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執行院長：產能過剩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議題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執行院長郭凱近日表示，歐美等國所指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並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國際關係和政治格局的複雜議題。

4月22日，郭凱在CF40舉辦的宏觀政策季度報告發佈會上指出，他並不認同美國對產能過剩的定義及其所列舉的問題。他曾經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比如，美國學者稱，因爲“中國衝擊”，美國製造業丟掉了200萬個工作崗位。郭凱說，製造業就業變化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多個因素，自動化和生產率的提高是導致製造業就業下降的關鍵因素，而與中國貿易的關係只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全球範圍內，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製造業就業都在下降，這主要歸因於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另外，即使沒有中國的競爭，低端製造業也不會留在美國，而是會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因此，將製造業就業下降歸咎於中國是不合理的。

郭凱指出，中國作爲全球製造業大國，佔全球製造業總產出的比重超過10%，地位舉足輕重。過去兩年，以美元計算，中國製造業順差每年高達1.8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和新冠疫情前相比翻了一倍。中國取得巨大順差的同時，意味着其他國家的逆差，而鑑於製造業對各國的重要性，產能過剩問題便顯得尤爲突出。

“我們中國是用一種火箭速度在增長，我們製造業順差在過去這些年，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一下升到全球GDP比重的2%，這是美國在戰後製造業順差佔全球GDP比重的水平。”他說。

他提到，回顧歷史，日本和德國在其鼎盛時期，製造業順差佔全球GDP的比重也未超過1%。美國在二戰結束時製造業順差佔全球GDP的比重達到2%，但隨後就下降至0.5%，再後來基本就是逆差狀態。

“別人對中國製造業高度擔心，因爲你製造業規模這麼大，你還對別人有這麼大的順差，而且你基本上對全球所有的國家都有順差，這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這不是經濟問題，這是政治問題。”郭凱說。

他指出，在美國，政客們往往利用“中國衝擊波”、產能過剩問題作爲選舉籌碼。今年恰逢美國大選年，觀察現任總統約瑟夫·拜登的言論，可以發現他針對特定產業的表態頗有意思。在密歇根州，他聲稱將對中國的電動汽車採取高關稅措施；在賓夕法尼亞州，他又提出對中國的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高額關稅。儘管中國尚未向美國出口一輛電動汽車，對美鋼鐵的出口量也微乎其微，但這些議題仍被用作選舉籌碼。原因在於，這些州的特定產業對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而拜登需要藉此爭取選民支持。

“作爲政治家，無論特朗普還是拜登必須得面對這樣的認知現實，否則他們沒法贏得選舉。”郭凱說。

他強調，在理解美國的這種敘事與政治動機時，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其正確與否，這種社會認知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雖然中國加入WTO對美國某些人羣確實產生了影響，但獲益的人羣遠多於受損人羣。然而，由於受損人羣相對集中，他們的聲音往往更加響亮和直接，導致了一種觀感上的不對稱性。相比之下，獲益人羣分散在各個領域和行業，難以形成統一的聲音。因此，在選舉等政治場合中，受損人羣的觀點更容易被放大和強調。

回到中國國內來看，郭凱表示，近年來，由於房地產行業的調整，中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製造業投資。製造業的快速發展不僅爲中國經濟提供了有力支撐，也帶來了產能的迅速擴張和出口的增長。然而，這種快速增長也加劇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對於產能過剩問題，郭凱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建議。首先，增加內需是緩解產能過剩的重要途徑。通過擴大國內市場，提高消費水平，可以有效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同時也有利於分散出口風險。

其次，調整產能輸出方式也是必要的。中國可以通過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推動產能合作和共享，實現互利共贏。同時，還可以鼓勵企業加大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增強國際競爭力。

此外，郭凱還強調了政策協調和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各國應該加強溝通與合作，共同應對全球製造業的挑戰。通過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可以促進全球製造業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