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63歲女校長和“大山裡女孩”們的高考季
7月4日凌晨5時15分，張桂梅在一間學生宿舍中醒來。這是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平時，她和一名學生趙思翎（化名）住在這裡。
一睜開眼，張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頭疼欲裂。她沒敢發出聲音，用手示意宿管員過來，從牀上撈起她瘦骨嶙峋的身體。她穿着一件十幾塊錢的土黃色外衣，黑色褲子，十根手指的關節和手腕處貼着膏藥，痛苦地抱着額頭。
過了一會兒，張桂梅摸出枕頭邊的黑框眼鏡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頭髮，艱難地扶着牆離開了宿舍。18歲的趙思翎睡得正熟。還有兩天，趙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場。
63歲的張桂梅是麗江市華坪縣女子高級中學的校長，兼任華坪縣兒童福利院院長。華坪女高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建校12年來，已經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學。
張桂梅從來不用“貧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學生，因爲貧困也是一種隱私。她叫她們“大山裡的女孩兒”。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變三代人。” 張桂梅說。
“周扒皮”、“老大”、“張媽媽”
趙思翎是一個圓臉，戴着眼鏡、性格安靜內向的女孩。她出生在華坪縣一個偏僻的村落，11歲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親終日酗酒、打罵母親。
張桂梅知道這些情況時，趙思翎已經試圖自殺過好幾次。她把趙思翎的父母叫到辦公室大罵了一通，然後讓女孩搬着牀褥跟自己睡一間宿舍。丈夫早逝後，張桂梅一生再未結婚，無兒無女，每天住在女高，與學生同吃同睡。
這間宿舍原本還住着幾個女學生。被類風溼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鬆、神經鞘瘤、高血壓等17種疾病纏身的張桂梅有時疼得夜裡呻吟，她擔心學生害怕，叫她們搬走，只留下了趙思翎幫她疊被子、收拾內務。
趙思翎想考到東三省的大學。“我們那個村裡，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同齡人，已經結婚、生小孩、幹農活了。只有靠學習、知識才能改變命運。”
在這所女子高中，有貧困或者單親的學生，也有家境良好卻衝着學校的名聲來的。在這裡，相繼考出了浙大、廈大、川大、武大等衆多雙一流高校的學生，2019年的一本上線率是40.67%，本科上線率82.37%，排名麗江市第一。
張桂梅既是後勤，也是保安。她的臉色枯黃乾瘦，眼角、額頭和腮幫佈滿皺紋，頭髮稀疏碎落，額前的劉海遮蓋着一個拇指大小的腫瘤，由於長期病痛，身體幾乎瘦成了骨架，但說起話來卻語速疾厲、邏輯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牀後，她總是佝僂着身子，雙手扶着樓梯欄杆，費勁挪動着關節變形的腳，負責照料她生活的學校職工準時等在宿舍樓下，騎着摩托車載她去教學樓。趁着學生沒起牀，張桂梅摸黑一個個打開教學樓的燈。
凌晨5時30分，天空露出一絲曙光。張桂梅提着喇叭來到教學樓的三樓，“姑娘們，起牀了！”樓下已經有零星的學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頭，快點唄！”涌入教學樓的學生越來越多，她提高了聲音，“ 時間快到了，遲到了的掃球場去！”
有的學生衝進來和她撞了個滿懷。她輕輕拍了下學生的肩膀，“別怕，燈都打開了，我走過了一遍，很安全。”20分鐘後，等到每間教室傳來了讀書聲，張桂梅再把整座教學樓的燈一個個關掉，查一遍早課。
早上6點40分，張桂梅回到校長辦公室，手上提着從各個教室蒐羅的垃圾，用黃色塑料袋裝着，堆放在地上。兒童福利院的人員每天定時來取，能賣十幾塊錢。他們同時也給張桂梅送來早飯，一碗綠豆粥和兩個包子。
正在吃早飯的張桂梅，這是她難得的清閒時刻。新京報記者王昱倩攝
這是張桂梅難得的清閒時刻。她坐在椅子上，緩慢地喝着粥。這間十幾平方米的校長辦公室陳設簡陋，放置了四張辦公桌、一排書櫥、用來會客的兩個長木椅和一張方桌。牆上掛着裝裱仔細的書法，“天下爲公，爲天下母；赤子好學，女子好學。”
伴着這頓早飯，張桂梅吞下了12種藥物，包括頸痛片、骨疏康膠囊、風溼定膠囊、六味地黃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裡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捨得吃肉，省下工資塞給學生，這幾年，一吃肉她便會嘔吐。
對她來說，進食是爲了吃藥。這些藥物更多是爲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藥一天能用掉2盒，爲了省錢，她只好白天貼，晚上不貼。胳膊上一個拳頭大小的腫瘤只能強忍着，腳上、背上就抹痛風型凝膠。
在學生面前，她小心地隱藏起重疾纏身的一面。她依舊是那個凌厲、蠻橫的老太太，學生們叫她“周扒皮”、“大魔頭”，也有人喊她“老大”、“張媽媽”。
女中的牆上沒掛過校規校紀，制度卻“殘酷”至極。比如，女生們一律齊耳短髮，身穿紅色校服，每週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個小時能外出。爲了不讓學生有情緒，女老師們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濃妝豔抹。
學生們每天的午飯時間只有10分鐘，需要完成從打飯、吃飯、刷碗的整個流程。張桂梅坐在食堂裡計時，爲了不讓她們把時間浪費在聊天上，張桂梅用大喇叭放紅歌，聲音幾乎震裂了食堂。
