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電視劇騙了，這纔是清朝人真正打扮

公元1645年，農曆乙酉年，清朝順治二年，明朝的弘光和隆武年之交。這一年，註定了是個不平凡的一年。叱吒風雲的李自成在倉皇逃離北京後，輾轉陝西和湖北，最終在湖北通山縣境遇襲身亡。相比於李自成的死亡，另一件在當時也許算不上很吸引人的事件，卻對歷史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那就是滿清攝政王多爾袞頒佈的一紙“剃髮令”，條例規定：“全國官民，京城內外，限十日，直隸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髮。”這就規定了，清朝統治範圍之內，所有人，必須實行統一的髮式。

統一成什麼樣的髮式？當時有一個很形象的名稱，叫做“金錢鼠尾”，就是將四周頭髮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髮，其形狀、面積和一枚銅錢差不多；而中心部分的頭髮，則被結辮下垂，形狀就像老鼠尾巴一樣。這個是當時剃頭的“範式”，即使剃了髮型達不到標準，已然會被處刑。滿清刑律規定，“剃髮不如式者亦斬。”文獻記載順治四年，滸墅關一個叫丁泉的農民，因爲留下頭髮的面積太大，被地方官拿獲，竟被告到朝廷，即使他是無心犯錯，竟也被判了斬首之刑，甚至當地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鄰居等也因此獲罪。

▲尚未入關的皇太極已經這麼帥了。

可以想見，現在“清宮劇”裡的髮式，放在當時完全不合標準，估計早早就被拉去砍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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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遊牧民族一直都有“辮髮”的傳統。宋代記載當時女真人男人頭髮紮成辮子垂在身後。（《三朝北盟會編》：“婦人辮髮盤髻，男子辮髮垂後。”）

元朝蒙古人也是將髮辮垂在身後，但是留有兩腮旁留有頭髮，在騎馬時左右看容易影響視線，於是便將左右兩邊的垂髻剃去。（鄭所：《心史·大義略敘》雲：“韃主剃三搭，辮髮。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發，剪短散垂；卻析兩旁發，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浪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

▲滿清發式的演變

作爲女真後裔的滿人，也繼承了辮髮的傳統。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吸收了蒙古人的一些髮式，並加以改進，目的是更加方便騎射。（《欽定滿洲源流考》“我朝冠服之制，不必盡與金同，而便於騎射。”）

既然服務於騎射，屬於實用型的髮式，那就大概率與“美觀”無緣了。

漢族人對髮型歷來很重視。人生所要經歷的第一個重要禮節，是古代的成人禮，它的重要一項內容，就是仔細梳起、打理頭髮，即所謂的“弱冠之禮”。古代男子到了二十歲，就要舉行冠禮，需要認真把頭髮盤成髮髻，然後再戴上帽子，表示已經成年。

▲古代的冠禮

而剃了“金錢鼠尾”，頭髮幾乎都被剃光了，還怎麼去行“弱冠之禮”呢？一向重視禮法的漢族人，自然不能接受。何況，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將頭髮剃去是一種精神侮辱，所謂“髡刑”，剃去就是囚犯的頭髮以示懲戒。而“髡髮”、“辯發”歷來是戎夷髮式，非我華夏正宗。難怪“剃髮令”下達之後，漢族士人大聲疾呼：“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羶。” “華人髡爲夷，苟活不如死！”（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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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當年朝鮮派往後金的使者，對女真人也不吝嫌惡之詞：“女真俗皆剃髮。……人面獸心、飢來飽去、見利忘恥。”

即使朝鮮使者來到中國，依然也充滿了鄙夷。（朝鮮剃髮令中逃過一劫，因此保持了原來漢式裝束，與明朝類似。）明清時期，朝鮮使團來華，其見聞都收集在《燕行錄》當中，其中有這麼一段：“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甚至朝鮮也以“小中華”自居：“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 漢族士大夫們聽了，也只能自嘲說：“頭髮剃了，就不用梳了，你看多省事！”（“頭髮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

有趣的是，日本也在清代稱自己爲“中華”、“神州”，奉自己爲華夏正朔，甚至在1871年在天津簽訂《中日修好條約》的時候，不許清朝自稱“中華”、“中國”，也是一個有意思的插曲。

“金錢鼠尾”的髮式持續了多久？大概150年。乾隆時期的1793年，英國訪清使團隨團畫師畫中的形象依然保留了傳統的髮式。到了嘉慶四年的1799年，一位來華日本人在《清俗紀聞》中記載，已經有部分人在頭部蓄髮，蓄髮的面積是一個銅錢的4倍左右。但是相比不蓄髮的數量，還是相對較少。也就是說，“金錢鼠尾”晚到19世紀才慢慢變粗，變成了所謂的“豬尾”。而我們現在影視作品中的“牛尾”，保留了幾乎一半的頭髮，又稱“陰陽頭”，這種頭型的出現，幾乎已經到清朝晚期了。

▲韓國影視作品中人物形象更加符合歷史事實。

03

令人不解的是，這個當年不被朝鮮、日本、琉球，甚至安南承認是華夏正統的滿清帝國，卻在熒幕上大放異彩，所謂“阿哥”、“格格”，收穫了萬千粉絲。

然而，晚清的疲弱與落後，也纔剛剛沒有過去多久，只要你有心，輕鬆就可以搜索到哪個時代真正的畫面。

可能你要說，清宮劇描繪的都是康乾盛世，天下承平日久，鶯歌燕舞。

然而真正情況是什麼呢？英國的第一個訪華使團，浸潤在馬可波羅的盛讚中來華，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驚。首先感受到的是觸目驚心的貧困。他們見到的中國人都非常消瘦，沒有啤酒大肚和喜氣洋洋的臉。甚至吃使團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用過的茶葉，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着喝。其次是吏治的腐敗。當地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甚至半夜去農民家裡抓人幹活。再是中國人奴性。被抓來幹活的中國人，竟然對他們行以“叩首之禮”，非常恭敬卑微。（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這實在不是一個值得歌頌的時代。而西方人對明朝，甚至更早的元朝，都是溢美之詞，盛讚“經濟繁榮、城市林立”，人民“衣着華麗、風度翩翩、知書達理”，這纔是“天朝上國”應有的模樣。

再往前，經濟文化領先的宋代、恢弘大氣的唐代、雲波詭譎的魏晉，不都值得大書特書？

氣勢磅礴的漢朝武將，喊出“明犯我強漢，雖遠必誅”的霸氣口號，張騫隻身犯險境，邊將千里驅匈奴，難道不能振奮所有華夏兒女的心？

我們的民族，並不缺乏可歌可泣、可書可寫的歷史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