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老舊蘇聯輪船隨老兵返鄉探親

圖爲香港《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本報資料照片）

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 （大塊文化）

大約一九八七年秋，也就是在《九十年代》工作近三年後，我向李怡提出打算回臺灣進修一年的計劃。我的想法是我的中文教育只得高中畢業程度，在《九十》任臺灣編輯，經手的稿件卻有許多大家之作。比如柏楊、南方朔、龍應臺、沈君山、黃春明……等，讓我深感自己的不足。我喜歡這份工作，希望能進一步充實自己。李怡認爲我有心把《九十》的工作視爲自己的事業，是件好事，他很支持。

當時我沒告訴他之所以有這計劃的另一原因，是希望透過這一年的分離，嘗試並營造將感情作一了斷的可能性。後來他當然知道了我的心思，不過當時因爲有太多的不捨和眷戀，我們沒做具體決定，也沒把話說死。只覺得時間和空間的試煉，或許會讓感情自然淡化，分手不再如此痛苦。

不過計劃總趕不上變化。過去曾在《七十年代》做過副總編輯的崔少明，當時在《亞洲週刊》任職，得知我的返臺計劃後提出了《亞洲週刊》駐臺北特派員的工作邀約。《亞洲週刊》當時是「時代華納集團」旗下的刊物，將於該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的十二月出中文版，正在尋找首任駐臺特派員。這對我而言是全新的、站在新聞第一線的工作。雖和原來進修的規劃不同，但無論在實務經驗或人脈建立上，都是個不錯的機會。和李怡商量後，他也覺得這對我未來的發展是個比原來更好的安排，便決定應聘。

沒人知道我們的未來會如何，只能摸着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也因此有稍後十一月長洲三天兩夜的安排，總覺得是分離前的最後相聚，未來無處探詢。

我在那年的最後一天抵達臺灣。《亞洲週刊》給我一週的時間安頓一切，包括確認住所、添購傳真機等工作設備。我是校長兼撞鐘，一人單打獨鬥。辦公室就設在金華街清大月涵堂旁租來的家裡，記得房東還是蘇拾忠。

永遠記得那個特別的晚上，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新新聞》幾位大老爲我設宴洗塵。八點多電視突然一片黑白，蔣經國過世了。匆匆結束飯局，大家各自飛奔回辦公室。我前兩天爲《亞洲週刊》發的第一篇有關勞工問題的稿件被置一旁，整本雜誌火速大改版，我因此體驗了一場難得且延續數月的震撼教育。而我那第一篇稿子自然也從未見刊了。

一九八八年，是臺灣風雲變幻動盪多事的一年。政權的轉移和後續發展牽動所有觀察家的關注焦點。身爲一位新聞工作者，我很幸運得以近距離參與觀察。尤其是在國民黨十三全會上看到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權角力，以及蔣宋美齡這位歷史性人物和大家揮手告別那幕，真感到是在向一個時代告別。

不過那一年無論對我、對李怡或《九十年代》最有意義的兩件事，是他終於首次踏上臺灣這片土地，以及雜誌順利獲准在臺發行。

《七十年代》一九七○年創刊，自一九七二年即開始持續關注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李怡不僅在言論上給予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正面作用。不過直到十六年後的一九八八年，他才得以和許多過去在雜誌中神交已久的臺灣作者、讀者們見面。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件令人欣悅的事，不過最開心的當然還是我了。

《亞洲週刊》工作繁重異常，除了中文版，我還同時需要向英文版供稿。中文版沒有耶誕節，英文版沒有春節，等於一整年都在工作狀態，而且政治經濟文化醫療……只要稿單下來就得采訪。那是個沒有手機網路的時代，助理從缺之下跑郵局、拿資料一切瑣事全都自己來。加上要爲《九十年代》約稿和撰稿，壓力像泰山罩頂。李怡的到來讓我在心情上有個出口，雖然他行程滿檔忙得像陀螺，但心理上感覺還是很不同。

