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代價》前後（下）——與周曉文導演對談1980年代娛樂片現象

王小魯/文

一

王：談一下您爲了給西影廠賺錢而拍攝的《最後的瘋狂》（1987）吧。廠長給了您一個劇本，編劇的署名是史東山的兩個後人：史晨原、史晨風。

周：這是兄弟倆，他們寫了一個劇本，名字我記不太清楚，似乎是《追殺》。我拿着劇本一看，警察很高大，而且影片是赤裸裸地奔着錢去了。但是對於吳天明交派的任務，我必須完成，因爲人家對我夠意思。所以我意識到必須得拍，但是又不能這麼直接拍，這時候就特別痛苦，睡不着。有一天，是在半夜還是凌晨，我猛地坐起來，醒了，突然想到：追人的警察和被追的所謂殺人犯，能不能是“一個人”？

我就這樣想下去：他們乾脆都沒有媽，都只有一個爸，這樣兩人就有點像了。然後都當過偵察兵，性格完全相似，經歷完全相同，那不就是一個人在追自己的影子嗎？第二件事是關於逃犯，他叫宋澤，他是殺人犯，我得想辦法讓觀衆看不見他殺人，因爲觀衆在銀幕上只相信他自己看見和聽見的東西。我不讓觀衆看見他殺人，只是讓他們聽見通緝令上說他殺人了，宋澤有沒有殺人？這是個謎。如此就不是傳統的警匪片那麼簡單了。

王：這個想法非常獨特，在今天來看，也非常有現代感。那可是1980年代的中國，你怎麼會想到讓兩個人是“一個人”呢，產生這樣想法的背景是什麼？

周：說不清楚！我想到了這些之後，就覺得《最後的瘋狂》能拍了，而且肯定能拍好，不會丟人，這樣我纔敢去成立攝製組。順利極了，因爲是吳天明讓我拍的，最後果真目的也達到了，賺了錢，給西影廠蓋了一幢宿舍樓，解決了很多人的住宿問題，爲西影廠立了大功。

王：在今天來看，《最後的瘋狂》很像黑色電影，其實你是將男主角宋澤除罪化了，就是說他被看作一個罪犯，但事實上，似乎又不是罪犯，觀衆對於他是不是犯罪也不能確定。這個人揹着殺人犯的罪名，後來還真的殺了一個人，雖然是出於正當防衛，但是這都是說不清楚的，所以他的人生可以想象是一路下沉的，是絕望的，而觀衆對於這個角色又有認同感，於是觀衆就深刻地去體驗了這個角色的人生況味，形成了很獨特的觀影效果。這就是黑色電影的心理邏輯，不知道在當時您是否是下意識這樣拍的？

周：當時我還真不懂“黑色電影”這個詞，但是我有意地安排了一場戲，就是宋澤找欠他錢的一個工頭要錢，因爲他一點錢都沒有了，他需要錢逃亡。那工頭卻設置了電網，想把他電死，結果宋澤拿起滅火器，噴向陷害他的工頭，工頭自己撞到了自己所設的電網上，被電死了。

這場戲比較狡猾吧，既讓審查的人看見，他確實殺了一個人，又讓觀衆明白，他是無辜的，是被人家設計了。這從側面又一次印證了：宋澤根本就沒殺人，所以這場戲加得很有必要。

王：我看的時候，發現警察和罪犯都有戀愛戲，還都有吻戲，當時就感覺到了他們兩人這種雙生的關係，最後兩人同歸於盡。記得您說過，警察這樣就完成了他的救贖，他救贖的是什麼？爲什麼要做這樣的命運設計？

周：在拍攝這個電影之前，有一個真實事件，我借用了一下，吉林有位警察，他在公共汽車上發現了一個壞人，那人身上有顆手榴彈，壞人把手榴彈引信拉開了，距離爆炸有3.5秒左右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警察把那個壞人撲倒了，壓在了他身上，所以這個手榴彈只炸死了壞人和警察自己，旅客一個都沒被炸死。這是在我拍攝《最後的瘋狂》之前發生的，公安部授予了這名警察英雄烈士稱號，我覺得不管那個人之前如何，在公共汽車上拉手榴彈，這本身就是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這就是犯罪行爲，而此時警察勇敢地撲上去，把這人壓倒，他就是一個英雄，足以名垂青史。

