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被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紀念

茨威格自殺時的歐洲（乃至幾乎全世界）正深陷二戰的泥潭，無數人的生命已經盲目地消失在戰火中，還有無數人正走在通向毀滅的路上；波蘭首都華沙早已成爲廢墟，類似的命運正在未來不遠處等待着柏林。而就在茨威格自殺的前一個月，1942年1月20日，萬湖會議確認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儘管戰爭的結果依然撲朔迷離，戰爭的遲早結束和戰後重建也在情理之中，但對於身陷其中的茨威格來說，他的歐洲業已“毀滅”，他的精神支點業已坍塌，“昨日世界”的逝去讓他意識到，自己再也找不到一處真正讓自己有“根系”感的地方。在遺書中，他說：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代表作有《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象棋的故事》《昨日的世界》等。

去世之前，茨威格以深深的眷戀之情爲歐洲——他的“昨日世界”立傳，成書《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在茨威格眼中，一戰前的歐洲是“太平的黃金時代”，一切都在固有的良好秩序中運轉前進，人們保持着樂觀、自信的心態，對未來和必然的“進步”充滿信心。茨威格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迷戀上文學，並一步步登上文壇。但所有這一切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開始破滅，漸漸淪爲泡影，把“實現歐洲和平統一”視爲使命、“畢生熱烈追求人性和思想上的團結一致”的茨威格的人生之路由此轉變，最終歷經流亡、二戰，在異地他鄉的流亡中死於心碎與絕望。作爲紀念，我們摘選《昨日的世界》中《歐洲的光彩和陰暗》一章，這是茨威格對自己意識到災難將臨時刻的回憶，是歐洲在光明之下有意無意忽視“陰暗”的時刻，就像茨威格在文中所說：“我們被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

原文作者 | [奧]斯蒂芬·茨威格

摘編｜張進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奧]茨威格著，徐友敬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

20世紀的頭十年：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奏

我在這個新世紀裡已生活了十年，我已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現在，我滿懷新的、更有意識的喜悅之情來看待我們的歐洲。我從來沒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幾年更熱愛我們這片古老的土地，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盼望歐洲的統一，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相信歐洲的前途，我們以爲已經看到了新的曙光。而實際上，燃燒世界的戰火已經臨近，火光已經在望。

今天這一代人，是在災難、破壞和危機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覺得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幾乎每天都會爆發戰爭，而我們這一代人自世紀之交以來一直對世界上的人充滿信心，要我們向今天這代年輕人描述當時那種樂觀主義和對世界的堅定信念，也許是很困難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歐洲各國的國民經濟充滿活力，技術的發展加快了生活的節奏，科學發現使那代人感到自豪。在歐洲所有國家裡普遍感覺到繁榮的生活已經開始。城市一天比一天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們在一九〇一年見到的柏林相比較；柏林已從一個國家的首都發展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又大大超過了一九〇一年的柏林。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這樣的城市，我每去一次，都會感到驚訝和高興。街道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漂亮，公共建築越來越雄偉，商店越來越豪華、越來越美觀。人們在各種事物中都能感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就連我們這些作家，從書的發行量上就能覺察到本世紀初的頭十年，這段時間雖不長，但書的發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興建起新的劇院、圖書館和博物館。諸如浴室、電話這些曾經屬於少數人特權的方便設施，現在已開始進入小資產階級家庭。

英劇《唐頓莊園》（第一季）劇照。

自工作時間縮短以來，無產階級的生活開始好起來，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過上小康生活。到處都在進步，誰敢於大膽作爲，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舊書或一張名畫，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誰越大膽，越捨得出本錢辦一家企業，誰就越能保證賺到錢。無憂無慮的美妙景象籠罩着整個世界，有什麼能打破這種景象呢？又有誰能阻止這種從自己的熱情中迸發出來的幹勁呢？歐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富裕和美麗過；歐洲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過。除了少數老態龍鍾的老朽，沒有人對“美好的舊時代”依戀不捨。