那一年我們每天通電話。即使沒什麼特別事，睡前也一定會彼此道個晚安纔去休息。知道我壓力大到難以喘息，他特別安排了兩次出國行程，分別去夏威夷和菲律賓。不過雖然在臺灣工作忙碌，卻有很多實質的收穫。尤其認識了許多精彩的採訪對象和國際媒體同業，其中有些後來還成了好朋友。那之前一年《新新聞》香港特約撰述的工作經驗也給了我不少幫助，讓我在臺灣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的媒體新鮮人。

在《亞洲週刊》一年，做過幾個黨政高層訪問，其中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是獨家專訪。那年頭的獨家專訪不比現在，是幾經交涉很不容易才爭取到的，尤其他當時是國民黨大紅人。估計這和《亞洲週刊》答應將同時見刊於中文版和英文版有關吧！

不過我自覺最特別的一次採訪，是搭老舊蘇聯輪船隨老兵返鄉探親。當時開放探親未久，老兵是思鄉最切卻也是經濟最弱勢的族羣。與昂貴的機票相比，路途漫長的海上航行是他們較能負擔的選擇。十天行程頭尾三天都在海上顛簸，真正在上海停留的時間只有四天。

那趟採訪，至今有三幕仍讓我印象深刻：船公司安排在沖繩換船（當時政策不能直航且需換船），老兵們拿着大箱小箱顫巍巍走下（稍後又走上）狹窄船梯的情景；抵達上海前一晚，甲板上一整排近鄉情怯無法入眠的老兵竟夜盯着漆黑大海等待天明的畫面；上海碼頭擠滿高舉紙名牌和塑膠花的人羣，向着即將靠港的船隻嘶聲揮舞尋找親人的一幕。

這則報導後來刊登在以圖片爲主文字爲輔的「現場報導」欄目。向來規劃四至六版的篇幅，那期卻給了十版。尤其開心的是，因爲臨時找不到能抽身十天的攝影師，圖文我全程自己來。其中一張照片更被拿來做中間跨頁處理，對我算是莫大的鼓舞。

隨老兵返鄉不免讓我想起就在一年前，《九十年代》因爲報導設在香港的「兩岸會親服務公司」，而掀起一股新聞風潮和同業跟進。這系列報導由我負責，故曾親自參與過幾次會親過程。其中一次還是遠從瑞士來香港與大陸親人相見的龍應臺。當時會親尚需如此折騰，沒想到才一年，兩岸局勢就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直接開放了。

充實忙碌的一年很快過去，《亞洲週刊》一年約滿也到了我回《九十年代》的時候了。但就在此時，《亞洲週刊》向我提出轉任駐北京特派員，接替即將返港的林和立的新工作邀約。這等於是對我過去一年表現的肯定，老實說我既心動又猶豫。

身爲一位新聞工作者，在臺灣出生長大，在香港工作逾五年，如果能在北京將這塊不容易常駐的新聞點補足，等於中港臺三地的觀察經驗都有了。這在八○年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和經驗。不過當時《亞洲週刊》內部發生員工集體抗議事件，主因不滿資方禁止員工在下班時間就政治議題表態及參與連署，導致好些人憤而離職。這與雜誌向來避免凸顯個人的內部文化有關，也是我一直有點適應不良的地方。加上心繫《九十年代》，最終沒有接受新邀約。再說果真去了北京，我和李怡見面的機會就不可能像我在臺灣時那樣多了。

近日在舊物中找到一張李怡寫給我的卡片。沒有日期，但估計是八○年代末。非常漂亮的玫瑰粉色套封，裡面書文：

想告訴你的事情，是「美國之音」突然提出想聘我擔任華盛頓總部廣東話臺的臺長，工資約X0000美元年薪。可幫我辦移民，是公務員的身份。我答應十天左右給他們答覆。若去美京，港、臺雜誌就不能兼了。我們可能要相隔半個地球，這是我最猶豫的。電話中不便講這事。但我確實起煩惱。

我不去北京，他不去美國。原來，我們的心意是相通的。（二之二：摘自《我與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