吃完飯，學生們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張桂梅站在宿舍樓下盯着，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誰要是玩手機或者聊天，她馬上能聽到。
晚上下了自習，張桂梅再次清點一遍人數。離高考越來越近，一個學生腹瀉請假去醫院，她坐在樓下等了40分鐘。一個高三班主任說，班裡11個學生請假回家了。她立馬發了火，“明早6點不回來，把她們的鋪蓋收拾出來，讓她們滾蛋。”
每年的這個時候，張桂梅總是吊着一顆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養出一個清華或北大的學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學生每次做課間操，就在教學樓下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
“我想讓山裡的孩子也能走進最好的學校。”張桂梅說。當記者問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麼？她的淚直直地掉下來，“我們幾乎付出的是生命。”
“我有一個夢想”
張桂梅出生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18歲跟隨姐姐來雲南支邊，後與丈夫在大理喜洲鎮第一中學任教。
年輕時，她生活平淡。上課時講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喜歡穿紫色褲子、紅色上衣。丈夫買她最愛吃的楊梅罐頭，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以補貼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張桂梅申請外調，獨自一人來到金沙江畔深度貧困的華坪縣，擔任民族中學教師。
彼時，民族中學貧困生多，許多女生中途輟學。張桂梅跑去家訪，發現自己的學生已經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資，交了她們的書費，又把女孩們領回了課堂。
2001年，張桂梅開始兼任縣兒童福利院的院長，建院第一天收了36個孤兒。“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裡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處的可憐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個算一個。”
時任縣教育局副局長的楊文華對新京報記者回憶，2003年，張桂梅向他提出，想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解決低素質的母親、低素質孩子的惡性循環。楊文華覺得，她的想法很幼稚，“辦一所學校太難了，錢少了根本不行，我勸她還是放棄吧。”
後來，在一次縣委組織的論證會上，所有專家都對此投了反對票。一是辦女子高中，與時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費的高中投入太大，縣裡不具備財政條件。
張桂梅沒死心。她帶着勞模證書等獲獎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爲她是騙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單位門口靠牆睡着了，被叫醒後，面前站着省婦聯主席，給她撥了2萬元。
2007年，張桂梅作爲麗江市兩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參會。她破了兩個洞的牛仔褲引起記者的注意，隨後，對她的訪談節目《我有一個夢想》在電視上熱播。女高的項目也最終啓動，雲南省、市、縣各級政府在硬件設施上先後投入6000多萬元，用於校舍、運動場、食堂、教學設備等的建設。
麗江華坪女高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新京報記者王昱倩攝
項目啓動同年，楊文華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他回憶，由於資金籌措困難，項目分五期建設，前後持續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終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屆的90多名學生入校。這時的女高才建了4個多月，投資180萬元，只蓋好了一棟教學樓。沒有大門和圍牆，也沒有食堂、宿舍和廁所。慕名而來的外地老師，一個學期後，走得一個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師羅夢華回憶，當時的條件極其艱苦，兩個大教室各放幾張牀，10個男老師住一間，11個女老師住另一間，學生們住在二樓，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學生上廁所，就由一名女老師和一名男老師陪同，到旁邊的民族中學去上。
由於招生來者不拒，學生的基礎很差，數學考9分，一道題講8遍，學生還是聽不懂。“老師看不到前途，學生看不到希望。”備受打擊的張桂梅私下對楊文華說，估計學校撐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幫助分流一下師生。
當時的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兩個人都在心裡作了最壞的打算。
楊文華也曾直言不諱地告訴張桂梅，“教學質量提不上去，你所謂的初心，就是讓山區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後拿一個高中畢業證。如果僅此而已，社會不會答應（掏這麼巨大的成本），你也無法贏得更多的家長和學生以及未來政府的支持。”