除了最貧困的人以外，星期天沒有人待在家裡。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遊，爬山和比賽，同時也學習各種體育項目。假期裡，人們都出門遠遊。不像我們父輩那個時候，放了假只到離城不遠的地方，最多到薩爾茨卡默古特去。現在的人們對整個世界都感興趣，想看看世界上是否處處都那麼美，是否還有更美的地方。過去，只有那些有特權的人才能到外國去旅遊；而現在，銀行職員和小業主都有條件到法國、意大利去旅遊。現在出國旅遊比過去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主要是人的觀念起了變化：有新的勇氣，有新的敢闖精神，出去旅遊才更大膽；在生活上節儉和謹小慎微是丟人的。這代人決心使自己成爲更富有青春活力的一代人。每個人都爲自己年輕而感到自豪，這一點與父輩們正相反；首先是年輕人臉上的鬍子突然沒有了，然後是那些年齡大的人去仿效他們，爲的是不顯出自己老相。年輕、精神煥發已成爲當時的口號，人們不再老成持重。婦女們甩掉了束胸緊身衣，再也不打陽傘和戴面紗，因爲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太陽。她們把裙子裁短，便於打網球時兩腿跑動；她們露出豐潤的部位時，再也不感到害羞。風尚變得越來越合乎自然。男人穿着馬褲；女人敢於坐在男式馬鞍上，男人和女人之間不再有什麼需要遮掩和隱藏的。世界不但變得更美麗，也變得更自由了。

英劇《唐頓莊園》（第一季）劇照。

在我們之後出生的新一代，在習俗方面也贏得了這種自由，他們生活得健康又充滿自信。人們第一次看到，年輕姑娘在沒有家庭女教師的陪伴下，獨自同男朋友一起運動，一起郊遊，他們完全是一種公開的、自主的夥伴關係。她們既不害羞也不矯揉作態。她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她們擺脫了父母嚴厲的監督，自己掙錢養活自己；她們當女秘書、女職員，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權利。賣淫——舊世界唯一被允許的色情交易——明顯地減少了。由於提倡新的更爲健康的自由，男女之間假正經的行爲早已成爲背時的東西。從前在游泳池裡隔開男女的木板，現在陸續被拆除。男女不再忌諱，他們知道彼此長得怎樣，也懂得人類繁衍的秘密。在這十年裡重新獲得的自由、大方和自然，勝過以往的一百年。

現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奏。一年裡發生的事勝於過去的幾倍，幾十倍！一項發明緊接着一項發明，一個發現緊接着一個發現；每個發明和發現都以飛快的速度變成人類共同的財富。因此，每個國家都第一次感覺到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的。在齊柏林飛艇初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在前往比利時的途中，恰巧在斯特拉斯堡停留。我在這裡親眼看到了飛艇在大教堂上空盤旋，下面的人們熱烈地對着飛艇歡呼，盤旋的飛艇好似在向這座有千年歷史的教堂頻頻點頭。晚上，我在比利時維爾哈倫家得到消息，飛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墜毀。維爾哈倫滿含淚水，激動萬分。如果他僅僅是作爲比利時人，那麼他對這次德國的空難就會抱無所謂的態度，但他是歐洲人，又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所以他會和我們一起分享戰勝自然的共同勝利，也會同我們一起分擔我們共同遭受的考驗。當布萊里奧駕駛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時，我們在維也納歡呼雀躍，好像他是我們國家的英雄。大家都爲科學技術取得如此迅速的進步而感到自豪。現在我們的感覺是歐洲是一個共同體；歐洲意識是我們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識，我心裡想，如果一架飛機能夠輕易地飛越國界，那麼國界還有什麼意義呢！那些海關關卡和邊防崗哨就成了無用的擺設，與我們的時代精神是相悖的，因爲我們這個時代熱切地期望着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繫，共同實現大同世界。這種感情的高漲像飛機的騰飛一樣美妙無比。

有些年輕人沒有親身經歷過歐洲各國之間相互信任的那最後幾年，我今天仍爲他們感到遺憾。因爲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不是真空，空氣本身就攜帶着時代的繁榮和脈搏。空氣會不知不覺地將時代脈搏傳入我們的血液和內心深處，傳入我們的大腦，並不斷地傳到每一個人。在那幾年裡，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從時代的普遍繁榮中吸取了力量。由於大家都有這種信心，那麼個人的信心也就大大增強了。也許我們像今天的人一樣，當時並不知道那股將我們捲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大，有多少風險。——可是，事與願違。只有經歷過那個對世界充滿信心時代的人，今天才會明白，從那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其實都是倒退和黑暗。

