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屯社區裡來了“司法外援”

天剛剛亮，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張英已經起牀，準備趕往院裡與同事匯合。

今天是張英和同事們到南丹縣月裡鎮開展民法典宣講的日子，考慮到路程較遠，她比平時到辦公室的時間要早一些。臨出發前，張英反覆檢查東西是否帶齊，確保宣傳手冊帶夠了數，才放心地走出門。

自2019年河池法院“一村一法官”制度實施以來，張英很珍惜每一次下鄉的機會。或是開展法律宣講，或是幫助村委調解糾紛，在她看來，都是服務基層羣衆，瞭解社情民意的寶貴機會。

“量村定製”的司法服務

趕到月裡鎮政府時，張英有些意外，“沒想到來了這麼多人”。

會議室裡坐滿了基層幹部和村民代表。有幾位村民是帶着問題自發前來的。平塘至天峨（廣西段）高速公路剛動工不久，起點就在月裡鎮。面對可能出現的土地徵用等問題，他們準備提前來跟法官們“取取經”。

河池大部分位於山區，各區縣羣衆居住分散，交通不夠便利，這裡少數民族佔比超過80%，羣衆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素養也偏低，有了糾紛到法院打官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早在2016年，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就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全院幹警與轄區所有行政村一一對接，平日裡進村走訪調研、送法下鄉，開展巡迴審判，就地化解糾紛。這樣的“駐村法官”制度，爲全市法院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打開了思路。

河池的扶貧任務較重，法院幹警積極投身扶貧工作中，絕大多數幹警有幫扶任務。每當村民有問題向村委求助，如果問題涉及法律領域，村幹部會聯繫對口扶貧的法官幫助解決。以司法扶貧爲基礎，“一村一法官”制度有了雛形。

“設立‘一村一法官’制度，讓法官與基層幹部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變‘被動’應對糾紛爲‘主動’指導化解和預防矛盾糾紛發生，融入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讓羣衆享受到更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務。”河池中院院長楊曉春希望制度可以爲發揚新時代“楓橋經驗”提供新鮮素材。

河池全市有1645個村（居）委會，但兩級法院幹警只有不到1000名，員額法官只有300多名。爲了在人員有限的情況下發揮制度最大作用，河池中院領導班子決定採用“按鄉鎮劃片包乾”的工作模式。

全市法院幹警被分成141個“一村一法官”活動工作小組，每個小組對口一個鄉鎮，實現了全市所有行政村、社區全覆蓋。每個組都保證有一定數量的員額法官、法官助理和聯絡員。

這次河池中院第二小組到對口的月裡鎮宣講民法典，主講人是訴訟服務中心主任潘偉蘭。來之前，他認真調研了月裡鎮多發易發的矛盾糾紛類型，挑選了幾個發生在村民身邊的典型案例，重點講解了婚姻家事、土體確權等民法典中的相關規定。

村鎮幹部們在講臺下認真寫着筆記，覺得“內容很實用，日常開展矛盾調解、做羣衆工作都能用得上”。

河池中院副院長劉奇英也在第二小組。全市兩級法院班子成員普遍擔任各個小組組長，成爲“一村一法官”制度實施的觀察員和督導員。

劉奇英向基層幹部、村民代表發放了由法官編寫的民法典宣傳手冊，村民們圍着他講了好幾個發生在身邊的煩心事。“得到了法官的專業解答，一直懸着的心終於落了地”，大家感覺這次來聽講座的收穫特別大。

“隔屏喊話”的工作機制

月裡鎮位於河池市西北角，是全市最偏遠的鄉鎮之一。張英計算過，從中院坐車出發去月裡鎮，來回需要6到7個小時。

“一村一法官”制度實施過程中，如何在延伸司法職能的同時，不給幹警們增加不必要的負擔，也是需要攻克的一項難關。

在法官助理李嫺的手機裡，一個名叫“‘一村一法官’第二組工作羣”的微信羣被她放到微信置頂的位置。在這個羣裡，有她的法院同事，還有月裡鎮的基層幹部、人民調解員等。

基層幹部遇到解決不了的法律問題，會在這個羣裡尋求工作小組的幫助。作爲小組聯絡員，李嫺通常會第一時間幫助解決一些簡單法律問題。遇到超出她能力範圍的，她便主動彙報給擅長相應領域的法官，拿出解決方案。整個機制運轉簡單高效。

