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大調整：教授“洗澡”，大學洗牌（李響）

1948年12月15日夜，北平西北郊，解放軍挺進海淀，傅作義部隊倉促撤進城內。

炮聲隆隆中，清華大學和毗鄰的燕京大學，幾乎人人通宵未眠。爲防止戰禍殃及校園，錢偉長和費孝通等教師成立清華應變委員會，胸前掛着望遠鏡巡邏；燕園中，校長陸志韋和中外教師也輪流值班。

這一天，北京大學在炮聲中舉行了建校五十週年典禮，校長鬍適進行了簡短的講話，隨後去南苑機場登機撤往南京。他曾動員燕大校長陸志韋率師生南遷，一向痛恨國民黨腐敗的陸校長嚴辭拒絕。

12月16日，黎明之前。燕京大學朱漆的西校門被輕輕叩響，門外傳來聲音：“開門吧，別怕，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一位美籍教師小心地讓校警把門開了個小縫，看到一位年輕的解放軍幹部，他沒有佩帶武器，開口第一句話是：“請問在戰鬥中燕京大學有沒有受到損失？燕京大學是否需要什麼幫助？”態度和善，衣冠嚴整，與國民黨軍散兵遊勇形成鮮明對比。守衛燕園的師生敞開大門，與此同時，清華園也接納了軍代表。

其他兄弟院校這下吃了定心丸。從北到南，各校相繼爲解放軍“開門”。當時他們不會預料到，僅三年後，全國所有教會大學、私立大學都被撤消。原國立高校，也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每一所舊中國走來的大學，校史上都記載着這樣一筆拐點：1952，院系大調整。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教育部長馬敘倫說：“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具體來說，要把過去“抽象”、“廣博”的模式改爲“具體”、“專業”的模式，“一切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服務”。

民國大學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設立學院，下設若干系，強調“博雅教育”；而蘇式高等教育制度認爲，專業就是一行專門職業或一種專長，高校的目標就是培養專門人才，專業設置越具體越好，並要和實踐就業緊密結合。這次教育會議的設想，即把中國大學按照蘇聯模式進行改革。

當時剛剛取得政權不久，百廢待興，當務之急是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對於院系調整這樣的浩大工程，還沒有多餘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也沒有詳細周密的計劃。接管初期，唯一比較大的動作是課程改革，廢除“國民黨黨義”、“六法全書”等，增添馬列主義課程，不僅學生要學，教師也要參加政治學習。

在清華，社會學“進步教授”費孝通開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門“大課”；教會學校“領頭羊”燕京大學配合最積極，1949年上半年就自行添設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馬列主義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等新課，聘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翦伯贊、經濟學者沈志遠講授。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毛特別談到：“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對的；觀念形態的東西，不是用大炮打得進去的，要緩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教會學校，不要在裡頭硬性教授‘猴子變人’的唯物主義原理，要有靈活性。”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打響，打亂了一切長遠計劃。

中美關係降至冰點，美國政府首先凍結在美中國資產並禁止向中國匯款，中國政府以凍結在華美國資產還擊。教會學校失去了美國資金，又被視爲“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中國的陣地”，可謂裡外不是人。

1950年底，全國20所教會大學，有11所被改爲公辦，另外9所改爲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補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職務均被解除，美籍教師要麼被辭退，要麼在反美氣氛中自行離職回國。

與外交上的“一邊倒”政策相應，教育界也要割斷美國聯繫，肅清美帝影響，立即全面向蘇聯靠攏。此舉針對的不僅是教會學校。清華、北大等知名大學的教授多數有美國教育背景，校內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幾乎全國所有大學都在改造之列。

學校所有權的改變只需一紙行政命令，讓師生思想大轉彎，不是易事。曾留學德國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私下對朋友說，“蘇聯那一套教育體系，完全是抄德國的，那一套我們都知道。”燕大教授張東蓀說，“中國今後要工業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清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表示，自己大半生與美國聯繫密切，仇美實在仇不起來……

強烈的反彈情緒使最高領導意識到，教育界急需一場“整風”。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爲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師作了題爲《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報告分七個部分，講了五小時之久，從他個人的檢討談起，循循善誘地勸導與會者，“只要決心改造自己，不論是怎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都可以改造好。”

新中國建立後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全校停課，教職人員人人“洗澡”，一一“過關”。“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說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儘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

當時在清華就讀的郭慕嶽回憶了他所目睹的法學院教授“過關”。“屋內黑壓壓一片，檢查完畢一般教授都要淚雨滂沱，有的則痛哭失聲。”過了幾天，清華大禮堂舉行全校思想改造運動，教務長周培源主持會議，建築系主任樑思成在臺上發言。他揭發自己爲了給兒子樑從誡從歷史系轉到建築系，求了周培源、陳岱孫等人，事雖沒辦成，但此事說明他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