所以，我參考了吉林這件事，當警察把宋澤手提箱的炸藥沒收後，發現他的身上也全都綁滿了炸藥，拉環就套在了他自己的手指上，沒轍了，警察只好拉着他滾下去，兩個人的死拯救了一列車的旅客。

這個設計還救了這部電影一命。電影局相關人員在看完以後說，這是很好的片子，沒問題，但您這是涉警題材，還必須由公安部審一次。我當時整個人都快蒙了，你知道嗎？因爲第一部電影的經歷，要不然我就去戛納電影節了，戛納當時已經選中了《他們正年輕》。《最後的瘋狂》又要到公安部審一次，我都快給他們作揖了，我說能不能不去公安部審？他們回說，不能，這是規定。

在公安部禮堂，坐滿了人。可能警察同志們也都感興趣，竟然還有人站着。

我坐在審片的政治部主任旁邊，心揪着，時而偷看他的表情。我看他挺平靜，就一直這麼看着。中間有一次，電影裡公安局處長說，人們都討厭我們警察，可是一旦家裡丟了東西，親人受了委屈，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警察。說到這番話的時候，全場掌聲雷動，他們覺得終於有人爲警察說句話了，這可能對主任也有點影響。然後等到電影演完，很多人朝我敬禮、鼓掌，我等於受到了全場警察的致敬。

等警察們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和政治部主任，他說了一句話，把我嚇得汗都出來了。他說，你這電影拍得挺新鮮的，可是——這一“可是”，我害怕了。他說，我看你拍的公安局機關裡用的那些設備都很先進，在北京都還沒用上這麼先進的設備，你在哪裡拍的？我說在大連。他說，這麼先進的設備，這麼強的警力，直升飛機都出動了，出動這麼多的人就抓一個人，我們的幹警爲什麼還要跟他同歸於盡？我腦子嗡地一聲，當時就三個字，“又完了”。然後我靈機一動，想起吉林那件事來，立即講給他聽。主任問，電影裡的這個何磊，就是根據那個原型設計的嗎？我回答說是，他想了一下說，那就沒事了，行了。

王：我發現，您的電影還有一個特點，比如《最後的瘋狂》，它裡面有意識地放進去了很多時代的元素，例如跳霹靂舞，火車上的搖滾樂隊，還有對於媒介元素的敏感，比如警察追罪犯時，碰到了一羣疑似拍攝黃色錄像的人，還有監聽電話等。我相信這些都是您有意識設計的。

周：絕對都是有意識的。

二

王：在《最後的瘋狂》之後，您是如何開始創作《瘋狂的代價》的？您和編劇蘆葦等人是如何合作的？

周：這個過程也挺有意思。當我拍完《最後的瘋狂》後，賺了錢，吳天明特別高興，他說，你想拍什麼就趕緊拍。我找到了史鐵生的一部小說——《命若琴絃》，並當面和史鐵生聊了，他同意拍。我就拿着這部書去找吳天明。

沒想到吳廠長看完後，說哪天有時間了，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跟你聊聊。我一聽，滿心高興，到了他辦公室，他卻又給了我一個劇本。

我一看那名字，就被噁心到了，那個劇本叫《戈壁血腥路》，是關於當年國民黨的陸軍上將盛世才的劇本。它的商業電影的意味很濃。可能真要拍了，也能賺點錢，但是我已經拍了《最後的瘋狂》，而且西影廠當時那點兒錢，給200多萬，根本不夠拍這部電影。所以我就跟吳天明說，還是想拍《命若琴絃》，花錢少，100萬，可以省一半的錢。然後，吳天明對我說了一句話，我至今都忘不了，他說，那種電影讓陳凱歌他們拍就行了，你是誰啊？你是咱中國商業片的NumberOne（第一名），他說，你就應該拍這種。

後來，我帶領一人出去採景。看了以後，覺得不行。我在採景過程中買了一本《讀者文摘》，翻到最後一頁，最下角有個豆腐塊文章，上面寫了一件發生在美國的故事，一個媽媽有7個孩子，最小的女孩被歹徒強姦了，媽媽帶着7個孩子找那歹徒7年，最終將他繩之以法。看了之後，我突然有了靈感，想把前面所說的對於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變態，對於黃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對衝，對於中國年輕一代特別是年輕女性的扭曲尷尬的內心狀態，以及對於滿天飛揚的這種慾望的發泄等，用這個故事表達出來。於是，我回到了西安，偷偷去找我們的第一副廠長馬繼龍，跟他說了我的想法：不拍《戈壁血腥路》了，要拍自己拍得起的東西，就在青島拍。我要把《瘋狂的代價》快速地推上去，而且還可以省一半的錢，廠裡要給240萬拍“戈壁”，我們只需120萬就可以把這部電影拍出來……馬繼龍回答說，可以考慮。他真是敢作敢當啊，只提了一個要求，要十天之內把劇本寫出來，儘快開拍。

