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改爲臺灣研究院 你們上面會歡迎嗎

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文化）

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之後，我很不高興他們的做法，所以有幾年沒有去，後來纔開始又去了，只是去的次數就少了。我在一九九四年回臺灣之後就很少去了。之後第一次回到北京是一九九八年北大的一百週年校慶。另外有一次，是楊振寧的八十歲生日。

趙新生是我以前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學生，他在我的實驗室做博士論文，那時候他已經在北大當教授。他寫信給我說，「遠哲教授，我們要慶祝一百週年校慶，請你到北大演講。」但是我就告訴他，「你應該稱呼我爲李遠哲院長，我在這裡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我要拿這封信到總統府去請假，也不能說就以教授身分去了。」後來他竟然說服他們校長，用「李遠哲院長」寫信過來，我就去了。

北京大學送趙新生到我們柏克萊的實驗室，特別要學化學動力學。他畢業的時候，剛好碰到天安門廣場事件。一九八九年，他在做博士後研究，他說他不想回去了，但我勸他回去。我說，「你來的時候，就一直說北大是多麼的落後，他們派你到美國來留學，希望能幫他們忙。」我又說，「如果沒有人回去幫忙的話，永遠不會進步的。」他覺得我的話有道理，就回到北大去。後來他從物理化學轉到生物化學，終究沒有後悔回去，覺得回去還是對的。

參加北大校慶之所以有頭銜的問題，是因爲大陸不能承認中央研究院。那次我也到中國科學院跟周光召院長討論很多事。他說，「遠哲，我們纔是中央，你們是地方。」我說，「好，你先問清楚，我如果把中央研究院改爲臺灣研究院，會得到你們上面的歡迎嗎？」第二天早上，周光召很早就來敲我的門，說，「李院長，不行不行，你不能改名字，你不能說臺灣研究院。」我說「那麼你承認我們纔是中央？」一改成臺灣就變相突出臺灣了。他們就是不能接受這樣的狀況，這裡面有很多矛盾。

另一個例子，是有關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一九九八年更名爲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那是我回國之前，一九八六年的事。中國要申請入會，中國的一個條件是，我們要進來，但是要把臺灣踢走。那時候王紀五、沈君山就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結果是拜託李政道，協調他們可以進來，但是我們不必出去。李政道到北京，剛好是全國運動會的時候，人家安排把李政道帶到鄧小平的旁邊，李政道就說，「你們要參加國際科學理事會，就叫做中國科協，他們叫中國臺北，這樣不是很好嗎？」鄧小平點頭了。他們那時候是最反對兩個中國的時候，就分中國科協跟中國臺北兩個進去。英文寫成：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located in Taipei，中國就是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ST）。二○一八年，國際科學理事會跟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合併（更名爲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之後，以前一九八六年的解法，還是維持在那裡。（四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