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格拉底的死說起

福州一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道德與法治》課本。（中新社資料照片）

楊絳先生翻譯的《斐多》反映了古希臘的哲學家對人的靈魂的終極關懷，而我們今天關心的恰恰主要是物質和利益，這已衍生出太多的社會弊端，制約了我們進入現代文明的發展軌道，我們非常需要用他們的思想來滌盪我們的靈魂。蘇格拉底的從容赴死，最能折射我們價值觀誤入的迷途。

蘇格拉底經常批評雅典統治階層的腐敗，包括一些最高領導人，結果在他70歲的時候，他被雅典統治者荒謬地以「不敬神」和「腐蝕青年」的罪名判處死刑。他的學生和朋友們爲他安排了可靠的逃跑計劃，卻被他堅決拒絕。他認爲，儘管加給他的罪名純屬誣陷，但他既是雅典的公民，就應該遵守雅典的法律。行刑的那天，來看望他的學生和親友都十分悲痛，而他卻鎮定自若，談笑依舊，最後從行刑官手裡接過毒酒，一飲而盡。

蘇格拉底對於死亡的從容鎮定，不僅在於他對真理的維護，更聚焦於在法律違揹他的利益的時候，他仍然堅持對法律的尊重。這對於兩、三千年後的我們來說，仍然具有至關重要的昭示與告誡意義。它所昭告的不是對錯誤法律的服從，而是拒絕以利益爲導向，而這恰恰與我們這幾十年的宣傳截然不同。

在我們的宣傳中，革命就是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它具有神聖性和不容置疑性，殊不知這樣的宣導傳播實際上是一顆有毒的種子，因爲它不僅引導人們根據利益導向行事，而且神聖化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比較蘇格拉底把真理和良知作爲選擇的依據，而不管它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我們的認知不僅處於較低的水平上，甚至是有害的。

一般來說，利益的維護屬於公平的範疇，所有人都應享有同等的權利。但如果用剝奪少數人的方式去實現多數人利益的公平，則正義將蕩然無存；即便用正義的名義，以非人道的方式消滅階級敵人，則既不公平，也無正義。所以如果只講利益的維護，而不管公平、正義和人道，則利益的維護不僅是有限的、不可持續的，甚至最後會演變成對初始利益維護者利益的剝奪。

也就是說，一旦開啓剝奪剝奪者的模式，則所有人的利益都將或遲或早地被剝奪。所以蘇格拉底強調公平、良知、正義和理性，就是他深刻認識到人類對真理認知的侷限，法律只是最近似的真理，如果人可以爲了他的最高利益─生命而違背法律，則他也可以爲了利益而犧牲真理。所以他寧可接受一個違背自己利益的法律的判決，而不願爲了自己的生命而確立一個違反法律的先例。這就是他在臨死之前大談真理、靈魂和正義的原因所在，因爲把這一切都想通透了，他才能從容赴死。

我們今天正在品嚐利益導向的苦果，革命符合我的利益，我就維護它，那麼販賣假冒僞劣產品、製造有毒有害藥品及免疫針劑、破壞生態環境、侵犯知識產權、違背誠信諾言和契約精神呢？只要符合我的利益，我都會做。儘管，革命的崇高性與此後述者的卑賤性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利益導向的邏輯是一樣的。其結果難免是：我只遵守符合我利益的法律和人倫底線，反之，則一定會違反和突破。

如此怵目驚心的案例，不僅已經多到了不勝枚舉，而且還不斷創出令人髮指的紀錄。更爲可怕的是，在國民素質普遍停留在利益導向上時，很難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會。即便此時出現若干偉大人物，他們洞見超越利益選擇的歷史必要性和必然性，卻仍然會在民衆素質面前敗下陣來，因爲民衆不僅拒絕追隨他們指明的正確方向，甚至將他們推上祭壇，使之由先驅變爲先烈。中國近代史上有的是如此慘痛的教訓，至今還沒有完全終止的跡象。

這就是蘇格拉底尊重法律更甚於自己生命，並且能在死亡面前把靈魂、真理和理性想得通透的意義所在。它給我們的重要啓示是：中國人必須走出利益導向的思維！也就是說，我的選擇不是因爲它代表我的、甚至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因爲它代表正義和良知；所有人都能如此思考，才能制約和規範領導者可選擇的空間，中國的改革才能順理成章地進一步深化。

（作者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