當時的世界無比壯麗美妙，就像服了滋補藥似的渾身是力量。這股力量從歐洲的各條海岸線敲打着我們的心臟。可是我們卻沒有預料到，使我們深感幸運的事同時也潛藏着危險，當時席捲歐洲的自豪和信心風暴，本身就帶着烏雲。也許繁榮來得太快了，也許歐洲各國和各城市強大得太急促了，所以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總是誘發個人和國家去使用甚至濫用自己的力量。法國的財富充裕，但是它貪得無厭，它還想要一塊殖民地，儘管法國的人口已不足以維持殖民地的統治，可它還想侵略，差一點同摩洛哥動武。意大利覬覦着昔蘭尼加。奧地利要吞併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把矛頭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國暫時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總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歐洲各國的頭腦裡都充滿了蠢蠢欲動的熱血。這些國家擴張的野心到處膨脹，像流行病那樣傳染，但同時也要有效地鞏固國內的秩序。那些發了大財的法國工業家唆使同樣肥胖的德國工業家，兩家大公司聯手合作。——克虜伯公司和法國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擁有鉅額股票的漢堡海運界和南安普敦海運界對着幹。匈牙利農場主和塞爾維亞農場主對着幹；這一幫康采恩反對另一幫康采恩。經濟的暫時繁榮使所有人像發了瘋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財富。

低估和忽視了危險

如今，當我們心平氣和地問自己，一九一四年歐洲爲什麼會爆發戰爭，我們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誘因；這次戰爭不是出於思想上的糾紛，也不是爲了爭奪邊境的幾個小地方。我認爲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戰前四十年和平時期積聚起的內部力量，它必然要發泄出來。每個國家都突然之間有了一種想要使自己強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會有這種情感。每個國家想從別國得到更多的財富，可是這些國家也想從別國得到財富。而最糟糕的是，我們被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每個國家都想讓別的國家在最後一分鐘被嚇退，於是外交官們就利用起恫嚇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在巴爾幹戰爭中，在阿爾巴尼亞，都玩弄起這種手段。巨大的同盟國之間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軍事化。和平時期德國就徵收戰爭稅，法國延長了服役期。多餘的力量必然要發泄出來。巴爾幹的爆炸信號則顯示出，戰爭的烏雲已向歐洲靠近。

英劇《唐頓莊園》（第二季）劇照。

那時的人們還沒有驚慌，但是有一種不安始終鬱結在心頭。每當從巴爾幹傳來槍炮聲，我們總有一點點不安。難道戰爭果真會落到我們頭上？我們並不知道戰爭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對戰爭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們所知道的，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對戰爭的力量中有社會黨和數百萬宣稱不要戰爭的人——對立的雙方都有這樣的人，有教皇領導下的天主教組織，還有若干跨國的康采恩，另外還有少數幾個反對國家統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戰的一邊，誠然，我們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單槍匹馬，而不是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很遺憾，知識分子通常抱漠不關心的消極態度。由於我們的樂觀主義，我們在思想上不會預見到戰爭的來臨，根本不會去想戰爭帶來的各種道義上的後果。當時社會名流寫的重要文章，沒有一人提到過戰爭問題，或者大聲疾呼去告誡人們警惕戰爭。當我們以歐洲的思維方式來考慮，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係，當我們在自己的範圍內——對於時局我們只發揮間接作用——認清這樣的思想：不分語言和國別，以和平的明智態度增進諒解和加強思想上的團結，我們認爲這就足夠了。並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對這樣的歐洲思想最爲擁戴。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羣年輕人團結在我的朋友巴扎爾熱特周圍；他們和老一輩不同，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好侵略的帝國主義。

儒勒·羅曼、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熱內·阿科斯、讓·理查德·布洛克等人先組織了“修道院”文社，然而變爲“爭取自由”文社。他們是一羣熱情的先驅戰士，他們正在迎接歐洲主義的到來。歐洲剛剛露出戰爭的苗頭，他們就無比憎恨地反對任何國家的軍國主義。法國過去很少產生這樣一羣勇敢、堅定、有才華有道德的年輕人。在德國，魏爾菲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內·席克勒一起爲促進諒解而熱情地工作着；雷內·席克勒身爲阿爾薩斯人，命中註定要介於兩個國家之間，他在感情上特別強調，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處。作爲我們的同志從意大利向我們發來問候的是朱塞佩·安東尼奧·博爾蓋塞。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各國也不斷傳來鼓勵。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寫信給我：“還是到我們這裡來吧！讓那些煽動我們進行戰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看看，你們這些奧地利人是不要戰爭的。”是的，我們都熱愛我們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也熱愛歐洲！我們堅信理智將會在最後時刻阻止那種錯誤的遊戲。我們過分相信理智的力量，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錯誤。當然，我們沒有抱着懷疑的態度來觀察眼前的徵兆，而是充滿自信，這不正是青年一代應該有的思想嗎？我們堅信，歐洲的精神力量、歐洲的道德力量，將會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戰勝一切。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必然產生的樂觀主義，使我們低估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

