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樺：我的朗潤園三年

【題記】今年是北大國發院（前身爲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英文簡稱CCER）成立三十週年。國發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學、科研、智庫等領域有所成就，對社會進步有所貢獻，離不開師生校友的接力開拓，風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護與鼎力支持。值此30週年之際，我們特別啓動“我與北大國發院（或我與CCER）”主題徵文，歡迎師生校友和各界夥伴不吝賜稿，通過您的文字，讓更多人一起走進那不曾褪色的歲月。

本文作者爲北大國發院（CCER）2004級經濟學碩士柴樺，現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深經濟學家。

絕處逢生

2003年8月10日，爲參加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大國發院的前身，以下簡稱CCER）舉辦的第四屆全國經濟學優秀大學生夏令營，我第一次來到未名湖北岸庭院深深、古色古香的朗潤園。

那時我還是一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即將升入大四的本科生。因爲喜歡經濟學，我打算出國繼續深造。我自知申請到國外好學校的博士項目並不容易，所以另一方面也準備開學後在上海找工作以爲退路。之所以沒有考慮在國內讀研，是因爲當時國內的經濟學總體水平與國外還有差距，而且三年碩士的學制也似乎過於漫長。夏令營的通知上說有爭取保送CCER碩士研究生的機會，但我只是單純地想去CCER這個富有神秘色彩的學術機構增長見識、開闊眼界而已。

然而短短几天我便徹底動搖了。爲了三十名本科生，林毅夫老師領銜的海歸教授們幾乎傾巢出動，輪番上陣，對我們進行了日以繼夜的知識轟炸。那架勢彷彿末世即將來臨而我們被選中進入諾亞方舟肩負“爲往聖繼絕學”的使命。除了把經濟學各領域一網打盡的專題講座之外，海聞、李玲等幾位老師全程陪伴，慷慨分享了自己人生選擇的心路歷程。煽動力爆表的陳平老師號召大家“勇攀科學高峰！”讓我大爲感動——還沒走到科學的山腳下就已被寄予厚望，怎能不讓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熱血沸騰！在這洋溢着學術熱情的氛圍中，我像顆小行星不知不覺地被中心的強大磁場所捕獲。剛從CCER畢業、即將奔赴芝加哥大學讀博的王勇師兄從上海特地趕來現身說法，詳細介紹了CCER教學上的領先優勢，幫我最後下定了決心先到CCER讀研然後再出國深造。

可惜一切都晚了。

夏令營的倒數第二天，李玲、平新喬、盧鋒、趙忠等幾位評委老師坐鎮萬衆樓，聽取申請保送的同學們報告自己的論文，從中擇優錄取。大家都是有備而來。浙大李冠一同學的開場相當震撼——“這是本文第十七稿。”毫無準備的我只能坐在觀衆席中暗自懊悔。夏令營的最後一天，想到這就要與CCER擦肩而過，倍感惆悵。在告別晚宴上，我給平老師敬酒，不料他突然問我：“你們兩個復旦的同學怎麼都沒有申請保送啊？”（另一名復旦同學盧楊，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我有點不好意思，答道：“沒來得及準備。”沒想到他當即說：“九月份還有一次招收北大校內保送生的面試，你準備一下，到時再來。”我既驚喜又感動，一時語塞，急忙連連點頭。

人不能兩次浪費同一個機會。回到復旦，我廢寢忘食地在經濟學院清靜的閱覽室裡絞盡腦汁炮製論文。一個月後，帶着這篇速成之作，我再一次回到了朗潤園，忐忑地走進了面試所在的辦公室。

房間不大，裡面坐着李玲、平新喬老師，好像還有海聞老師。關於面試過程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只記得面試結束後我去遊覽離北大不遠的頤和園，接到從不過問我學業的老爸來電詢問面試情況。不知哪兒來的底氣，我說：“應該沒什麼問題。”

就這樣，第二年的秋天，我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4級碩士研究生的新身份，第三次來到朗潤園。

負重前行

CCER2004級碩士共四十人左右，大約四分之一是夏令營中就認識的老朋友，包括我的室友翁翕、章林峰、江宇。因此，雖然初來乍到，我倒也沒有什麼陌生感。萬柳研究生公寓孤懸在北大校園西南五公里開外，幾乎擦到了北三環的邊。每天坐公交車趕去學校上課，行色匆匆，無暇駐足欣賞沿途的風景。研一的上課地點並不在朗潤園，而是散佈在校內各個教學樓。第一學期核心課程“三高”的三位授課老師各有各的風采。年輕的沈豔老師剛剛海歸，臨危受命主講高級宏觀。第一堂課她一上來就表明了決心——“我一定會try我的best！” 這混搭的表達方式令全班忍俊不禁。多年以後我的中英夾雜症比沈老師更爲嚴重，總算做到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平老師每次高級微觀課都帶着一沓泛黃了的手寫講義，像是從考古系順出來的古籍。他不緊不慢的浙普讓我倍感親切。教高級計量的沈明高老師與助教李嘉師兄舉手投足有點像漫畫人物，自帶喜感。開學不久正逢中心成立十週年慶典，朗潤園張燈結綵。新生們也有福共襄盛舉，沾沾喜氣。

