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士誠到劉文輝

傅北宸/文 一

張士誠是運鹽工出身，起兵反元，打到蘇州做了吳王。

成吉思汗鞭笞歐亞，而後建立一個碩大無朋的元朝。這麼一個遮天蔽日的政權到了晚期，也照例是潰癰滿身民變四起。張士誠太懂得“賣席的睡土炕，燒鹽的喝淡湯”，知鹽貴過於米貴，平江府本來花團錦簇，被他經營之後錦上添花。當時有句民諺形容民變的所有頭領，說“友諒最桀（殘暴），士誠最富”。這種底層的百姓起名字都勉強，就叫張九四（另一個頭領陳友諒原名也叫九四），起事之後才請人改的名字。他最後被另一個底層百姓，和尚出身的朱重八逮了去。朱重八也改了名叫朱元璋，按鬥爭的邏輯，這時候他不會跟底層過不去，但對平層必然會過不去。朱元璋親審吳王，吳王早拎清得很，說“天日照爾，不照我而已”。朱元璋聽完就用一根弓弦勒死了他，之後直至建國，朱也自稱吳王。詭異的是，朱元璋締造的大明朝最後滅國也是一根弓弦的故事：吳三桂在昆明篦子坡勒死了南明永曆帝朱由榔。

張士誠死則死矣，但還有彩蛋。

朱元璋討元，打的旗號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喻中原檄》，宋濂起草），這說明恢復的自然是被元滅國的宋。而兩宋都有一個問題，就是文東武西的值殿排序——武將地位是遠低於文官的，古來以右（東）爲貴。朱元璋坐天下，想要恢復宋制。大臣們於是和他辯論起來，朱說，打天下用武，治天下用文，沒啥不對啊。大臣們說，可文人有個大毛病，特喜歡隱臭譏謗，就比如——張九四厚禮請文人給他起名，給他起了啥名呢？士誠。朱說，這名不挺好麼。大臣就解釋，《孟子》說“士誠小人也”，這不就是罵張九四麼？趙甌北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記下了這段場景，並推斷說“案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雲。”

別的皇帝文韜淵博也就罷了，朱元璋斗大的字認不得一筐，居然大興文字獄，這不是奇哉怪也？有道是“富幫窮全半生，窮幫窮說不清”，總之，雖然唸經殺了運鹽的，但也算爲他報了階級仇。

鹽灘上造反的不僅是在紅塵，仙境裡也有。

張羽是潮州人，跟沙門島的龍女私定終身，但龍王老丈人囚禁了龍女，讓張羽一點咒唸的都沒有。給他咒的是東華上仙派來的仙姑，她傳給張羽三件法寶：一隻銀鍋，一枚金錢，一把鐵杓——銀鍋裡放金錢，再用鐵杓將海水舀滿銀鍋，架好柴禾大火煎煮。這怎麼看怎麼像鹽民熬鹽——《長蘆：鹽運古道上的聚落與建築》一書介紹長蘆鹽業的生產分爲煎鹽法和灘曬法，其中煎鹽法的關鍵步驟是“煎鍋以蘆葦或蓬草爲燃料，燒沸滷水，蒸發水分，滷水隨幹隨添，一直煎倒食鹽結晶滿鍋”。雖然都是鍋裡煎熬，但仙家的妙用在於，能忽略鹽結晶，只在意水多少即可。而且，和現在的鍋爐水錶和電量顯示圖標一樣：鍋裡水煎一分，海水落十丈；煎二分，落二十丈；煎幹了鍋，大海也就同時被煎幹了。張羽有了納大海於小鍋的仙家物理做背書，就在沙門島海灘邊開煮。這下就掐住了龍王的嗉子，只能乖。

《長蘆：鹽運古道上的聚落與建築》趙逵 王特| 著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2023年9月

在民間的神話故事裡，龍王很多時候是倒黴催的，惹事不惹事都被拾掇一頓。惹事的時候必然被複仇，不惹事的時候還有個懷璧其罪。前者比如這次跟哪吒鬧海，後者比如孫猴兒借定海神針。哪吒家在陳塘關就是現在的天津，他鬧的是東海現在叫渤海，孫猴兒的家在東勝神州傲來國的花果山，就是現在的連雲港，他鬧的也是東海，現在叫黃海。

孫猴兒除了鬥戰勝佛，唯一的正式有名稱編制就是天宮御馬監的正堂管事——弼馬溫。《西遊記》說弼馬溫的同僚有“監丞、監副、典簿、力士”，這當然和史書系神話對接不上。《晉書·天文志上》說“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都是管天馬的，差距太大。伯樂在天上管馬，下凡後相馬，還是幹專業。伯樂下凡在東周時代，叫孫陽，被秦穆公封爲伯樂將軍，專門給他選千里馬。