電影《1917》劇照。

再則，我們缺乏一位組織者，把我們的內心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來。在我們中間應該有一個提醒大家注意的人，一個高瞻遠矚的人。最奇怪的是，他生活在我們中間，長期以來，我們對於他一無所知，可是命運卻安排他將來成爲我們的領袖。我是在最後才發現他，這也算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機遇吧！再說，要發現他很難，他住在巴黎，又遠離鬧市區。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寫一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那麼他肯定會注意到有這麼一種奇怪的現象，在當時巴黎的各種報刊上，大肆吹捧的詩人名字中，恰恰缺少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們的名字時進行錯誤的聯繫。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從沒有在《費加羅報》和《晨報》上看到有人提起詩人保爾·瓦萊裡的名字；馬塞爾·普魯斯特是沙龍裡的花花公子；而羅曼·羅蘭則被視爲知識淵博的音樂評論家。他們幾乎都是到了五十歲才小有名氣，報紙上略載一二；而他們最偉大的作品是在世界上這座新事物層出不窮、文學藝術全面發達的城市裡不聲不響地創作出來的。

斯蒂芬·茨威格（右）與其弟。

發現羅曼·羅蘭

我及時發現羅曼·羅蘭，純屬偶然。一位住在佛羅倫薩的俄國女雕塑家請我去喝茶，爲的是讓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時也想爲我畫一張速寫。我四點鐘準時到達，而我卻忘了，俄羅斯人對時間無所謂。一位老奶奶——聽上去，是雕刻家母親的保姆——把我引進她的創作室，請我等一下。創作室裡雜亂無章，只有四件小雕塑，我用兩分鐘就看完了。爲了不白白浪費時間，我抓起一本書，不，我是順手拿了幾期雜誌，它叫《半月刊》。我記起來，在巴黎是有這麼一份雜誌。可是，誰能自始至終注意這種小雜誌呢？這些曇花一現的東西，一會兒鋪天蓋地，一會兒銷聲匿跡。我翻到載有羅曼·羅蘭的《黎明》的那一期，讀了起來；我越讀越興奮，越讀越驚訝，這個如此瞭解德國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此時，我反倒感謝這位姍姍來遲的女主人，使我能夠讀到《黎明》。我問她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位羅曼·羅蘭是何許人也？”她也不清楚。只有當我把其他各卷蒐集到手後（最後幾卷尚在襁褓之中），我才知道，現在終於有一部不僅爲歐洲個別國家服務，也爲全歐洲服務的作品，一部爲增進歐洲各國團結的作品；現在終於有了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詩人，他給我們帶來各種道德力量：對愛的理解，以及想得到這種理解的真誠願望，經過考驗和鑑別的正義，以及對於藝術有關使命的堅定信念。

羅曼·羅蘭（1866-1944），1915年諾獎得主，代表作爲《約翰·克利斯朵夫》。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聽他。這當中我想起歌德的話：“他學習過了，就能教我們。”我向朋友們打聽他，維爾哈倫說，他能記得起來的就是，在社會黨人的“人民劇場”演出過一齣劇叫《羣狼》。巴扎爾熱特常聽別人說，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家，他還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裡發現了羅曼·羅蘭寫的十二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和七八個劇本，這些作品都是由幾家小出版社或者《半月刊》出版的。爲了與他取得聯繫，我寄給他一本我寫的書；不久他來信請我去，這是我們友誼的開始。除了我和弗洛伊德還有維爾哈倫的友誼外，我和羅曼·羅蘭的友誼使我受益最多，在某些時候，這種友誼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人生中特別要記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閃亮得多。

