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破解外賣騎手困境,不僅需要優化算法
文/國是君
“騎手困在算法裡?”隨着外賣行業蓬勃發展,外賣騎手已成爲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騎手在工作中面臨諸多困境,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近期,外賣平臺推出優化算法舉措,完善騎手防疲勞機制。但是,改變騎手困境,不僅需要優化算法,還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近日,國是直通車採訪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政策與發展研究系主任陳龍副教授,探討騎手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2018年3月至8月中旬,在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陳龍爲獲得一手材料入職某平臺騎手崗位,近期出版《數字疾馳》一書,對平臺經濟下勞動者的複雜現實進行拆解,提出算法優化原則以及化解騎手困境思路。
算法能全面控制騎手嗎?
國是直通車:我們看到,騎手爲了趕在半小時內將外賣送達,經常超速駕駛,經常造成他們交通事故風險和騎手安全風險。您怎麼看待半小時送達這個問題。
陳龍:區別於其他平臺,外賣配送的核心在於送達的時效。可以說,儘快送達符合消費者、商家、騎手、合作商和平臺的利益訴求,是多方共同形塑的結果。
比如商家希望飯菜能儘快送達,超過半小時會影響飯菜的品質和消費者的消費體驗;行業初期平臺出於競爭的考慮也要提高效率保持競爭力;加盟商/代理商也希望騎手送的越快越好,從而賺取更多差價;而在多勞多得,計件工資制下的騎手也希望多接單、多掙錢,所以他們也會在賺錢的壓力下增速;在社會節奏加速的情況下,消費者希望下單就能吃到飯。最終,速度快成爲各方期待的共同結果。我們看到的是騎手在路上飛奔,直接想到的是算法在發揮作用,但背後起主導作用的是圍繞外賣配送的多方主體對速度的利益需求。
我在2018年進行騎手調查時,騎手配送超時會導致平臺扣錢。騎手一單超時要受到平臺扣款,可能也會連累到後續訂單能否按時送達,因此會出現騎手不顧交通安全風險超速騎行的情況。不過,2022年美團在80個城市推廣“扣款改扣分”機制,近期還聲明要在2025年底全面取消對衆包騎手超時扣款的措施,騎手的超時壓力得到緩解,但消費者和商家是否對此會有異議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因此,讓速度降下來,矛頭並非作爲工具的算法,而是算法背後的利益。
國是直通車 :那算法在其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陳龍 :外賣配送算法主要是爲了顧及消費者、商家、騎手的利益需求,不斷優化配送路線和時間,讓騎手能夠更快地完成訂單。這是區別於其他算法形態的重要特徵。
以美團外賣平臺爲例,目前大概有活躍騎手上百萬,每天還有很多新騎手加入其中。如此大規模的騎手羣體,遠超任何一個工廠,而完成數千萬單配送需要走街串巷,但我們會發現,他們基本都能準時把外賣送到顧客手上。這都依賴於平臺算法。餐廳的位置、不同時段的出餐時間、騎手的平均騎行速度、路線軌跡、顧客的消費偏好和習慣、不同時段的道路交通狀況、天氣情況等數據,都會被算法收集和分析,最終將分析結果運用於優化訂單分配、路線規劃、配送時間預估和訂單價格制定。可以說,算法主導外賣的流通過程。
國是直通車:算法能控制騎手嗎?
陳龍:算法是基於大量數據進行計算的,但會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和突發事件,比如餐廳出餐速度不穩定,高峰時段可能需要等待;交通狀況也難以預料,可能會遇到交警檢查,或騎手的車輛事故;還有保安停車問題,以及顧客對服務態度的評價等,這些都可能影響送餐時間。這些都不是算法能夠控制的。
另一方面,算法會根據騎手的歷史數據來分配訂單,如果騎手之前有超速、逆行等違規行爲,算法可能會誤以爲這是正常的配送速度,從而給騎手分配更緊的時間,這就增加了騎手的工作壓力。因此,算法是努力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確定性的手段。總的來說,騎手在送餐過程中提供的數據越多,算法對騎手掌握的就更多,更精準,騎手的自主空間被壓縮,這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由於不確定性和突發事件充斥在騎手送餐的過程中,因此騎手的自主空間不會被無限壓縮。
國是直通車:您如何看待部分騎手超長時間工作與算法的關係?