然而好景不長。剛開學的新鮮勁兒很快被越來越沉重的學習和競爭壓力驅散。碩士同學們多半有志繼續深造，因此非常重視成績，學習氣氛就一個字——卷！中心第一年的學術訓練參照國外博士項目標準，對數學的要求很高。這是當時CCER研究生教育獨樹一幟的特色，而我也提前做了一些準備。大四保研後我旁聽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陸銘老師組織的研究生數學系列講座，也自學了一些國外經濟學數理方法的講義。此外，研一上汪浩老師的數理經濟學課也有針對性地幫助大家整兵備戰，以應對“三高”的考驗。即便如此，當看到高微期中考題的第一眼時我還是震驚了——整張試卷就算借給數學系使用也絕不會違和。其他課程的風格也大致如此。我原本對自己的數學水平頗爲自信。然而人外有人。同學中不少本科來自北大數學或物理等理科院系。與他們紮實的數學功底相比，我那一招半式純屬班門弄斧。這種差距自然體現在了考試成績上。出師不利讓自信心倍受打擊。與不少不習慣落於人後的同學們一樣，我也曾一度陷入自我懷疑的漩渦。“你說我到底是不是這塊料？”是那時我們“失意者聯盟”最愛互相詰問的難題。

那不是一段輕鬆的時光。躺平是不可能的，因爲當時還沒有發明這個詞。重壓之下除了負重前行，別無選擇。再不發揮“後發優勢”，實現“趕超戰略”，就會喪失“自生能力”。據我觀察，CCER的研究生是北大最辛苦的。萬柳公寓巨大的自習室裡，我們像是負責看場子的一般，總是來得最早又走得最晚。

衆所周知，高強度的學習時常會伴生走火入魔等副作用。某個冬夜路過未名湖時，南方來的我第一次見到湖面結冰這等奇觀，激動不已。可是月色之下光滑如鏡面的未名湖，讓我想起的不是任何浪漫的詩句，竟是高微教科書MWG數學附錄中著名的“分離超平面定理”。天上的圓月與其倒影構成兩個不相交的凸集——恰被平整的湖面一分爲二！

雖然精神時而遊走在失常邊緣，但是努力付出得到的回報也是肉眼可見。我不但慢慢適應了漫山遍野撲面而來的公式、定理、證明，甚至還開始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美，不知道這是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作爲一門非典型社會科學，經濟學的技術門檻雖高，但一旦跨過去，可是別有洞天。在各位老師的指引下扒着門檻一窺“高級”經濟學的真容，不亦樂乎。第一年的訓練也幫我逐漸認清了自己的興趣所在。因爲復旦陳釗老師引人入勝的信息經濟學課，我原本是個微觀經濟學愛好者。誰知中心的沈豔和霍德明老師展示了一個更加引人入勝的宏觀經濟學世界。於是我毅然轉投宏觀陣營。霍老師講新古典宏觀模型時，最講究經濟學直覺與數學推導需要齊頭並進、相得益彰。直到今天，寫模型推公式時，我彷彿還會聽到霍老師的提醒“你理解公式背後的經濟學含義了嗎？”

近水樓臺

隨着研一的結束，籠罩在萬柳公寓上空的愁雲慘霧一掃而空。我們2004級研究生也搬回到了北大校內或西門外的暢春園。雖然離朗潤園的距離縮短了，但離真正的學術研究的距離還很遙遠，迫切需要導師指點迷津。

我有幸加入了林毅夫老師的“發展戰略組”。剛入組時我曾一度懷疑，林老師蜚聲中外，事務繁忙，能有多少時間指導學生呢？很快這種擔憂就被徹底打消。首先，我們每週都有兩門林老師的課——中國經濟專題和發展經濟學研討。當時還沒有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但林老師的思想體系經過多年深思熟慮已經基本成形，正在爲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做進一步的梳理和完善。課上的參考文獻很多。林老師對經典文獻強調批判地吸收，反對盲目崇拜，包括今年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賴以摘下諾貝爾獎的那篇關於制度與增長的經典論文。當年課堂裡對這篇文章的激烈討論至今言猶在耳。林老師對方法論非常重視並且不厭其煩地反覆闡釋，金句頻出，比如著名的“不要坐着金礦挖煤礦”。但讓我覺得最耳目一新的，還是用中國古典哲學的語言闡述經濟學治學之道，例如《道德經》中的“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保持“常無”的心態，直面現實，不囿於任何理論是我從林老師這裡得到的最大啓發。

