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證回臺後不會有人找麻煩

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文化）

一九八一年答應錢思亮院長說要幫忙之後，我就跟浦大邦一起從事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的創設，所以有時候會來跟錢院長談。錢院長就說，行政院的會議之前有一個國民黨的中常會，很多事中常會決定了，行政院就做。他說他不是國民黨員，他不能夠參與國民黨的中常會。當時的總幹事是韓忠謨，他就代表中央研究院去開會。

這邊先回到一九七八年我跟浦大邦的談話。浦大邦是浦薛鳳的兒子，浦薛鳳在政治大學研究西洋政治思想，也做過國民黨的省政府秘書長。浦大邦是柏克萊畢業的，他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當教授，常常到柏克萊，用加速器做實驗，所以我會見到他。一九七八年，我隨美國科學院的訪問團到中國大陸，回來之後，有一天跟他在一起吃中飯，他就說：「遠哲，現在很多人都想到大陸幫忙，爲什麼不回到臺灣幫忙？」我說我想回到臺灣幫忙，但是我還有一個政治問題。

依照國民黨的看法來看，我是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我在柏克萊就被盯上了。柏克萊有些同學打小報告。因爲我是比較左派的，思想是社會主義，要追求社會的公平合理，尤其對國民黨的腐敗非常不滿。那時候柏克萊只有十幾位臺灣人，臺灣學生很少。在柏克萊的臺灣同學會，除了一起郊遊、打棒球之外，常常討論這些事。

有一次，我們開臺灣同鄉會，大部分的人沒有來。有人就問說爲什麼沒有來，他們就說，這次主辦的人就是替國民黨寫報告的人。那時候有一個博士後學者，後來他不幸因爲penicillin shock過世。他脾氣比較硬，聽說那個人寫小報告。一個晚上，他約那個人到校園操場談話。他說，「你要老實說，你不老實說的話，今天你就回不了家。你到底是寫了什麼？」那個人說：「我寫誰是共產主義者，李遠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一個一個把報告內容都講出來。那位博士後學者後來就跟我說：「遠哲，他的小報告說你是社會主義者。」

被說是社會主義者，我倒是不驚訝。一九六二年到美國留學之前，我想了解美國，因此看了很多有關美國的書，也看那時候美國領事館放映的電影。有部電影叫做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America，就是美國奇奇怪怪的事，很有趣的事。美國什麼事情好像都會發生。

我還看了巖波書店的兩冊書，叫做《美國人民的歷史》，就是一九三二年Leo Huberman寫的We, the People: the Drama of America。他起先是共產黨員，後來脫黨了，不滿共產黨的作法。We, the People 是描述在開會的時候，有一個國會議員要進來，因爲人很多走不進去，他就說：「讓開讓開，I a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就是說我是民意代表。羣衆卻喊回去說： “We are the people.” 那時候我就對美國人民的歷史印象很深刻。

那個時候的美國，真的是人民的美國，人民當家作主這個概念是很深的。我到美國的時候，覺得確實是不一樣。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是在衰退，變得比較不理想。那時候像一個高中畢業生，他願意當清潔隊員或者是做消防隊員，他的薪水比助理教授還要高。所以只要努力工作，薪水都差不多，也都可以找到工作，不像現在，貧富差距拉得更大，更不合理。我年輕時思想是左傾的，他們這麼寫我也不會奇怪。

那時我是美國籍，回臺灣要辦簽證。因爲這些小報告，從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回國開始，每次到舊金山的領事館，我跟我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十分鐘就出來了，我要在那裡等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不籤給我。特別是一九七八年我隨美國化學代表團訪問大陸回來之後，我就在黑名單裡面，屬於不受歡迎的人物。因此往後的幾年我到大陸幫忙，其實也是因爲臺灣不歡迎我，國民黨對我是不歡迎的。

那時浦大邦說我們應該幫忙臺灣，我說我是很想幫臺灣的，但是我有一個政治問題。他就說，「這個問題我來解決，保證回臺之後不會有人找你麻煩。」後來簽證就真的比較容易了。這是一九七八年，浦大邦說要幫忙臺灣，要我一起來幫忙臺灣，當時跟中央研究院還沒有什麼關係。（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