我主說，蘆葦主筆，把這個劇本在十天內寫出來了。十天，它當然不完美，還有很多漏洞，但是有東西了。我們拿着劇本給了馬繼龍，馬說趕緊領錢，領錢後馬上就走，儘量別回來，要錢直接打電話，我給你們匯過去……就這樣拍攝了《瘋狂的代價》。

王：《瘋狂的代價》開頭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段落，是一羣女子裸浴的長鏡頭。在您拍的片子裡面，裸體都很多，一方面也許是敘事需要，一方面這在當時很超前。《他們正年輕》裡面的年輕人全都穿着短褲上場，上身赤裸，當然這是必須的，因爲環境本來如此，但是這在屏幕上還是非常具有衝擊力的。《最後的瘋狂》裡面也有很多隻穿內褲的人體，甚至在1990年代初期的《青春無悔》裡也有張豐毅他們的裸體。當然，《瘋狂的代價》裡面伍宇娟（劇中女主角青青的扮演者）的裸浴在當時已成爲著名的話題和事件了。我認爲您是非常注重這種感官的吸引力的。

周：對於裸體，我是這麼看的，要不就不拍，要拍就大大方方地拍，啥也別擋，否則就特別無聊。《瘋狂的代價》乾脆就徹底拍，當然爲了通過，我還是用水霧營造了一點朦朧氣氛，但是我一點也不擋，連塊布也沒有，這就是我對於人體的一種感覺。還有一種，我覺得《他們正年輕》裡邊那些當兵的人體其實並不美，有的很瘦，有的很壯，因爲他們就是那樣一羣人，又不是必須跟施瓦辛格似的才能當兵，只要基本健康就可以。那是在潮溼高熱的地帶，根本沒法穿衣服，所以他們不穿衣服是非常正常的。

至於在《瘋狂的代價》裡面，常戎（劇中男主角孫大成的扮演者）在一些練肌肉的鏡頭裡不穿衣服，誰在那麼多汗的時候還穿一身衣服呢？只要是合理的劇情需要，不穿就徹底不穿，尤其是女性，不要鏡頭到那裡的時候，就搖走了，朝天上搖過去了，這種做法太噁心了，還不如不拍。還有就是關於接吻，在《最後的瘋狂》中，兩個警察和罪犯都有跟女朋友接吻。說心裡話，我特別害怕拍中國人的吻戲。中國電影電視裡的吻戲簡直不堪入目，我在拍這兩場戲的時候，特別擔心，但是爲了劇情的目的，還非拍不可。你發現沒有，他們的接吻根本不是親熱，是發泄。警察臨出征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把女朋友拉過來，就吻上去了。

王：另外，我覺得《瘋狂的代價》裡扮演強姦犯的常戎，他的裸體似乎還有其他的意義。常戎扮演的是罪犯孫大成，但他長相很好，青春、陽剛，他因爲被壓抑，有點歇斯底里，感覺他的身體被青春折磨得好像要爆炸，我感覺，電影把他塑造成了一個慾望化身，或者荷爾蒙的化身。但在造型方面，卻一點都沒有貶低他，一直讓他充滿了性感。

周：就是這個意思。你看得特別準。常戎又年輕，肌肉又強壯，當年要是舉出荷爾蒙最強的演員，那就是常戎了，沒有第二個。而在電影裡面，這麼一個人被他親哥關着，因爲他是“黑人黑戶”，那時候，中國的戶籍制度非常嚴格，他在家裡犯了點事兒，逃離家鄉，逃到他哥這兒來，他哥就怕他見人，把他關在塔樓裡，不讓他出門，把這個青年憋得實在是沒地兒發泄，一天到晚就是猛練肌肉塊，肌肉塊越來越足，終於逮着個好欺負的小女孩，把她給欺負了。從這件事情上來說，毫無疑問，欺負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是喪盡天良，但是從他之前被哥哥和社會把他壓抑成那個樣子來說，他又是受害者。常戎演的孫大成，他是在無可奈何之下的喪盡天良，我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

