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好利不好名”

文/方懷銀

對於名利，莫如“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說得透徹。人的一生充滿了各種考驗，名利關是其中一個難過的關口。古往今來，多少人在此折服倒下，甚至名利俱失。

明朝錢琦在《錢公良測語》中對二者關係作此論斷：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而被譽爲“教授中的教授”的陳寅恪卻說自己“好利而不好名”，其所好者何利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陳寅恪致函傅斯年有云：“弟好利而不好名，此公所夙知者也，但中美文化教育基金重在提倡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其創始之年未必給獎，以此不能不躊躇也。”原來，一九三六年基金會修改章程，自下一年度起，擴大其資助領域，社會科學也被囊入其中。於是，傅斯年便提議陳寅恪申請該項科學獎勵金。在申請之初陳寅恪還頗爲猶豫，其時史語所正欲南遷，陳寅恪家累重，南遷需要一筆費用。在他而言，讓一家人吃飽穿暖纔是正事，家人安定了，纔可以安心做學問。所以說，他需要的是獎勵金這個利，這是當下之需。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子十分困窘，“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爲奇珍”。學問大、名聲在外，廣州汪僞組織誘迫，北平之僞“北京大學”也來誘招，以軍票二十萬(港幣四十萬)讓他辦東亞文化協會及審定中小學教科書之事，他堅決拒絕。對比當時一些文化名人標榜自己散淡卻紛紛“落水”的表現，陳寅恪是君子固窮，他孤高自賞，矜持自律，也很坦誠。

不獨對不義之財，對虛名他從來就沒看上眼。其侄陳封雄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爲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回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他遊學西方十餘年，奔走東西洋數萬裡，足跡所至有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瑞士等國，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具備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但未曾獲得一個學位之“名”，這對他做學問來說無利，故而不去追求。正是這厚實的學問功底，他在清華的課堂上纔敢說“四個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何等霸氣，也是其學生之利。講課如此，作文、演講亦如是。“弟只能演講學術問題，須預備稿子”。他也開出了潤格，“以一篇一萬元爲平均之價目”，“演講亦須萬元一次”。

陳寅恪好利不好名，好的是生活安定之利、學問廣博精深之利。惜乎其中年後世道不平，他領着家人輾轉多地，顛背流離，歷臏足目瞽之磨難，雖完成了鉅作《柳如是別傳》、寫成《寒柳堂記夢》，卻帶着深深的遺恨離世。後人在享受他的學問之利，也應記住他的名，雖然他好利不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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