目前，河池每一個“一村一法官”工作小組都有一個微信羣。法院幹警每個季度去一次對口的鄉鎮，平時通過在線遠程溝通、指導調解。李嫺和張英都覺得工作效率很高。

問題隨時提，答覆也來的很快。司法的公信力和認可度也在每次的釋疑解惑、定分止爭中不斷提升。

化良村村民黃某種的杉樹，受到同村村民韋某排放的豬糞影響而枯死。黃某氣急敗壞，嚷嚷着要上法院。事情傳到了駐村扶貧幹部耳朵裡，他馬上聯繫李嫺。李嫺立即跟本組法官潘偉蘭溝通。考慮到訴訟時間和費用成本，潘偉蘭建議在自己遠程指導的基礎上，由村委出面調解。

有了法官指導，調解順利進行，兩位村民當天就達成了和解。看到糾紛處理得既專業又高效，村幹部們都對“一村一法官”制度越來越信任，微信羣裡時常活躍着他們的身影。

李嫺還是小組信息員。以往彙總數據時她常常發現，靠人工統計或多或少會出現偏差，工作進度有時也難以保證。

今年8月，河池法院正式上線了“一村一法官”調解平臺。平臺軟件由河池中院委託第三方開發，可以實現問答諮詢、數據錄入、信息存檔等多種功能。李嫺點開軟件，屏幕上顯示出目前已經錄入的108件調解案件，實時的調解進度一目瞭然。

李嫺會定期從“一村一法官”調解平臺上獲取數據，完成統計報告。院黨組拿到各個工作小組的總體報告，進一步研判，形成基層矛盾糾紛分析報告，報送給政法委。每個季度，各個小組還會到對口鄉鎮，開展矛盾糾紛大排查，分析研判鄉村治理新形勢，聚焦常規性、多發性的矛盾，向黨委政府提出有針對性、可操作的意見建議。

這些“沾泥土”“冒熱氣”的報告和建議，成爲推動河池基層綜合治理的重要參考。

“治本溯源”的解題理念

楊曉春說，從長遠來看，“一村一法官”制度不僅是服務基層治理的一種手段，對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同樣大有幫助。

通過“一村一法官”制度，強化了訴源治理，深化了訴調對接。法官指導基層幹部和人民調解組織調解處理糾紛，化解不了的再導入司法程序，大大減少了矛盾糾紛進入法院，緩解了人案矛盾，更好促進了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

“矛盾糾紛隱患就在那裡，不從源頭解決，到頭來還是進入到法院。”在河池中院副院長韋克勤看來，加強訴源治理、促進矛盾化解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想做好工作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要有大格局、整體觀。

制度的效果比他們預想的要好。自2019年“一村一法官”制度落地以來，全市法院一審民商事訴訟案件增幅明顯收窄。其中都安、環江兩縣法院2019年的收案數分別同比下降18.43%、9.38%。今年1至8月，全市法院收案量同比下降4.77%，11個基層法院中有8個收案量同比下降。

“相比經濟發達地區，河池等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律人才相對缺乏。作爲爲數不多的專業人士，法院人的責任更大，任務更艱苦，需要更多的擔當和作爲。”河池中院副院長彭堅談起這幾年他的觀察和思考，他相信法院可以在基層治理中輸出更多司法服務和法律價值，用法治的力量引領社會治理現代化。

走在河池的大小村落，每一個村部都掛着“一村一法官”制度的聯繫卡，上面寫着各個工作小組聯絡員的姓名和聯繫方式。

村民們說，法官離自己更近了。在2019年度羣衆對政法隊伍滿意度調查中，河池法院隊伍滿意度爲98.95%，較上年提升2.28個百分點，排名全廣西法院第一位。

在“一村一法官”制度推動下，各個基層法院的“流動法庭”進村、進社區開庭也是常態。東蘭縣人民法院“拔哥流動法庭”、大化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水上法庭”等一批紮根田間地頭的“熟面孔”，成爲了司法爲民的響亮品牌。

談起當前各縣區發展不平衡、分析研判能力不足、合理化建議不多等現實問題，楊曉春認爲制度推進還需要在量化考覈、豐富內容、人員培訓等方面發力。“繼續深耕細作，繼續探索創新。”聊到未來，他充滿信心。（孫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