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印尼移工母親Etty：疫情下，被迫食言的回家承諾

本篇文章透過整理來臺印尼移工Etty的口述，試着呈現她在疫情下身爲一名移工、一位母親的無奈、感傷的複雜情緒。她答應兒子會在2020年回印尼慶祝開齋節，但卻因爲疫情爆發而被迫取消。當中，Etty又是如何看待這個疫情下無法實現的承諾？圖非當事人，爲一名母親在母親節親吻她的孩子。 圖／路透社

整理：編輯慧儀

口述：Etty

編按：37歲的Etty來臺工作至今邁入第十年。當初，爲了家人的未來，她從印尼出發，待過新加坡和香港賺錢，最後返鄉結婚，生下兒子Andre。而在離婚之後，爲了Andre的未來，她再次出發，來到臺灣擔任看護，照顧行動不便、已經101歲的阿嬤。每一天除了例行工作，Etty趁着休假，攻讀碩士學位；熱愛寫作的她也利用休息時間記錄下自己的心情，並在疫情籠罩的這兩年間，以《疫情中的承諾》（印尼文：Janji Dimasa Pandemi）一文拿下2020年移民工文學獎優選獎與青少年評審獎。文章裡，Etty寫下她未能在疫情裡實現的承諾——她答應兒子要在2020年回印尼，一起過開齋節。

「沒能遵守的承諾，媽媽答應你，會在未來全部實現...」

我們家以前很窮，都會被人欺負，就算是我的阿姨也會這麼對我們。在弟弟妹妹還沒出生時，身爲家裡唯一的女兒，我每天都很開心。但是妹妹出生之後，我就覺得好生氣，擔心家裡是否真的可以再負擔小孩的費用。記得某一天夜晚，家裡的油燈已經沒有油了，家裡烏漆麻黑，爸爸又還在外工作。媽媽當時請我去跟阿姨借錢買油，但阿姨卻怕我們還不了錢，還對我說：「你去跟你媽媽說，沒有錢就不要一直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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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的嘲諷讓我又傷心又生氣，我對媽媽不滿，更抱怨自己的人生。我也恨阿拉，恨祂爲什麼要讓我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雖然那天晚上，爸爸把油買回來了，油燈又照亮了房間，但這件事我至今難以忘懷，所以我告訴自己要改變生活。高中畢業後，即便我拿到獎學金，爸媽也不讓我念大學，我就決定出國工作。但當時，我沒有任何夢想，只想當女傭趕緊賺錢。

我先去了新加坡和香港工作，現在來到了臺灣，一轉眼已經接近15年，也有了Andre。有時，很多人會問我：「爲什麼還不要回印尼？你已經錯過很多和小孩相處的時間。」但我怎麼會不明白這個道理？我已經錯過Andre的黃金成長期，我不能再錯過他的未來——我要確保他可以上大學，可以好好學習。因爲，我不要我的孩子像我一樣。

「沒能遵守的承諾，媽媽答應你，會在未來全部實現...。」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我先去了新加坡和香港工作，現在來到了臺灣，一轉眼已經接近15年，也有了Andre。有時，很多人會問我：「爲什麼還不要回印尼？你已經錯過很多和小孩相處的時間。」 圖／報系圖庫

平常，就算不在Andre身邊，但我希望他可以把我當朋友，不論大事小事、甚至是交女友也好，他也願意跟我分享。所以每一晚阿嬤入睡後，我都會抓緊時間和Andre視訊，問問他今天在學校過得怎麼樣，我想讓他知道即便我在國外工作，但會一直陪在他身邊。

現在，來臺灣工作邁入第10年，Andre也慢慢長大，還記得我在2017年第一次回去和他慶祝開齋節時，他才5歲；如今他已經12歲，正準備上中學，成爲一個小大人了。而就在我好幾年都沒回印尼之後，不出所料，他在2020年——也正是全球正要被疫情籠罩之際——也開始追問我，是否可以在那一年回家，一起過開齋節？

我當時那麼告訴他。

我剛來臺灣的時候，Andre才兩歲多，我也才20幾歲。當時我帶着他穿的Upin & Ipin藍色衣服來臺，至今一直放在我的枕頭下方，伴我入眠。Upin & Ipin爲一馬來西亞動畫連續劇，圖中的卡通小男孩正是Andre喜歡的Upin。 圖／路透社

▌疫情爆發了

我剛來臺灣的時候，Andre才兩歲多，我也才20幾歲。當時我帶着他穿的Upin & Ipin藍色衣服來臺，至今一直放在我的枕頭下方，伴我入眠（注：Upin & Ipin爲一馬來西亞動畫連續劇）。但如今，這套衣服他也穿不下去了。在家裡，阿嬤有一個孫子Ken和Andre年紀差不多，每次看到Ken，我都好喜歡他，他總會讓我想起Andre，有時真的忍不住就會想哭，洗碗洗一洗也會不小心哭出來。

2017年從印尼回來臺灣前，我曾告訴Andre我會安排在開齋節回去，到時候會牽着他的手去學校。但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我買好的機票終究還是因爲疫情，而被迫取消。

和我一樣，大家應該都經歷了類似的事情。疫情在2020年爆發，電視新聞和社交媒體上不斷播放着確診案例的新聞，我也開始需要到藥局排隊購買口罩和酒精，那時候我被規定哪裡都不能去，只能一直在家裡。阿嬤也一直嘮叨我不要跟隨便「不認識的人」說話，但我怎麼會隨便去搭訕其他人呢？疫情那麼嚴重，沒有人想要被傳染，我很小心防疫，我也擔心把病毒帶回去給阿嬤。