所以，我第一次同羅曼·羅蘭相見的情形，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坐落在蒙帕納斯林蔭大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層狹窄的盤旋樓梯，在他的門前，我感覺到一種特別的寧靜，這裡幾乎聽不到林蔭大道上的喧鬧聲；窗子下面是一座古老寺院的花園，只能聽到風兒拂過樹葉的沙沙聲。羅曼·羅蘭爲我開門，把我引進那間書籍堆到天花板的斗室。我第一次見到他那炯炯有神的藍眼睛，那是我有生以來在一個人身上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那雙眼睛把內心深處的色彩和熱情不時地放射出來，同時又暗暗隱藏着悲哀。在他深思的時候，他的目光變得更加深沉；當他激動的時候，他的雙眼閃耀着光輝。由於讀書和熬夜，那雙眼睛露出過度疲勞的樣子，眼圈微微發紅，唯有那一對瞳孔，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會奇妙地放出光芒。我打量着他的身材，不覺有點害怕，他個子很高，卻非常瘦，走起路來，多少有點彎着腰，就好像長期伏案工作使他頸背變彎了。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看上去體弱多病。他說話慢聲細語，好像他是愛護自己的身體。他幾乎從不去散步，吃得也少，不吸菸也不喝酒，避免身體上的任何緊張。後來我才驚奇地發現，在他那苦行主義的軀體裡蘊藏着多麼巨大的耐力啊！在他那似乎十分虛弱的軀體後面，又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勞動力啊！他伏在堆滿紙張和書籍的寫字檯上，一工作就是數小時，他躺在牀上看書，也是一連看數小時，他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卻只給自己留下四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他允許自己唯一的放鬆就是音樂，他的鋼琴彈得很出色，他那柔軟的手指彈着鋼琴，聲音好像不是彈出來的，而是手指引出來的。從前，我在室內聽到過馬克斯·雷格爾、費魯喬·布索尼、布魯諾·瓦爾特演奏的鋼琴，這些名家沒有一人像羅曼·羅蘭那樣給了我同敬愛的大師進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羅曼·羅蘭》，[奧]茨威格著，楊善祿/羅剛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8月。

他的知識非常淵博，使別人感到慚愧，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熟悉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的問題。他懂得音樂中的每個音節；甚至像加盧皮和特勒曼等人最最孤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樂家的作品，他都熟悉。同時，他積極參與當時發生的每一個事件。他那間修道士式的簡樸斗室就像一間照相館的暗室，能夠反映出全世界。在人際關係方面，他和同時代的許多偉人都很熟悉，他曾經是喬治·勒南的學生，在瓦格納家做客，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曾給他寫過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承認自己真心讚賞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我在他的房間裡感覺到一種人性上和道德上的優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自由，對一個堅強的人來說，這種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關鍵的時候他將代表歐洲的良知——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論起《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他的書想盡到三重責任：第一，向音樂致敬；第二，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第三，喚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說，我們每個人都要發揮作用。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越來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的卑劣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實際上，他們的背後還隱藏着物質利益。這些壞人一點顧忌也沒有，我們卻顧慮重重。從《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謬的東西，而同荒謬的東西作鬥爭要比我們的藝術事業更重要。羅曼·羅蘭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讚美了藝術的不朽，但我卻從他身上感到他對世界結構的脆弱表現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說：“藝術能使我們每個人得到滿足，但它對現實生活卻無能爲力。”

《約翰·克里斯朵夫》，[法]羅曼·羅蘭著，傅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8月。

到了爆發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

那是一九一三年。從我和羅曼·羅蘭的那第一次談話中，我深切地認識到，我們的責任是：不能沒有準備和無所作爲地面對可能爆發的歐洲大戰這個事實。羅曼·羅蘭之所以能在關鍵時刻在道義方面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的人，是因爲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練了他的心智。在我們自己的範圍內，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經翻譯過不少作品，介紹我們鄰邦的詩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全德國，作旅行講演。那次旅行成了德法關係和睦的象徵，維爾哈倫——偉大的法語抒情詩人和戴默爾——偉大的德語抒情詩人在漢堡當衆擁抱。我爲賴恩哈德爭取到維爾哈倫的一個新劇本，我們雙方的合作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真誠、強烈和衝動。有時候激動起來，我們就陷入忘乎所以之中，認爲自己已經給世界指出了正確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關心這些文學家的宣言，而堅持走自己的險惡之路。世界局勢經常處在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

