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華"可以有多"努力"？被這家澳大利亞智庫驚到了
（原標題：“反華”可以有多“努力”？被這家澳大利亞智庫驚到了）
“ASPI（澳大利亞戰略研究院）……炮製的各類涉華報告無論花樣如何翻新，都改變不了其‘謠言製造機’的實質。”
12月17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斌又提到了這家澳大利亞“智庫”。
ASPI究竟是一傢什麼樣的機構？它所發佈的涉華“研究報告”可信度幾何？在中澳關係惡化過程中，它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看看是誰資助的就有譜了
ASPI成立於2001年，號稱是一家“獨立的、無黨派的”戰略政策研究智庫，主要任務是爲澳大利亞戰略和防務部門領導人提供政策建議。該機構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關係密切，目前每年從國防部獲得400萬澳元的資助，這筆錢佔ASPI收入的43%（之前佔比更高）。
除澳國防部外，ASPI也接受企業和其他機構資助，其中就包括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泰利斯和雷神等外國軍工企業，還有日本駐澳大利亞使館和臺北經濟文化辦公室等外方機構。
ASPI領導層大都有軍方背景，現任ASPI委員會主席肯尼斯·吉萊斯皮（Kenneth Gillespie）是澳大利亞前陸軍總司令，其執行所長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曾擔任澳國防部副部長。
所以，從ASPI的機構背景、資金來源和領導構成來看，很容易感受到這家機構濃厚的“保守”色彩，也不難想象其對華會有什麼樣的傾向。
從機構背景和領導層構成可以看出，ASPI是澳大利亞國防部和軍方一手扶植起來的。作爲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忠實的盟友，澳大利亞在軍事安全上對美國有着深度的依賴，這種依賴關係深刻影響並塑造了美澳關係和澳大利亞的戰略和安全思維。在澳大利亞內部，軍方和情報安全部門的政策立場非常容易受到美國的影響，它們也比其他政府部門更爲親美。
這種影響也會蔓延到其他領域，ASPI就是這種影響的延伸。鑑於ASPI與澳大利亞國防部和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對華戰略思維很容易就傳導到ASPI涉華研究指向上。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2016年以來，ASPI涉華報告和文章越來越多，內容指向越發強硬和非理性，其深層背景是ASPI已經嗅到了美國對華政策將發生重大轉變。
從“根”上來說，澳大利亞整個對外戰略都沒有真正的獨立性，ASPI又哪來的底氣聲稱自己是“獨立的”？
從資金來源上來看，在2018-2019年度，澳國防部的資助佔ASPI總收入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了43%（2013年以前這一比例一直高達70%以上，之後呈下降趨勢），ASPI收入來源也日趨多元化。
去年ASPI公佈的年報顯示，其資助者多達30多家，其中外國那幾家軍火公司格外顯眼。一般來說，軍火公司選擇資助一家智庫，肯定是考慮到其能爲公司業務發展帶來收益。ASPI能爲這些軍火公司帶來什麼收益呢？這背後恐怕跟ASPI長期鼓吹“中國威脅論”有很大的關係。
長期以來，ASPI在“中國威脅論”這一“原則”的指導下，不斷渲染中國經濟崛起和軍事現代化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呼籲地區國家要增加軍事投入以應對中國挑戰。這就相當於爲軍火公司做了市場宣傳，軍火公司給予其資助也算是投桃報李。
此外，其他機構給ASPI提供資助也都有各自的考量。中國臺灣地區的臺北經濟文化辦公室也出現在ASPI的資助者名單裡。而在2020年8月，ASPI就舉辦了以臺灣爲主題的首屆印太領導人對話會議，並邀請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發表線上主旨演講，使得蔡英文有機會在國際研討會上闡述她的“臺獨”立場。
由此可見，ASPI所謂“獨立”立場，完全是其自我標榜。
ASPI網站上關於中國研究的專題
ASPI炮製過哪些報告？
最近幾年，ASPI明顯加大了對中國的“研究力度”，發表了一系列“原創性”涉華研究報告，幾乎涉及了所有與中國相關的“熱點話題”。
ASPI聲稱，其所有的出版物都符合以下幾個標準，包括“獨立性、無黨派”，“嚴謹、準確、資料詳實”和“原創性”等等。事實上，其涉華研究報告與上述幾個標準都不沾邊。
2017年6月，在澳大利亞情報和安全部門的“指導下”，澳大利亞國內媒體開始炒作中國對澳進行政治“滲透”和“影響”。在此背景下，ASPI抓住機會，接連發布多篇研究報告和文章，渲染中國對澳大利亞各種各樣的“滲透”。
在軍事和科研合作領域，2018年10月，ASPI發佈了題爲《異國採花，中華釀蜜：中國軍方與外國大學的合作》的報告，污衊中國軍方長期派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到西方國家學習，利用學術交流竊取對方的先進科技成果。
該報告稱，自2007年以來，解放軍共資助了2500多名軍事科學家和工程師，到包括五眼聯盟在內的西方國家學習和交流，目的是借交流合作名義，攫取西方最新先進技術來促進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報告指出，澳大利亞是西方國家中的“重災區”，大約有300人來到了澳大利亞，其中至少17個人還刻意隱瞞他們的軍方背景。
由於議題的敏感性，該報告的觀點很快被西方多家媒體大肆報道，引發了一些國家對與中國進行科學技術交流的疑慮。然而，閱讀該報告之後，很容易發現作者的很多觀點完全是他自己的主觀臆斷，所謂“間諜活動”和“盜取知識產權”的指控更是毫無依據。
這篇報告的作者是一個叫周安瀾（Alex Joske）的年輕人，曾是反華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寫作臭名昭著的《無聲入侵：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力》一書時的研究員。憑藉《異國採花，中華釀蜜》這篇報告，他很快成爲了澳大利亞“中國研究”領域炙手可熱的人物，儘管報告充滿了偏見，內容也完全談不上“嚴謹、準確、資料詳實”，但作者卻賺足了眼球。
