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故鄉變異鄉 返家探親心思複雜
晚年的柏楊。（本報系資料照片）
柏楊（右）的晚年生活，便是張香華（左）與一隻貓相伴。（本報系資料照片）
1987年開放探親，1988年10月，本名郭衣洞的名作家柏楊在妻子張香華陪同下，踏上闊別40年的大陸，回河南探親。在輝縣，父親當初留下的一座包括四個小院和一個菜園的房子，早被沒收。「車窗外就是故鄉，但我已無家可歸。」柏楊後來在他的文章中寫道。
田圻暢去北京見到那位「準特工」時，其真實身分是北京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的領導幹部，他特地向田說明張叔叔的祖產問題，因關係到政策和現在產權的實際狀況，不是臺辦一句話就能解決的。由主管臺灣事務的官員冒名頂替京劇團管理戲裝的職員，足以說明大陸對臺工作何等高明細緻，讓人不得不佩服。
終於踏上探親之旅
至於張叔叔的祖屋是否能順利解決，不得而知。張叔叔的思想在「一國兩制」面前如何變化，也無從得悉。但臺灣民衆在此強大的攻勢下，他們的思想觀念會產生何種根本變化，都有待實際驗證。思想決定行動，行動直接決定結果。國民黨和共產黨恩恩怨怨，一向各說各話，很難認清誰是誰非，從早年合作到分裂，從熱戰變冷戰，從和平統一又冒出「兩國論」，從未停止鬥爭。
1987年開放探親，1988年10月，本名郭衣洞的名作家柏楊在妻子張香華陪同下，踏上闊別40年的大陸，回河南探親。在輝縣，父親當初留下的一座包括四個小院和一個菜園的房子，早被沒收。「車窗外就是故鄉，但我已無家可歸。」柏楊後來在他的文章中寫道。
他找到父親墳墓，立下一塊石碑寫道：「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兒今已六十有九，爲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爲海峽兩岸郭門一線相牽，血濃於水，但願兩地後裔，相親相愛。」
柏楊在父親墓前叩首，思之將來，不禁黯然。後來他把當時情景寫下來，「父墓左下方安葬的是二弟郭德漳，他比我先亡；父墓正下方，是我的預定墓穴，而將來我卻遠葬臺灣，因爲我在臺灣已落地生根，大半生時間在臺灣奮鬥、掙扎、入獄、重生，有我太多的汗跡和淚痕，有我兒孫的家室，有我太多的朋友情誼。女兒扶我起身，原野北風又起。」
在臺灣被稱爲外省人，回大陸被稱爲臺灣人，柏楊深刻感覺到故鄉已變異鄉。「離開故居40年，我想多站一會，憑弔兒時往事，卻無法停步，有一種不能承受的陌生感使我窒息。隔離得太久太久了，同輩、玩伴一個不見，環繞在四周的是深深的代溝，沒有共同回憶，也沒有共同語言，好像又是異鄉。」柏楊這次回大陸探親歷時一個月，去了上海、北京、鄭州、輝縣、西安。
在北京時，時任民盟主席費孝通曾宴請柏楊和張香華，在座除了民盟官員都是知名的知識份子。柏楊還打算用畢生稿費積蓄在河南設立一個文學獎，但這個願望並未達成。後在上海又提到這個想法時，上海作協主席茹誌鵑表示要向上面請示，「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名報人餘紀忠不是老兵，但返鄉任務同樣以祭祖爲首要任務。1993年中秋節，常州市臺辦走訪慰問重點臺屬餘紀疇時獲悉，餘紀疇剛從臺灣與餘紀忠會親回來，餘紀忠再次託他尋找其父餘大鴻在常州的祖墳，以便回鄉祭掃。餘紀疇是餘紀忠堂弟，抗戰前後與餘紀忠同在瀋陽《中蘇日報》社工作，餘紀忠時任報社社長，餘紀疇任總編輯，其後餘紀疇調至外交部工作。解放後餘紀疇任常州市政協常委、江蘇省文史館館員。1996年9月去世。
常州市臺辦將協助尋找餘紀忠祖墳列爲重要任務，委派時任經濟聯絡科科長楊金香，與退休後在常州市臺屬聯誼會的惲正平（餘紀忠表弟）一起四處尋找，稍有線索便驅車前往。
惲正平曾聽岳母說過墳墓有可能在城北司古莊。2004年2月28日先找到「墳親」(即看墳的人)。墳親說，解放前當地有幾座大墳，其中一座被當地人稱爲「將軍墳」，聽說埋葬的只是衣物，又稱「衣冠冢」；解放前不時有人祭拜，解放後就不見有人來了。1950年代初，被當作無主墳處理掉，墓碑可能被丟在村中池塘邊。大家立刻動手抓起一把稻草就在河邊擦起幾塊石板來。正當擦得起勁時，有老百姓說，那邊屋檐後還有塊石板，是擱放柴油桶用的，當擦去石板上厚厚一層油污後，墓碑上清楚地刻着：「顯考幼舫（餘大鴻字幼舫）府君之墓，余男紀忠敬立」。墓碑上端斷裂一截，但不妨礙墓碑的整體。
當餘紀忠獲知墓碑找到的消息並經照片確認，極感欣慰，立派次子、《中國時報》發行人餘建新火速趕到祭奠。他說：「餘氏子孫不論身在何處，總希望葉落歸根，心繫祖國。」隨後作出兩項決定：一、父親墓碑歸葬鳳凰山公墓朝陽墓區，並籌建餘氏佳園；二、回饋鄉里，造福桑梓，爲中華民族培養英才，成立常州市「華英文教基金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