“舊社會的惡習不改，厚顏無恥，下流卑鄙，所有最惡劣的詞兒，像一桶垃圾，樑先生倒在自己頭上……這時樑先生淚如雨下，後是泣不成聲，最後號啕痛哭。”樑思成剛剛大病一場，最後哭到支撐不住，被幾個同學攙下去。“樑先生足足檢查了三個小時，雖沒檢查完，因‘血淚染成紅杜鵑’，總算饒了他，一次過關。”

一次過關是幸運的。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檢討了三四次也沒能過關。曾留學美國的他反對“蘇聯式的灌輸教育”，認爲這樣會培養出一大批毫無判斷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會學，是發源自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科，其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與歷史唯物論格格不入，是一個帶着“原罪”的學科，潘光旦自然成爲重點洗澡對象。

大學時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斷腿，後來感染截肢。每次檢討，他都要“金雞獨立”四個小時。1952年2月初，《光明日報》分兩次刊登潘光旦的長篇檢討：《我爲何仇美仇不起來》；12月5日出版的《盟訊》發表了潘的第四次檢討，僅摘要就將近3萬字。

教會大學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災區”，也是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嶺南大學師生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員會”，曾鄙夷蘇聯教育體系的校長陳序經，帶頭在和平宣言書上簽名，領導師生聲討美帝國主義侵略，聲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光明日報》上做了長篇自我檢討，批判自己出於“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在學校裡做着太上皇”。

燕大西語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時候，有學生給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風化雨，惠我良多”。“認賊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市委專門成立了工作組進駐燕大，領導思想改造運動。

爲使學生更加深刻認清美帝本質，工作組發動全校師生批鬥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和哲學系主任張東蓀，他們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們“劃清界限”。爲了形成“對比”，市委組織全校師生先聽取進步教授的思想檢查，如雷潔瓊、翁獨健，還有1949年剛從英國回來的侯仁之。

這些發言事先得到工作組幫助指導，工作組還與學生幹部聯繫好，發言期間讓他們組織學生向大會主持人傳遞“表揚”、“滿意”的紙條，由主持人宣讀，在一片掌聲中結束大會。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上臺則正相反，學生幹部向主持人傳遞“不滿意”、“不通過”的紙條，以及對某些問題的“質問”，不予通過，最後把他們“轟”下臺來，下次開會繼續檢討。

作爲抗戰、內戰期間帶領燕京大學度過重重難關的校長，陸志韋一直支持進步學生運動，燕大大批學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黨或黨的外圍組織。1948年，一個國民黨官員對陸志韋說：“共產黨在燕大都鬧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裡面，你也不管管！”陸回答說：“燕大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學生們追求真理有什麼可指責的？連美國教員也支持學生呢！”

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曾經進步的陸志韋嚴重跟不上新時代要求。上級指示，“只從經濟上斷絕了和美國的關係是不夠的，必須表明態度，思想和精神上脫離和美國的關係，從內心深處仇視和痛恨美國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

這對陸志韋來說太強人所難了。他的許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國人，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還在通信聯繫。他尤其與燕大前任校長司徒雷登友情深厚，司徒雷登是他的證婚人。

批判陸志韋那天，燕大全校師生聚集在大禮堂，會議現場通過廣播和清華大學連線“直播”。學生積極分子涌入校長辦公室，蒐集文化侵略的罪證，學生們輪流上臺揭發。

發言最有力的是陸志韋的女兒陸瑤華。陸瑤華當時正就讀於燕京大學生物系，是共產黨員。批判會之前市委工作組找她談話做工作，她終於“想通”，走上臺，說父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的爪牙，是忠心執行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父親的“幾滴眼淚不能收買她的良心”。她會“像志願軍和美帝國主義戰鬥一樣，堅決地鬥爭陸志韋。”陸志韋的兒子陸卓明在批判會上保持了沉默，他因此於1953年被開除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大批判之後，陸志韋校長職務被撤銷，分派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任語言學研究員。史學教授翁獨健擔任代理校長，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爲燕大送終”。

院系大調整的想法在1950年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上已經提出，當時未能提上日程，除經濟、人員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礙有兩個，一是舊大學裡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識分子親美思想轉變不過來；二是中國尚無按蘇聯模式運轉的大學樣板。到1952年，這兩個障礙都掃平了。

從1950年開始，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新中國打造了兩個高等教育樣板：一是工科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一是文科的中國人民大學。

1952年秋，思想改造運動基本結束，全國高校教職員工的91%、大學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好院系調整工作，有效地培養國家建設幹部》。文章說：“自從去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號召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和今年經過‘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各校教師進一步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加強了爲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樣，就有條件與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

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爲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爲原則，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工作。全國高等學校從211所調整爲201所，分綜合性大學、多科性工業大學和單科性學院三類，取消大學中的學院建制，改爲校系兩級管理。

綜合性大學由49所削減爲21所。原來被稱爲“綜合性大學”的學校囊括文法理工農醫師等學院，調整後，大多僅保存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學工學院被撤消，機械、電機、土木、建築合併到清華大學，醫學院獨立建院更名爲北京醫學院；南京大學原有7個學院下設35個系，調整後僅保留了文、理13個系。全國實力最強的綜合性大學清華和浙大，調整後都成爲工科大學。清華人文學科大部分併入北大；浙大理學院文學院併入復旦，法學院停辦，醫學院、農學院獨立建校。