這些話，張桂梅聽進了心裡。她決心，總有一天不但要讓窮苦的女孩們全部考上重點大學，還要培育出清華、北大的學生。
11萬公里的家訪路
女中從沒召開過家長會，取而代之的是，12年間張桂梅的11萬公里家訪之路。
每次去家訪，張桂梅總是帶上饅頭、麪包和礦泉水，爲了不給學生添麻煩，從來不在他們家中吃飯。有一次去傈僳族學生的家訪途中，車子穿行在懸崖峭壁上，到了學生家才知道，這個女生是全村第一個高中生，入學那天全村人爲她送行。
女孩的爺爺告訴張桂梅，如果孫女能上大學，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張桂梅保證，她一定讓女孩成爲村裡第一個大學生。如今，她們的村子已經走出好幾位大學生。
每天早晨查完課，張桂梅返回校長辦公室仔細記錄。新京報記者王昱倩攝
在麗江市永勝縣光華鄉家訪，大山橫亙，下車走了三公里山路，纔到了窪地深處的一個學生家。從學生家裡出來，張桂梅已經無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於是學生爺爺把自己的馬牽出來，隨行的三個老師將張桂梅擡上馬背。這是她唯一一次騎馬，一顛一顛地走上陡坡，星斗闌干。
在這條無比艱難的家訪之路上，張桂梅摔斷過肋骨、迷過路、發過高燒，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學生家在山頂上，僅有一條用鋤頭挖出的小路，左邊是陡直的懸崖，右邊是萬丈深淵，下了摩托車，張桂梅臉色蒼白，腿都站不穩。
“張老師真正走到了貧困的背後，她最懂山裡人的渴盼，最懂這片山。”女中辦公室主任張曉峰說。
2011年，第一屆華坪女中的畢業生參加高考，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4.26%。“我們當時的副省長來調研，他落着淚說，女中的這個成績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爲女中的入口極低，只要你想讀書，就來者不拒，沒有分數限制。”楊文華說。
“真的無法想象，張校長和其他老師，在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中完全做到了低進高出、中進優出。”
教師羅夢華回憶，2017年女中學生高考的一本上線率，比縣一中高出10-20個百分點，並走出了全縣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們10多個高三老師跑去打了一場籃球。”對他們來講，這已經是最奢侈的慶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畢業學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線，9人上了專科線。“我們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師能付出的。男老師結婚，儀式辦完了馬上回來上課。女老師做腫瘤手術，能穿衣服就回來。孩子們拼命刷題，我們只有這個辦法。”張桂梅說。
“女高的成功經驗是學生苦管、老師苦教、學生苦學。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質不改變，永遠是扶貧不扶志。在這方面，張老師堅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帶動了我們全縣教育事業的發展。”楊文華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讀書的希望”
周雲麗是一個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頭髮仔細地束在後面。她是華坪女高的第一屆畢業生，8年後，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數學老師。
她不到一歲時，母親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兒麻痹症的父親，把姐妹倆拉扯長大。2008年，周雲麗和姐姐同時達到高中的錄取分數線，父親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又向親戚借了錢，也遠遠籌不齊六、七萬的學費。
不久後，姐妹倆得知女高免費招生的消息，報名後很快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入學第一天踏進宿舍，牀褥已經鋪好了，每個牀位的邊上貼着同學的名字。周雲麗看着那張紙條，捂着臉痛哭。
周雲麗曾經夢想賺大錢。從女中畢業後，她又改變了想法，從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她成爲女高的教師，負責一個高三畢業班和一個高二班的數學課程。
她有時會想，如果當年沒有女高，她也許早早就輟學嫁人，揹着好幾個孩子，一輩子走不出貧窮的鄉村。
“當年要是沒上女高，我不會成爲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執法對象。”麗江市永勝縣民警陳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屆畢業生，初中畢業後，因沒達到高中的錄取分數線，父親勸她回家務農，找個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將會是怎樣痛苦而漫長的人生。”她開始後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經歷。收到女高錄取通知書後，陳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習慣。在她的印象裡，張桂梅是個很兇的老師，“有時夢見被她罵，嚇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陳法羽考上了雲南警官學院。
張桂梅監督學生們做課間操。新京報記者王昱倩攝
