合執行美國「以臺製華」的戰略策略安排；兩岸政策不冒進，未經美國授意，不得觸發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

美國介入臺灣大選的時機、方式往往根據「對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和臺灣選情的主觀分析」而定，「有選前介入也有選後介入，有明確介入也有模糊介入，有正式介入也有非正式介入」等，但總體來看，選前介入多於選後介入，模糊介入多於明確介入，非正式介入多於正式介入，美國見機行事，得心應手。美國介入臺灣大選的自信，在於美國無論對臺灣政壇還是對臺灣社會都擁有趨於控制性的影響力。其一，國民黨、民進黨乃至後起的民衆黨等臺灣各大中型政黨都奉行「親美」路線，且候選人選前有赴美尋求溝通和支持的傳統；其二，臺灣社會具有強烈的崇美倚美心理，習慣於以附庸者、被保護者的角色接受和聽從美方的意見；其三，美國在臺灣擁有諸多可以施加政治影響的平臺和渠道。因此，美國介入臺灣大選不僅手段多、成本低，而且見效快，穩定性強。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甚至斷言，「美國支持誰，誰就當選，不支持誰，誰就落選，沒有例外。」

從美國介入臺灣大選的歷史來看，除了個別突發性事件導致意外發生之外，臺灣大選結果確實基本上符合美國的預期。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並派航母打擊羣反制中國大陸的軍演威懾，直接促成了李登輝1996年當選；2000年大選前幾天，美方鬆口表示「不反對陳水扁當選」，成爲民進黨上臺執政的臨門一腳；2008年大選前，美國高級官員不僅對陳水扁「入聯公投」多次明確表達反對態度，曾任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還在大選前一天爲馬英九綠卡問題「解套」，結果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以大比分輸給了馬英九；2011年9月蔡英文赴美「面試」時，白宮官員以匿名方式對外聲稱「她讓我們明確懷疑她是否有意願和能力維持近年來區域所享有的穩定的兩岸關係」，相當於判定蔡不是美國的「意中人」，次年選舉蔡失利；在臺灣2016年大選中，美方儘量展現「中立姿態」，在蔡英文和朱立倫分別訪美時也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規格」，但從始至終沒有對蔡英文表露不信任的傾向，蔡英文最終也如願當選。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調整對華政策，全面開打「臺灣牌」，提升美臺實質關係尤其是軍事安全關係，支持蔡執政地位。與此同時，美通過民間渠道對韓國瑜陣營拋出五大「考題」，迫使韓取消選前訪美行程；藉「王立強假間諜案」等炒作韓國瑜接受大陸政治捐助、大陸「用假新聞影響臺灣選舉」等，實際上表明瞭挺蔡棄韓的態度，最終蔡英文以高於對手近20%的得票率獲得連任。只有2004年臺灣大選是一個特例：陳水扁在首個任期先後拋出「一邊一國論」、「公投綁大選」等挑釁性議題，引發美國政府的不安和多次正式警告。臺灣大選前一段時間，時任美總統布什親自對來訪的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最近從臺灣傳出一些試圖改變現狀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贊成。我們反對單方面試圖改變臺灣現狀的做法。」但由於大選前一天發生離奇的槍擊案，陳水扁最終以0.228%的極微優勢勝出。

由此視之，美國介入臺灣大選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促使「中意」的候選人當選，不合美國意圖的人失利，與此同時，藉此增強和檢驗對臺灣政壇和社會的影響力。美國介入和干預臺灣大選的成效，反映了美國對臺灣政治的控制及影響程度比較高。從臺灣候選人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支持一定會有加分作用，但一般情況下並非勝選的主要原因；美國有時候不持明顯特定立場，但會通過相關表態規制各候選人政見向美國期待的方向靠攏；美國反對誰，誰就基本上選不上。

五、結語

以上四條規律是在臺灣政治選舉尤其是大選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並凸顯出來的，只要臺灣選舉政治的內外環境未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些規律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要看到，徹底解決臺灣問題的歷史必然性，決定了臺灣大選的這些規律只是階段性規律。一方面，隨着大陸綜合實力的持續提升和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化，兩岸和平統一越深入人心，臺灣選民就越傾向於選出贊同兩岸和平統一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另一方面，祖國統一進程推進到一定階段，無論是臺灣各主要政黨還是臺灣選民都必須在「統」與「拒統」之間做出選擇。當前，既要認識到「無論何黨何派在臺灣掌權，都無法改變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總體趨勢和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也要跳出臺灣地區選舉的思維桎梏，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主導權，促使臺海力量對比和戰略態勢持續向大陸傾斜，爲徹底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更充分的條件。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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