2019年11月，周安瀾又發佈了名爲《中國國防院校追蹤，發現中國高校與軍事和安全的關係》的報告，刻意對中國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污名化，並將92所中國高等院校列爲“高風險”機構，警告澳大利亞大學不要與他們進行科研合作。
這篇報告的筆法與上一篇相似，都是先預設立場，然後千方百計蒐集資料找論據。可笑的是，作者竟然列出了90多所具有“高風險”的高等院校，幾乎包括了中國絕大部分理工類和綜合類重點大學。在作者眼中，中國的這些重點大學都與國防和安全機構有聯繫，幫助中國政府從事國防、安全和“侵犯人權”方面的研究。
周安瀾
如此一來，任何與中國高校進行科研合作和學術交流都是“高風險的”，都可能被中國國防和軍事部門利用，都可能危害澳大利亞國家利益。按照這一邏輯，只有澳大利亞和中國在科研和學術交流上徹底脫鉤才安全，恐怕這也是他們的目標吧。
在涉疆問題上，ASPI也密集發聲，不斷詆譭中國的內外政策。這幾年，西方國家打着人權的旗號指責、干涉中國的治疆政策，ASPI馬上加緊“研究”新疆問題，發佈多篇聳人聽聞的“重磅報告”。這些報告無一例外都對華抱有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用預設的政治立場對新疆進行攻擊和抹黑。
2018年11月，ASPI發佈《圖看新疆再教育營地》，通過分析新疆一些地區在不同時間內衛星圖像的變化，判定這是中國政府不斷擴大“再教育營”的規模，用來關押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羣衆，對他們進行強迫教育和勞動。
不過，這篇看似很“高科技”的報告完全經不起推敲。
首先，作者不分黑白，直接就給新疆扣上了“再教育營”帽子，這是典型的先有論點再找論據，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指控。
其次，作者將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污衊爲“強迫教育和勞動”，站在人權的道德高地對新疆事務指手畫腳，卻完全沒有考慮過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沒有了解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真實情況，這種不分青紅皁白就胡亂編造的行爲完全談不上是什麼研究。
2020年3月，ASPI又發佈《待售的維吾爾人：疆外的再教育、強迫勞動和監控》的報告，聲稱至少8萬多名維吾爾人被轉移到內地工廠強迫勞動，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勞動權益和宗教信仰得不到保障。該報告對引用的中文資料和網上圖片進行歪曲解讀，用移花接木、斷章取義和歪曲事實等低劣手法，攻擊和抹黑中國的援疆政策，報告本身毫無學術底線，極具誤導性和欺騙性。
APSI發佈的其他涉疆報告和文章也大都使用相似的手法，對中國的治疆政策進行歪曲解讀，絲毫沒有學術研究的客觀和嚴謹，而是明目張膽地對中國進行抹黑。
除了科研合作和涉疆問題外，ASPI還發表了有關香港、臺灣、南海、南極和中國互聯網與高科技公司等方面的研究報告和文章，這些報告無一例外都是帶着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其目的並不是要真的研究出來什麼，而是要通過這些報告和文章達到污名化中國的目的。
因此，對待ASPI所謂涉華研究作品我們不必太在意，畢竟謊言說一萬遍還是謊言，假話變着花樣說還是假話。
懸崖勒馬爲時不晚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ASPI在攻擊和抹黑中國上面越來越歇斯底里，ASPI涉華研究報告已經成爲西方反華材料的發源地，其反華本質也逐漸暴露。在美國加緊對華遏制和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發生轉變的背景下，ASPI已經成爲美澳鷹派開展反華活動的工具，ASPI也主動爲他們提供反華“彈藥”，以凸顯自身的獨特價值。
在中澳關係和中美關係惡化的過程中，ASPI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其一，ASPI嚴重破壞了中澳關係正常發展的氛圍。最近幾年ASPI在澳大利亞國內不斷宣揚“中國滲透論”和“中國威脅論”，其報告觀點被澳國內媒體大肆報道，在輿論上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澳大利亞民衆的對華認知。此外，ASPI還與澳大利亞國內反華政客勾連，爲這些政客的反華政策背書或者搖旗吶喊，影響和干擾了澳大利亞對華政策議程。
其二，ASPI與美國反華勢力來往密切，並積極遊說對方打壓、遏制中國。ASPI涉華研究深受美國的影響，與此同時，ASPI在具體問題上也能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例如，《異國採花，中華釀蜜》這篇報告就促成了美國國會針對中國的立法。
其三，ASPI不斷在西方世界散佈和灌輸反華觀念和觀點，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ASPI利用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的差異，刻意製造分歧和矛盾，試圖將中國描繪成不同與西方的“異類”和破壞西方秩序和價值的“修正主義者”。在ASPI的大力推廣下，其相關論點不僅迎合了西方某些頑固保守勢力的反華需要，還對西方人士認識和了解中國產生了不良影響。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是兩國人民共同的心願，也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在中澳長期交往過程中，出現分歧和矛盾在所難免，但我們要特別警惕ASPI等反華勢力利用兩國之間的差異大做文章，更要堅決反對它們干擾、破壞中澳關係的行爲。ASPI在涉華問題上已經完全失去理智，成爲影響中澳關係改善的一大障礙，澳大利亞方面應當對此有所行動，而不是放任其肆意毀壞兩國長期建立的信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