情況最嚴重的時候是2020年3月，那時候一名無證看護確診後，阿嬤甚至還對我說：「你離開！」當時臺灣對於移工很害怕，我那時候坐在臺北車站大廳外圍也被一名打掃阿姨趕走，而在我起身之後，阿姨還往我的椅子噴灑酒精。就算真的很生氣很委屈，我也覺得我有義務要保護穆斯林和印尼人的名譽，所以最終忍下來，沒跟阿姨吵架。

疫情期間，臺灣對於移工很害怕，我那時候坐在臺北車站大廳外圍被一名打掃阿姨趕走，而在我起身之後，阿姨還往我的椅子噴灑酒精。圖爲2020年5月，臺鐵擬評估永久禁止民衆在臺北車站大廳隨地而坐，引發熱議。 圖／報系圖庫

印尼的確診病例位居東南亞最高，我家鄉又是人與人接觸非常緊密的小村莊，歐巴桑會到處去講話，萬一我家人確診怎麼辦？ 圖／路透社

我也擔心家人在印尼的狀況。印尼的確診病例位居東南亞最高，我家鄉又是人與人接觸非常緊密的小村莊，歐巴桑會到處去講話，萬一我家人確診怎麼辦？我們家有老有少，就算我一直叮嚀他們一定要戴口罩、還隔着手機螢幕教他們如何戴口罩、洗手、噴酒精，但我依然還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我的話。就像我媽說Andre都有戴口罩去學校，但誰知道他半路有沒有偷偷拿掉？

那陣子，有時我會覺得乾脆回家算了，但現實還終究還是把我拉回來——我的兩個弟弟因爲疫情失業，頓時間，我成了家裡最重要的經濟來源；而更讓我難過的是，我的父親和Andre也在騎車的路上受傷入院，身爲女兒和母親，我沒能盡到照顧他們的責任，唯一能做的事是隻能在遠方祈禱，希望他們儘快康復。

你知道嗎，我從來沒遇過這樣的挑戰，而且我在印尼的新家還蓋到一半，在所有的東西都需要錢的情況下，我怎麼回家？至少先留在臺灣賺錢，如果家裡真的不幸發生什麼事，我還有時間可以做準備。只是在當時，我不知道要怎麼把不回家的決定告訴Andre，我無法想像他會有多失望。

後來，我媽媽告訴我，螢幕那一邊的Andre在偷偷哭泣。

圖／法新社

開齋節是一家團聚的日子，圖爲印尼開齋節裡一位母親和她的孩子。 圖／路透社

過去我總會給自己設定很多目標，但在疫情間我沒有任何目標，我只在乎我的家人，只要我的家人沒事，我別無所求。有時候，我也會覺得難以接受，難道我人生真的只有這一個選擇嗎——如果我想要爲家人、爲孩子帶來更好的生活，就非得出國不可嗎？

但或許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告訴自己，只要保持耐心，阿拉就會給我們最好的。就像過去我想要讀大學，阿拉不讓我去，但現在我可以用自己的薪水拿到學士學位、攻讀碩士；而且，我還能包紅包給當初嘲諷我的阿姨。最重要的是，我的爸爸媽媽也都健康地生活着，也把Andre照顧得很好。

過去的一切掙扎，阿拉現在都慢慢帶我走過來了。感謝阿拉，感謝自己。

「謝謝，爸、媽。願上帝賜予長壽還有健康，讓我有機會讓你們快樂。」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媽媽的承諾

回想這十幾年，當初我離婚的時候，我選擇離開父母，到其他地方租下一個小店鋪，獨自撫養Andre，因爲我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是誰、知道我的過去，也不想要聽到其他人的閒言閒語。所以，面對各種想要抒發、卻又難以說出口的情緒，最終我都把它寫下來。寫作成了我抒發情緒的最好方式。就像當我回不了家時，我寫下《疫情中的承諾》，過程中我哭了很多遍。在一字一句撰寫、一字一句編修的過程中，各種思念、悲傷、牽掛的情緒都會涌現，但哭過之後，心情也就好多了。

寫作是我的熱情所在，它改變了我的生活，甚至也帶我到很多我從未想過的地方，例如我贏得了移民工文學獎。所以在我正在蓋的新家裡面，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工作室，等我回到印尼之後，我可以靠寫作維生；而且在新家裡面，我可以跟家人小孩幸福快樂地生活。雖然這一切都要花很多錢，但這也是我感謝自己的方式，我想告訴自己：「這15年來，謝謝你爲自己的家一直都很努力地奮鬥着。」

當然，這還有一段路要走，所以這也正是我還需要、也繼續支撐着我留在臺灣的原因。我爲此也確實付出了相應的代價：這十年來，我隔着手機螢幕，看着父母一天天變老、孩子一天天長大，我錯過多了多少他們的生日，錯過了多少可以和他們相聚的父親節、母親節、開齋節？

所以我告訴自己：下次回家，我就要永遠回家。

我告訴Andre再給我兩年時間，等我回去跟他團聚，除此之外，我也不敢再多承諾什麼。尤其，在全球疫情仍未明朗的狀況之下，我唯一可以答應他的就是：「媽媽在蓋屋子給你，以後等媽媽回去，就可以開車載你上學。媽媽承諾，我會成爲讓你驕傲的媽媽。」

「上帝，這真是禰賜給我無價的禮物。爲了他的未來，我將以生命作爲賭注。」圖非當事人。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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