一般說來，根據經驗原原本本地敘述一個時代的面貌，要比再現那個時代的人的心態容易得多。人的心態並不存在於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於細小的個人生活插曲中。我在這裡敘述的就是這種生活中的小插曲。說老實話，當時，我不相信戰爭真的會爆發。可是我遇到的兩件事，使我在不同程度上想到戰爭，並使我的心靈受到震撼。第一件事是“雷德爾事件”，這個事件像歷史上發生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樣，其幕後情節鮮爲人知。

這位雷德爾上校是一起極其錯綜複雜的間諜案的主要人物。我與他只是點頭之交，我們同住一個區，只隔着一條衚衕。有一次，我的朋友——檢查官T在咖啡館裡將他介紹給我，這位看起來和藹可親、很會享受的先生當時在咖啡館裡吸着雪茄。自那以後，我們見面時會互相打招呼。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在生活中間有許多秘密包圍着我們，而我們對周圍的人卻知之甚少。從外表看來，這位上校同其他普通奧地利軍官一樣，可他卻深得帝位繼承人的寵信，被賦予重要職權。他領導着軍隊的秘密情報局，負責破壞敵人的間諜機構。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危機時期，俄國和奧地利都在作戰爭動員，把矛頭指向對方。可是，奧地利軍隊最機密的“進軍計劃”卻被透露出去，賣給了俄國。倘若打起仗來，奧地利就會一敗塗地，因爲俄國人事先知道了奧地利進攻部隊所有戰術行動的細節，這個泄密事件使奧地利參謀部一片驚慌。身爲軍隊情報局最高負責人的雷德爾上校奉命查出叛徒。這個叛徒肯定在軍事最高層的小圈子裡。但是外交部並不完全相信軍事當局的能力，於是揹着總參謀部秘密發出指示，獨立去調查，它授權警察局，除了採取所有必要措施外，爲達到目的，還要開封檢查所有來自外國的信件，不必有所顧忌。

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雷德爾上校》劇照。

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發來的一封留局待取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個暗號：奧佩爾巴爾。打開信一看，裡面沒有信紙，卻有六張或八張簇新的奧地利一千克朗的鈔票。這個可疑的發現立刻被報給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來一名密探守在取信的窗口附近，只要取信人一出現，就立刻把他逮捕。

不過，眼下這個悲劇開始成爲維也納街頭巷尾無所不談的趣事。中午時分，那位先生出現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寫有“奧佩爾巴爾”的信。窗口裡的郵局職員立刻向密探使眼色，向他發出報警信號，可是密探恰巧去喝早飲。當他回來時，別人告訴他，那位陌生的先生坐上一輛出租馬車，不知向何處駛去了。很快，維也納人又演出了這場悲劇的第二幕，在那個時代，出租馬車是一種時髦漂亮的雙駕馬車；馬車伕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不自己打掃車輛，而是每個停車場都有一些“清潔工”，幹餵馬和沖洗車輛的活兒。幸虧那位清潔工記住了剛剛駛出的那輛出租馬車的牌號；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崗哨都發出警報：馬車已經找到。清潔工還描繪了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駛去的馬車裡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正是我經常遇到雷德爾上校的地方。另外，有人在馬車裡碰巧找到了一把小折刀，那位先生就是用這把刀拆開信封的。密探們立刻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撲去。可惜，人們描繪的那位先生已經離去。但咖啡館裡的服務員非常自信地說，那位先生就是雷德爾上校，絕不會是別人，他剛剛回到克羅姆塞爾旅館去。

密探被驚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開，雷德爾上校，這位奧地利軍隊情報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同時又是被俄國總參謀部收買的間諜。他不但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而且現在突然都清楚了，爲什麼他去年派往俄國的間諜一個個被捕和判刑。一陣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來，直打到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元帥那裡。當時的一位目擊者向我敘說，赫岑道爾夫聽過電話，臉色刷一下變得像白紙一般。他又把電話打到皇宮，進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還會發生什麼事呢？在這期間，警方採取了防範措施，雷德爾上校無法逃脫了。當他準備再次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向門房交待什麼事的時候，一個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禮貌地問道：“上校先生，您有沒有把這把小刀遺忘在出租馬車裡？”這一剎那，雷德爾上校知道自己失敗了。他向外走去，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他們在監視他，當他回到旅館時，有兩個軍官隨他走進房間，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輪手槍。在這期間，皇宮已作出決定，以不聲不響的方式了結這件軍隊中十分不光彩的事。兩位軍官一直站在克羅姆塞爾旅館雷德爾的房前，直到深夜兩點從房間裡傳出一聲槍響。