《戰國策·楚策四·汗明見春申君》記載的伯樂相馬，發生在太行山路上。“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這就是人馬感應。凡大道深處都互通，所以韓昌黎（《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這個侄孫就是上八仙之一韓湘子）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是跑的料但不是拉的料，在車把式眼裡是慫包軟蛋，而伯樂眼裡則是牛嚼牡丹。特別是這車還尤其沉重——運鹽的車。褚人獲《隋唐演義》說到秦瓊當劍賣馬倒大黴的時候，就借用了這段故事作詞《點絳脣》，大發感慨“沒個孫陽，駿骨誰相賞？伏櫪悲鳴，氣吐青雲漾。多惆悵。鹽車躑躅，太行道上”。太行山橫亙南北，連着兩個鹽區，分別是長蘆鹽區和河東鹽區。而據趙逵團隊所著《中國古代鹽業聚落與建築研究叢書》的繪圖來看，伯樂遇到的鹽車只可能是長蘆的三個縣域，分別是河南林縣、河北井陘和涉縣。原因是，太行山西屬河東鹽區，其鹽銷往北西南三方，就是不下太行山。李白遠足凡過往風物皆有創作，但到黃鶴樓就躲了，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河東鹽不下太行應該是因爲，長蘆鹽銷售已經完全覆蓋了太行山東麓。

二

張士誠是鹽城人。鹽城，顧名思義是以鹽立城，事實上也是這樣。劉邦建漢在該地置縣，叫鹽瀆。關於瀆，《爾雅》（我國第一部字典，且是漢典，本朝撰述解釋本朝，字義應該最貼切）解釋有二：一是最小的水溝，“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二是“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長江、黃河、淮河、濟水都是從源頭直流入海，所以稱瀆。那又小又大怎麼解釋呢？海邊生又直流入海，這就是又小又大，源源不絕的意思。《雷鋒日記》中有“一滴水只有放進大海里才永遠不會乾涸”這句和鹽瀆的命名立意約略相仿。東晉義熙七年（411年）改名鹽城，除了隋末就只有1946年蘇皖邊區改稱葉挺縣（該年新四軍有兩大損失：軍長葉挺空難和副軍長羅炳輝病逝，故該年蘇皖邊區政府用二人名重命名兩個縣名以致紀念——安徽天長縣改名炳輝縣），基本叫到現在。鹽瀆也好鹽城也好，在過去不用鹽做地名不足以平民憤的地方非止一處，比如浙江的鹽官、海鹽等，今天在產業上都跟鹽關係不大了。

無海不鹽，成方圓在電視劇《蝦球傳》中唱的片頭曲《遊子吟》的第一句“人都說海水又苦又鹹”，海水裡的鹹即是鹽分。中國東臨太平洋，“大陸海岸線長度約1.8萬千米”（中國政府網·中國概況），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前提只是要把鹽從海水中提取出來，而這個過程就是食鹽的生產。《太平御覽》卷八六五引《世本》稱“宿沙作煮鹽”，這是史籍最早記載的食鹽生產。宿沙氏是炎帝時期的一個諸侯（今山東境內），他點燃了燒向海水的第一把火，被稱爲中國鹽業的祖師爺“鹽宗”。山東是中國重要的人文祖庭之一，很多開先河者都出現在這裡。煮海爲鹽最早的在山東，賦鹽爲金最早的也在山東，他就是管仲。管仲創立並施行“官山海”政策,“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這就是古中國大名鼎鼎的鹽鐵專賣制度，天下效法。從彼時直到現在，鹽始終是政府專賣，成爲最大的民生。《論語·憲問》評價他“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電影劇本《閃閃的紅星》裡吳修竹對冬子說“人不吃鹽就沒有勁”，大多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人都是從這部電影裡才知道這個常識。後來冬子穿着浸鹽水的棉襖把鹽從姚灣鎮帶到紅軍駐地，再用火烤乾棉襖刮鹽。游擊隊有了鹽吃，才能堅持打仗，等到冬子爸潘行義帶着的隊伍打回來。有好事者考證，冬子和潘行義的原型就是麻城的許光和許世友。故事的發生並非在江西，而是大別山區的鄂豫皖地區，那裡纔有冬子媽說的映山紅，比如麻城龜山就是以映山紅(杜鵑)聞名。

小說原型考證只能似是而非。許氏父子固然是，但張愛萍父子、曾志母子也是同樣。那個戰亂流離的年代，類似的事情太多了。至於映山紅，井岡山上也是有杜鵑的，品種還是當地獨有。但如果說姚灣鎮，還算靠點譜——跟鹽的關係很大，徐州新沂的窯灣古鎮和宿遷的皁河古鎮都是大運河上的鹽糧要津，窯灣和姚灣同音，都是大鎮。大運河自隋開挖之後，直到滿清，一直是漕運主幹，槽幫即是漕運中涌現出來的羣體，因爲一個機緣受到官府認可幫辦漕務而產生的，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中把這段演義得活靈活現。

因鹽成事的，槽幫算幸運。有幸運隨之必然有不幸，就是那些販私鹽的。

張樂行是捻軍巨擘，起事就是因爲他原本就是私鹽販子。自有鹽禁之初，即有私鹽存在，所謂有禁則必有犯禁，有規則必有潛規則。程咬金編耙子之前就是在山東販私鹽的。對於官鹽而言，私鹽的規模再大也大不到哪兒去，因爲政權力量有極大的約束度。