所有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走向終結。燕京大學的文科、理科併入北大，工科併入清華，北大由沙灘紅樓搬遷至燕大校址“燕園”；輔仁大學主要院系併入北師大，經濟系併入人大，西語系高年級學生直接併入北大，低年級學生由英語改學俄語；聖約翰大學各院系分別併入復旦、交大、同濟、華師大，原址建立華東政法學院；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華南醫學院等，校址“康樂園”成爲中山大學校園。

政治學和法學與現實社會聯繫緊密，新中國成立之後，在舊社會研究這些學科的學者大多被視爲無用甚至反動的人才，院系調整中對他們的處理頗爲隨意。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輝調至南京師範學院教美術，南大法律系主任趙之遠調至南京師範學院圖書館，法律系教授吳學義調至華東藥學院圖書館，祝修爵調至南京工學院圖書館。

社會學遭遇滅頂之災。大調整後，全國20多個社會學系只剩下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兩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會學絕跡，直到1979年才恢復重建。費孝通在中南海的一個會場上當面向領導人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讓社會學斷子絕孫，“多少留一個種，留點苗苗”。費孝通記得，領導人的手勢和語氣都非常乾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費孝通被調至剛剛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任副院長，從事少數民族研究，同時被調去的還有他的老師潘光旦。1957年師徒兩人雙雙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的罪名之一是“破壞民族關係”。

一批專業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調整中誕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區的“八大學院”，班底從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大學中拆解出來。1952年，北起清華東路，南到薊門橋，“八大學院”校舍在一片莊稼地上破土動工，它們是：北京地質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石油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北京林學院和北京醫學院。現在前七個學院已升級爲大學，北京醫學院迴歸北大成爲北大醫學部。

院系調整歷來被解釋爲照搬蘇聯模式，其實，蘇聯雖然重視單科大學建設，專業設置也比西歐和美國大學更加專業化、理論化，但並不完全排斥綜合性大學。莫斯科大學本來沒有工科院系，就在20世紀50年代初還成立了工科性質的物理技術系，而當時中國正在將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對於後期才併入蘇聯的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國家和地區，蘇聯也沒有實施“院系調整”，各大學基本保持原貌。

因此，院系大調整與其說是向蘇聯“一邊倒”，不如說是中國獨立開創的高等教育戰線上的政治革命。全國大學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換血，舊知識分子與舊大學的歷史聯繫割斷，舊大學與民國的歷史聯繫割斷，從而爲徹底否定舊教育，進行socialism教育奠定基礎。院系調整爲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爲國家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經濟發展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全國四分之三的高校師生參加了這場運動，滿載課桌椅、圖書儀器的列車在全國各地奔跑，改變了大學長期分佈不均衡的歷史狀態。

整個過程驚天動地，也波瀾不驚，幾乎沒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每個知識分子都意識到，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選擇。

現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樂黛雲，1952年剛剛從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留校，當上中文系首任系秘書，協助系主任工作。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貫徹院系調整的中央決定。許多著名教授都被派去支邊，如楊振聲、廢名調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後更名爲吉林大學）中文系。

“讓這些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去到遙遠陌生的、艱苦的邊地，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並沒有聽到任何反抗的聲音，只記得聽思想彙報時，有人反映教授發牢騷：現在土地國有，哪裡有地方去歸隱田園？寺廟地產已沒收，當和尚也沒有了去處！”

曾在燕京大學英語系任教的巫寧坤回憶，1952年7月，系主任趙蘿蕤來通知他系內五名教授的去向：趙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寧坤去南開。話一出口，趙蘿蕤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巫寧坤1951年在趙蘿蕤鼓動下放棄尚未完成的博士論文，從美國回到燕大任教，不到一年出此變故，趙蘿蕤滿懷內疚。趙蘿蕤的父親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義父是燕大校長陸志韋，兩人都是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批判對象。她的丈夫陳夢家在清華也受到大批判，院系調整中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一年來的政治壓力使趙蘿蕤陷入絕望，只能聽從擺佈，無力幫助巫寧坤安排前程。

1952年9月，北京大學接收燕京大學校園。那扇在1948年12月16日清晨被解放軍輕輕叩響的朱漆大門，換上了新的匾額，上書毛親筆題寫的北京大學四個字。有人來到還住在校內的陸志韋家催促他搬家，陸志韋一個人默默走出生活了25年的燕園。曾經以自己是燕京高材生而倍感驕傲的學生們，不敢再提自己在這所大學讀過書，學生黃宗江因爲保存了一套以司徒雷登照片印的明信片，“文革”時被打爲“司徒雷登的黑寵兒”。陸志韋在離開燕園後的18年人生中，一聽到老燕京人捱整的消息，就覺得是自己的錯，覺得對不起燕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