陳龍:我認爲工作時長問題跟算法關係不大。有些騎手自身有些經濟問題,比如債務問題,需要通過長時間勞動獲得更高報酬。此外,疫情以來,騎手收入降低,許多騎手通過延長勞動時間獲得跟以前差不多的收入。
目前平臺通過推行超時強制騎手下線,這有可能導致騎手在外賣送餐之外,再尋求第二份工作。第二份工作有可能連商業保險都沒有,騎手的勞動權益更加難以獲得保障。
如何做到“算法爲人”?
國是直通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算法,您爲何提出“數字控制”這樣的概念?
陳龍:隨着各行各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類似於算法對騎手的控制的“數字控制”或“算法控制”的現象,實際不同程度地存在於各行各業的,比如有的公司給工位安裝了攝像頭,監測員工離開工位時間等,這是值得思考的時代性問題。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人在這之中是存在自主性的。比如,送外賣過程中,有時候騎手並不是按系統給出的路徑,而是摸索出了更優化的配送路線,那麼隨着越來越多騎手採用更優的配送路線,算法模型感知到後,會隨之進行修改。
又比如,我在進行調研的過程中發現,很多顧客對騎手給予了很大的寬容,比如當騎手即將超時的時候,顧客允許騎手提前確認送達,這是顧客給予騎手極大信任的一種表現,但這也是算法無法理解和分析的。
國是直通車:技術是“雙刃劍”,它既可能造福人類,也可能變成新的枷鎖。一些平臺公司提出了“科技向善”“算法爲人”,那麼優化算法時應注意哪些問題?
陳龍:首先應認識到算法是一種技術手段,它是中性的,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取決於其背後的價值理念。
算法要做到 “科技向善”“算法爲人”,要能夠兼顧各方訴求和利益,也就是“算法取中”,不能將勞動者極度工具化,這是不可持續的。我是2018年做的外賣騎手,2020年八部委出臺了規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政策文件,平臺也在逐步地完善騎手的勞動權益保障。去年11月,中央網信辦啓動,啓動“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要求治理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在政府管理、媒體監督下,外賣平臺正在朝規範化方向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平臺仍有很多工作可做,要讓算法更加精細化、人性化。算法應該基於合法、合理的行爲數據,避免一刀切。比如,不能將騎手的超速、逆行等違規行爲作爲測算依據。同時,算法要考慮到騎手的差異性,如女騎手可能在體力等方面與男騎手有所不同,對於一些重物訂單,可以給予更高的配送價格,或者讓騎手有選擇不送的權利。這樣既能保障騎手的權益,又能提高配送效率。
目前,美團已經出臺了一些公開和優化算法的舉措,但外賣平臺與其他平臺相比更爲複雜,涉及的相關方更多,一些主體在線下,其不確定性更高,因此不是僅僅通過調整算法就能解決根本問題。
破解騎手困境需多方努力
國是直通車 :除了算法問題,騎手在勞動關係和社會保障方面面臨哪些問題?
陳龍 :騎手的勞動關係和社會保障問題其實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農民工舊有問題的延續。因爲騎手羣體中有八九成都是農民工,因此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目前外賣騎手主要有專送和衆包兩種類型。一些專送騎手與平臺的合作商理應有勞動關係,但都被模糊處理。合作商一般都是小微企業,爲了獲取更多利潤,不願意承擔社保成本,這也反映了我國中小微企業的社保現狀;衆包騎手雖然更自由,但沒有底薪,很多人可能也沒有社保。大部分騎手在農村戶籍地都有城鄉居民社會保險,他們也因爲在地區和工作間的流動性高、生活的不確定性和經濟壓力等原因,不願意繳納城鎮職工社保。這需要探索新的社會保障模式。
國是直通車 :您提到了騎手在城市融合方面也面臨一些問題,能展開講講嗎?
陳龍 :是的,騎手作爲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融合方面的確存在問題。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往往被視爲“外來人”,難以真正融入城市。我們對於騎手“困在系統”裡的關注,遮蔽了他們“困在身份”裡這個更大的問題。“困在身份”裡,不僅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質量,更影響了他們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感。要破解騎手的身份問題,讓他們能夠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才能真正讓他們參與城市基層治理。騎手的困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因此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來源:國是直通車
編輯:高琰瑭
責編:魏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