三

政權疆域內幾乎所有的行爲框格都是被規定的，比如雲南鹽運區的滇藏道。麗江以北的維西、中甸兩廳是南邊喇雞鳴井的銷岸，從地圖上看是完全合理的，而實際上，這兩廳吃的都是西藏芒康井和四川巴塘產的沙鹽——康巴兩處距維西中、甸比雲南本省的喇雞鳴井遠了兩倍不止。何也？這兩廳南到喇雞鳴井之間，自冬至春兩季都是大雪封山，而以北的川藏通道卻順暢得多。地圖炮的決策，把這裡逼成了先天性私鹽區，但官府也有轍：禁不掉那就順坡下驢發財——在德欽阿敦子設卡，對沙鹽徵稅。決策失誤反過來成了設卡的因地制宜，血管狹窄雖然不是心臟病的病因，但血管裡撐上支架也能有效——這就是官僚的邏輯自洽。

大規模販私鹽出現在清末。

之所以大規模，和如上所述政權約束度的邏輯同理，清末政權發生了問題。太平天國切入東南，兩淮到兩江的鹽運通道被切斷。這時候，川鹽就自西而動，大舉進入兩江，關鍵是絕大多數都是私鹽。清廷啓動迴光返照式的機靈，開始大設鹽局收稅。李鴻章的《川鹽分成排銷折》說“湖北宜昌一帶，未經兵亂以前，向爲川私充斥……自咸豐初年設局收稅，化私爲官，商民稱便，悉就範圍”。而相同的情形歷史再現，抗戰來了，川鹽非但不能絕，民國政府還明令川鹽增產，這兩次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川鹽濟楚”。從大的層面看是政權的財政、產業和交通策略，而冥冥之中具體的某點，又成了撥動歷史巨輪的鎖鑰。

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一個播布極廣的故事。

聽過的人雖然無數，但很少去深究幾點：一是這個革命不是共產黨的革命，而是討伐袁世凱；二是鬧革命的具體對象，就是桑植縣鹽稅局芭茅溪的稅卡；三是搶稅卡不是搶錢，而是奪槍——那次奪了12條“塞一粒（子彈）打一粒”的毛瑟槍。（《南昌起義前的賀龍資料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礦稅鹽稅在過去，都是官府駐地武裝收取的。向來地大物博的中國，凡有利處必然會有官府的徵繳點，孟心史《明史講義》在說到“萬曆之荒怠”時說“礦使稅使、毒遍天下”，蟻聚蠅煩，數目巨大。小據點有武裝但由於據點太多，兵力分散，遇到關鍵節點，就是起事奪槍的最好切入。如果逢亂世的大礦大井，要部署大量兵力，那誰來駐軍就得用槍炮說話了，比如民國時期的自貢。

像唐山的開灤是開平和灤縣的組合詞一樣，四川的自貢是自流井和貢井的組合詞，而這兩個井都是正兒八經的鹽井。與兩淮山東長蘆這些沿海鹽區不同，四川鹽區主要是井鹽，地下的礦脈是鹽滷水，湊巧的是，井鹽又常和天然氣掛鉤。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說秦國的“臨邛縣……有火井……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清鹹同年間起，川鹽稱爲“鹽都”，在民國處處督軍的時代，“一兩白銀一兩鹽”的自貢就成了西南軍閥寶地，擁兵十萬，人人吃飯，軍費問題就是最要命的。從民前一年（1911年）滇軍入川開始，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蔣中正控制全川，四川盆地經歷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軍閥混戰，藉口多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流井、貢井，以便就近提撥鹽稅，充作軍用。滇軍兩次進川，目標都是自流井。

據不完全統計，這段時期自貢的駐軍先後有:川軍第一師、京防軍鄭籍庭營、川軍第三師、滇軍第一梯團、滇軍劉法坤旅、川軍張鵬午團、滇軍金漢昌旅、川軍呂超部、川軍趙宗藩旅、川軍劉成勳部、川軍劉文輝部、川軍楊森部、川軍劉湘部、川軍蔡玉龍部等。此外還有滇軍的黃毓成、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屬部周駿，以及先依北洋後投老蔣的劉存厚等。戰場或在成渝一線，或在其他地區，但往往離不開自流井、貢井這個中心地帶。

網上流傳一張照片，1939年西康省義敦縣縣長彭勳站在避難窩棚式的縣政府門前。攝影師孫明經（蔡元培譽爲“拿攝影機的徐霞客”，北京電影學院1977級張藝謀、顧長衛的攝影老師）問他“縣府的房子怎麼還不如學校？”彭勳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這個劉主席，就是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之前劉是川康邊防總指揮、四川省主席，怎麼掐頭去尾當了西康省主席了？1932年劉文輝和劉湘爆發爲奪自貢的“二劉之戰”，結果是劉文輝被親侄子打跑了，只能到西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