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雷德爾上校》劇照。

第二天，所有晚報上都登了一則簡短的訃告，宣佈這位忠於職守的軍官——雷德爾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爾案件的過程中牽扯到許多人，致使這件事無法保密，人們也逐漸瞭解到這件事的細節。正是這些細節揭開了雷德爾的心理活動。雷德爾上校是個同性戀者，他的上司和同事竟無一人知道。他落在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這些勒索者最後逼他走上這條絕路。現在，奧地利軍隊一片譁然。大家都明白，一旦發生戰爭，他一個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奧匈帝國也由於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直到這步田地，我們奧地利人才明白，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已經到了爆發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

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

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戰爭的恐懼。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貝爾塔·馮·蘇特納，她是我們時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出身於名門豪貴之家，青少年時代在自己的故鄉波希米亞的城堡的附近目睹過一八六六年戰爭的慘狀。她抱着佛羅倫薩夜鶯般的熱情，認爲自己畢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戰爭，甚至是完全杜絕戰爭。她寫了一部享譽世界的長篇小說《放下武器》；她組織過無數次和平主義的集會。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績是喚醒了甘油炸藥的發明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促使他設立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彌補他發明炸藥所造成的損害。當時她非常激動地向我衝過來，在大街上就高聲嚷嚷，而她平時說話是很安靜、親切的。她說：“怎麼現在人們還不明白剛發生的事，戰爭已經開始。那些人再一次在我們面前掩蓋真相，對我們保密。你們這些年輕人爲什麼不行動起來？這些事與你們的關係最大！站起來去抵抗！團結起來保衛自己！不能什麼都讓我們幾個老太婆來幹，沒有人會聽老太婆的話。”我對她說，我就要去巴黎。也許我們真的會發表一份聯合宣言。“爲什麼說也許呢？”她急促地說，“形勢比以前壞多了，戰爭機器已經在運轉。”雖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還是盡力來安慰她。

貝爾塔·馮·蘇特納舊照。

在法國，我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不由得使我想起那個老太太的預見是多麼準確，她看到了未來。可是在維也納，人們很少認真對待她的話。那是一件特別小的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從巴黎前往都蘭，準備在那裡小住幾日，爲的是要憑弔達·芬奇的陵墓。我們沿着盧瓦爾河散步，春風和煦，我們貪圖欣賞春色，晚上回到住處時，兩腿似鉛重。於是，我們決定到十分安靜的圖爾城去看電影，過去，我曾在那裡拜訪過巴爾扎克的故居。

這是郊區小城的一家電影院，它不能與用閃光金屬板和玻璃裝飾起來的現代化豪華電影院相提並論，只是湊合修起來的一間大廳，裡面擠滿了各類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商販，他們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們無拘無束地閒聊，同時向污濁的空氣中噴着斯卡費拉蒂牌和卡波拉爾牌低劣香菸的藍色煙霧，儘管室內掛着“禁止吸菸”的標牌。銀幕上開始放映《世界要聞》，先是英國的划船比賽，觀衆照常閒扯和抽菸；接着銀幕上出現了法國的閱兵式，人們仍沒有注意；隨後是第三個畫面：威廉皇帝到維也納拜會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在銀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維也納西車站冷冰冰的站臺，站臺上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進站的列車。接着出現的是年邁的皇帝沿着儀仗隊走過去，準備迎接他的貴賓。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有點駝背，步履艱難。圖爾人看到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出現在銀幕上時，他們善意地發出笑聲。接着是列車進站的畫面，第一節車廂，第二節車廂，第三節車廂。沙龍式的豪華車廂打開了，威廉皇帝從中走出來，翹着高高的八字鬍，穿一身奧地利的將軍服。