至今，張桂梅還會對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見過的差勁父母。有的父親不讓女兒點燈複習，怕浪費電。“我真想砸死她爹。”她恨恨地說。還有的爺爺奶奶，自從孫女出生後，沒理過她一次。直到女孩畢業，父母也沒來過一次學校，他們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學名。“如果不讀書，她們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廣安的23歲女孩袁苗苗從打工的地方，獨自一人坐大巴車找到了華坪女高。她站在校門外守了兩天，終於找到機會見了張桂梅。
2013年讀完高一，袁苗苗就輟學了。七年間，她做過直播、流水線工人、飯店服務員、KTV服務員，賣過車，賣過衣服，賣過化妝品……終於存到1萬塊錢。
袁苗苗哀求張桂梅，讓她進入女高讀書，未來有機會能參加高考。“這是我最後一次讀書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讀書的話，每天都感覺世界是很空虛的。我還是一張白紙，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麗的畫，文化的畫。”
待到山花爛漫時
這兩年，體育老師譚豔華髮現，張桂梅在操場上暈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樓梯就暈了過去。還有一次，她在食堂維持秩序，突然栽到在地上。
去年的一天，學生們做完課間操，發現後面沒了校長用大喇叭大喊的聲音，回頭一看，她已經沒有知覺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幾顆速效救心丸後，張桂梅甦醒了過來。老師們想送她去醫院，被拒絕了。還有兩個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張桂梅每年都親自把高三學生送到考場，考試結束了再送回來。女高從來沒有畢業典禮，高考結束了，她就趕緊把學生們打發走。“離開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樣。”
她唯一的執念是，餘生能培養出北大、清華的學生。
“她是在和時間賽跑。”楊文華有時撞見她一個人在辦公室，在木椅上蜷縮成一團，奄奄一息。他難受地嚥下了眼淚，故作輕鬆地和她開玩笑，“你是夢想沒實現的人，任務沒完成，放心死不了，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裡，張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識。宿舍裡同住的學生，趕緊給她打止疼藥。一個小時後，她被送往縣醫院搶救。
縣長龐新秀也趕來看她，時而清醒、時而糊塗的張桂梅拉着縣長的手說，“我想提前預支下喪葬費，我要親眼看着錢都用在孩子們身上。”
張桂梅也想過，她死了以後，就隨便一火化，扔哪裡都行。“悄悄地來，悄悄地走就行了唄。”
她收養的一個孩子說，那我們想你的時候看不着。張桂梅說，你在哪個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邊。
聽到張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經收養的兒童福利院的孩子，24歲的張惠華急忙趕到了醫院。
張惠華考上了華中農業大學，畢業後回到華坪縣做了一名基層公務員。
張桂梅與兒童之家的孩子們。新京報記者王昱倩攝
他在病牀旁一刻不離地守了5天，眼睜睜地看着老媽瘦了20斤。
兒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稱呼張桂梅“老媽”。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時30分，張桂梅總是準時回到兒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憊，總是輕鬆地笑起來。
在兒童福利院，張桂梅簡單洗個澡，換身衣服，然後躺着睡會兒覺。一個多小時後，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鬧着不願意讓她走，她就哄着，“老媽要去上班掙錢，給你買漢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張桂梅最終挺了過來。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復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學校裡轉悠。
2020年春節，她到昆明體檢，病歷上的17種疾病增加到了23種。“我不知道我還有多少時間，現在還能動，我想做點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沒有辦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時光留給治病，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7月5日上午9點30分，女高的學生們跳起了鬼步舞。這是女高課間操的一種，張桂梅專門請了一位舞蹈老師，教了學生們一段時間。她是個偏心的人，城市裡的女孩們會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裡的女孩兒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們差。
這一天，女孩兒們跳得很開心。張桂梅緩緩地穿梭在她們中間，有點失落，“也許我這輩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課間操結束後，女孩們齊聲朗誦了一首詩，是張桂梅最喜歡的《卜算子詠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新京報記者王昱倩 實習生卓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