王：在常戎的房間裡，有史泰龍的海報、法拉利的汽車照片，在這些美術設計上是怎麼考慮塑造他這個人物的？

周：常戎演的孫大成，荷爾蒙旺盛，肌肉發達，年輕，精力充沛。他文化不高，但又喜歡看點兒歪書，比如他經常光顧“青青書屋”。在1988年那個時候，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邊沒有賣好書的，全都是把“你的男人租給我”“一個失身女人的自白”等，有一本著名雜誌，在當年賣得特別好，叫《東南西北》，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全是男女之事。

女主角青青的男朋友謝園開的書屋，用青青的名字命名，書屋賣的全是這類書。他說，如果書屋裡邊全是《托爾斯泰全集》《郭沫若文選》，你看嗎？我得過日子，我上有老媽下有妹妹，都得照顧，都得吃飯，所以他在外邊鋪的全是黃色書刊，那是1988年的一道風景，雖然這道風景並不怎麼美好，但那是現實，當年的現實。

那時候在中國《第一滴血》《第二滴血》正火着，它代表了一種強硬和力量。當然前面所說的關於荷爾蒙之類，這些東西都有，但這種堅硬和力量，我覺得是一把雙刃劍。

這恰恰是我想拍《瘋狂的代價》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社會都開始往明朗化裡走了，影響着類似青青這樣的女青年。青青是可以代表很多那個年代的20出頭的、一本正經受着傳統教育長大的、又是被父母離婚所拋棄了的或者痛恨父母離婚而把父母拋棄了的女青年。她對這種性的公開化極其痛恨和反感，可是她自己正在青春旺盛時期，又是一個助產士，她不可能沒有慾望，不可能不想這種事。所以青青是一個撕裂的、矛盾的人物。這就造成了她如此不能容忍蘭蘭被孫大成欺負的事實。她非要去找到那個男青年，在一個幾百萬人的城市裡找一個她根本不認識的人，她讓蘭蘭去認，蘭蘭早就說了，天黑着，根本看不清。但她還是要這樣，還借人家的破照相機去拍攝。這說明什麼？說明她是不能容忍比自己小那麼多歲的妹妹，先於自己獲得性經驗。與其說她是要正義的復仇，不如說她想看看這個人究竟長什麼樣。

王：原來還有這一層含義。這也有一種性的好奇在裡面。

周：是的。所以最後當她終於在塔樓上和常戎見了面，警察把常戎也銬上了，在她踹那一腳之前，他倆有一個對望。我在拍對望的時候，鏡頭是緩緩地移動的，青青那眼神也是隨着它看，兩個人是對視的。正好兩個演員在上學的時候都是學表演的，都演過《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個話劇。我說，現在你們就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是一對難捨難分的情人，當然你們知道你們的下場是赴死，可是你們就是愛到骨髓裡的情人。兩個演員挺好，完成了對望的那兩個鏡頭。這完全是情人的對望，朱麗葉和羅密歐的家族是不合的，是不允許在一起的。這個社會也一樣，也是不允許他們之間有任何聯繫的。

王：影片最後，伍宇娟當着警察的面，把常戎一腳踢下塔樓，這是很大膽的設計，因爲這是報復，不是法律正義，這個行爲在當時的影片中算是比較極致的表現手法。

周：對，女主角在這裡犯法了。這一腳就是瘋狂的代價，她一定要讓常戎付出代價，但是，與其說讓他付出代價，還不如說女主角自己哭着鬧着要付出代價。

王：我發現《最後的瘋狂》和《瘋狂的代價》都是在海邊拍的。《瘋狂的代價》是在青島拍的，裡面挑選的場景都是德國建築，爲什麼會這樣？

周：在1980年代，其實已經開始有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說法了。我已經聽到有人說這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也已經開始有人研究了，我就對這些東西比較感興趣。我覺得蔚藍色文明也罷，海洋法也罷，大陸法也罷，它對我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誰是誰非，誰高誰低，誰文明，誰野蠻，我自然會有自己的結論，但我認爲在一個電影中導演最好不要給答案，給個過程就行。答案應該在觀衆心裡。

王小魯/文

王小魯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電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