紀錄片《啓示錄：第一次世界大戰》劇照。

威廉皇帝在銀幕上剛一出現，昏暗的大廳裡立刻爆發出一陣陣刺耳的口哨聲和跺腳聲，他們完全是自發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還有孩子們，無不發出嘲笑，好像畫面上的人侮辱了他們似的。善良的圖爾人除了報上登的消息外，並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事情。他們剛看到威廉皇帝，就像發了瘋似的——我感到十分吃驚，不由得驚恐萬狀。我覺得，經過多年對德國仇恨的宣傳，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裡。在這個遠離大城市的小城鎮，這裡的市民和士兵毫無惡意，卻對威廉皇帝、對德國有這麼大的仇恨。銀幕上不過是一閃而過的畫面，就引起這麼一場騷動，只不過是一秒鐘，僅僅一秒鐘，可見流毒是多麼深廣。下面繼續放映其他畫面時，他們就把剛纔的一切忘記了。當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劇，觀衆看得前仰後合，笑個不停，有人樂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響。那僅僅是一秒鐘，而那一秒鐘卻被我看到了。我們曾做出過不少努力，想方設法促進國家間和民族間的諒解。可是到了關鍵時期，彼此雙方的人民是多麼容易被煽動起來啊！

那個晚上我心灰意冷，一夜未眠。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巴黎，雖然我同樣會感到不安，但不會這麼激動。我覺得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外省，深入到善良質樸的平民百姓中間。幾天後，我同朋友們講起這件事，但大多數人並不認爲怎麼嚴重，他們說：“我們法國人過去也嘲笑過肥胖的維多利亞女王，但兩年以後，我們與英國結成了聯盟。你不瞭解法國人，法國人對政治從來不往心裡去。”只有羅曼·羅蘭的看法不一樣，他說：“百姓越老實，就越容易輕信。自從彭加勒當選以來，形勢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並不愉快。”我們長時間地討論起夏天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不過，對這次代表大會，羅曼·羅蘭比其他人更持懷疑態度。他說：“一旦發佈動員令，到底有多少人能堅持得住，誰能知道？我們已陷入一個羣情振奮、歇斯底里的時代，在戰爭中絕不能忽視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

羅曼·羅蘭舊照。

但是，我已經說過，這些短暫的憂愁時刻就像風中的蜘蛛網一樣，一吹就散了。我們有時也想到戰爭，除了有時也想到死亡以外，其他的事想得並不多——我們也想到一些可能發生的事，不過，那些事看來還很遙遠。因爲當時的巴黎實在太美了，我們自己也太年輕，太幸福了。我至今還記得儒勒·羅曼想出來的那出令人着迷的鬧劇，爲了嘲笑“詩壇王子”，我們故意推舉了一個“思想者的王子”，讓一個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學生們鄭重其事地擡到先賢祠前羅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們像一羣中學生似的在模仿滑稽作品的宴會上大吵大鬧。當時正是繁花似錦的季節，微風吹拂，送來一股甜滋滋的氣息。面對如此多的歡樂，還有誰願意想那些不堪設想之事呢？當時，朋友之間的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厚，而且在異國——在“敵對國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無憂無慮，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無憂無慮的心情來愛這座城市。

在巴黎的最後幾天，我陪着維爾哈倫去魯昂，他要在那裡作一次報告。夜裡，我們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閃爍着迷人的光輝——如此良辰美景難道只屬於一個“祖國”，而不屬於我們大家？我們在魯昂火車站話別。兩年以後，在同一地點，一列火車——他歌頌過的機器——把他輾得粉碎。他一邊擁抱我，一邊對我說：“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見。”我答應了，因爲我每年都到他的莊園裡去看他，和他並肩翻譯他的新詩。爲什麼這一年會不去呢？我也與其他朋友無憂無慮地告別。我向巴黎告別，同樣是漫不經心、不動感情的告別，就像一個人要離開自己的家幾個星期一樣。我以後幾個月的計劃是清楚的。現在我就回到奧地利去，找個僻靜之處，趕寫那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五年後纔出版），這樣我就可以完成《三大師傳》了。然後，我再到維爾哈倫那裡去；也許到了冬天，計劃已久的俄國之行就可以實現了。爲的是在那裡組織一個團體，以增進德語作家同俄語作家之間的相互瞭解。在我看來，在我三十二歲之際，如一切順利的話，在陽光燦爛的夏天，世界會變得更美麗，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莊稼。我愛這個世界，期望它有一個美好的現在，一個美好的未來。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剎那間把一個我們在其中接受教育、棲身卜居、安全又充滿理性的世界像一隻空陶罐一樣擊得粉碎。

原文作者 | [奧]茨威格

摘編 | 張進

編輯 | 青青子、羅東

導語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