除上課外，每週的重頭戲要算髮展戰略組的組會。林老師組裡匯聚了一批學術熱情高漲的碩博研究生。當年那批師兄弟姐妹中的大多數一直留在學術界深耕不輟。霍德明、巫和懋老師和剛海歸的“青椒”龔強、餘淼傑老師也是組會的常客。組會的內容通常是由一兩名學生報告自己的論文。而組會的最大特色是其火爆的爭論氣氛。只有直言不諱、毫無保留的批評纔是對報告人的負責和尊重——據說這是林老師從芝加哥大學的seminar帶回來的傳統。因此，不論誰作報告，被羣起而攻之都是難逃的宿命。數人爭先恐後擠到臺前對着屏幕上的公式指指點點、唾沫橫飛、火星四濺是組會循環播放的名場面。“你的結論完全是假設出來的！”“你的假設太ad hoc!”之類的指控在萬衆樓小教室裡此起彼伏，餘音繞樑。在這裡報告論文有如從事極限運動，直到最後一刻都是生死未卜。根據我的經驗，組會過後報告人往往頭腦麻木、目光呆滯，唯一的念頭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然而神奇的是，儘管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但大家都覺得這是做研究理所當然的態度，因而也絲毫不妨礙同門之間的情誼。

組會一般從晚飯後開始，往往直到深夜才結束。會後林老師經常跟大家一起去北大西門外的小飯館享用著名的西門雞翅。哪怕在夜宵時間，林老師的話題也從來離不開學術。唯獨有一次，他反常地詢問現在女生找男朋友的標準是什麼。我一驚，難道林老師也是會八卦的普通人？轉念一想，終究還是我膚淺了。林老師的老師Gary Becker早將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拓展到了婚姻與家庭，林老師也一定是在思考婚姻經濟學中的重要課題。

國內首屈一指的學術資源是中心研究生的最大財富。近水樓臺先得月。朗潤園方圓幾裡內名家雲集，人力資本密集度奇高。姚洋老師的發展經濟學、光華管理學院龔六堂老師的經濟增長等課程帶我領略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學術前沿。我還去隔壁的清華旁聽過許成鋼、朱曉東老師的系列講座，受益匪淺。暑期不時有國外的教授來中心開設短期課程。2006年夏天還在讀博的王勇和郭凱師兄也先後回來講課，分享他們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近年所學的精華。中心每週經濟學各領域的workshop開一時風氣之先，令人應接不暇。一年一度的NBER-CCER年會更是匯聚了國內外頂尖的經濟學家，讓初識學術的研究生們也有機會現場觀摩高手過招，一飽眼福。2005年第七屆年會上NBER主席Martin Feldstein介紹美國宏觀經濟情況時，我舉手提問爲何美國產業大量外遷而國內勞動力需求卻保持強勁。沒想到我無知無畏的提問卻引得前排的李玲等幾位老師轉身投來讚許的目光。他們不知道，這小小的鼓勵極大振奮了我在CCER的第一年裡幾近隱入塵煙的士氣。

我們也是CCER推動全國範圍內經濟學變革的直接受益人。由CCER發起的中國經濟學年會始於2001年。我有幸作爲本科生參加了2003年12月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第三屆年會，報告了那篇爲保送CCER而作的小論文。巧的是，那一場的評論人之一是中心的趙耀輝老師，同場報告的還有趙忠老師和王格瑋師兄。印象更深的是2005年研二時與衆多CCER師生一起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第五屆年會。我們的研究生團隊是全國各院校中最龐大、最活躍的。在報告論文體驗學術盛會之餘，我和幾位2003級的師兄師姐租船出海想抵近金門一覽。可是稍遇風浪我們就暈得七葷八素。我一邊強忍嘔吐，一邊不禁感慨，能從金門劈波斬浪徒手游到廈門的，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CCER當年雖然規模不大，但在北大校內存在感很強。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廣受歡迎的經濟學本科雙學位項目。CCER的研究生大多擔任過“經雙”的助教，我也不例外。林老師中國經濟專題課之火爆讓我大開眼界。雖然身爲助教卻常常被擠到五百人大教室的門外，幾無立錐之地。2006年當選北大十佳教師的姚洋老師人稱“北大梁朝偉”，他的發展經濟學自然也是經雙的熱門課程。有一次課上姚老師談及人生忽然有感而發，說即使同學們現在不覺得，到了他的年紀一定躲不過關於“意義”的問題。如今我正好與當時的姚老師同歲，果然被他言中！

驀然回首

在朗潤園的最後一年像是開了倍速。時間在申請國外博士項目的繁瑣準備中匆匆流逝。林老師、姚老師、沈豔老師和復旦的陸銘老師百忙之中幫我寫了推薦信。2007年的春天，我幸運地收到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錄取通知，實現了四年前夏令營時構想的藍圖。

告別朗潤園之後時間彷佛從未停止加速。驀然回首，CCER已悄然走過碩果累累的三十載並升級成北大國發院。我們2004級研究生入學竟然也已是二十年前的陳年舊事。畢業以來大家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奔波。雖然人生之路是一連串隨機事件，但對我來說，大的方向是在朗潤園的那三年裡有了定數。

三十週年的盛大慶典又一次開啓了歲月的記憶。謹以從盛夏到深秋斷斷續續敲下的五千文字紀念那段並不漫長卻意義非凡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