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防疫保單之亂的根源

工商社論

新冠疫情發生至今兩年多，政府從疫情之初就嚴密防守，儘可能避免疫情衝擊產業和經濟，包括各式紓困方案都緣由於此。令人意外的是，疫情演變到如今階段，反而因防疫保單之亂衍生金融穩定問題，細究責任，政府、保險公司和民衆三方都責無旁貸。

先前疫情指揮中心曾指，如果以香港或紐西蘭染疫率16％估計，臺灣染疫總人數將達約370萬人，但不計算壽險，單以產險業目前已售出的600～800萬張防疫保單來看，基本架構都包含了隔離和確診理賠兩部分，因此370萬人確診，除了對防疫險的確診理賠形成沉重壓力，另有多少保單會因隔離出險，目前看起來更是難以估算的黑數。加上國內產險出售的防疫險並沒有安排再保，等於損失完全自負，一旦有產險公司真的賠不出來而破產，整體金融市場都會籠罩在保單理賠烏雲下。

會產生這場防疫保單亂局，歸根究柢還是回到保險公司本身的錯誤。首先，保險公司都有精算部門，計算保費收入和承擔的風險是否相符，保險公司固然可推責到政府防疫政策轉彎，但事實上，並沒有人保證防疫政策會永遠不變，保險公司商品在設計時所以要經過精算，本來就應該假設在各種情境下，保守精算保單可能的風險和可出售的胃納量，且這應該要和保險公司的財務相符。在保費的設計上，也應該是較高的保費才能提供較多的保障。

可是很顯然，臺灣的防疫保單並未依循應有的遊戲規則，反而是草率走上「以小搏大」的博弈邏輯，以多數防疫保單爲例，都是單一價格、定額理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市場第一張防疫「神單」，即2021年由臺產首發的防疫保單，設計一張500元保費，但投保人被隔離或確診就理賠10萬元的保單。用500元去「拚」10萬元，這是對人性的考驗，也是對保險公司本身運氣的考驗。在當時防疫政策還是拚清零的環境下，臺產這張神單就賠了19億元，以此估算，不難想像目前與病毒共存的環境下，保險公司面對的壓力有多大。

當然，保險公司在銷售防疫保單時，也未必完全不清楚相關風險，但一方面是來自「同業有，自己不能沒有」的壓力；另外也有來自業務員的壓力，即人家這張保單好賣，爲什麼我們沒有；最後則是來自客戶對於別家有、你們爲什麼沒有的壓力。三重壓力下，第一個亂象就是保單設計基本抄襲比照，且大家都是抱着多賣多贏的態度，完全把可能的風險拋諸腦後。

第二個亂象則來自政府。首先，有了臺產的前車之鑑，金管會對於各產險後續推出的防疫保單，只有政令要求必須符合風險試算等，但沒有嚴格設限或要求保險公司必須先做情境和壓力測試；對於重複投保，金管會也是放任業者自行決定。一直到問題愈滾愈大，金管會才從原本保護消費者的角色，回神到監理機關，並提出緊盯RBC、金控母公司出具增資承諾書和必要時允許動用準備金等方式補破網。

至於衛福部政策朝令夕改，當然也是在這波防疫保單之亂中被千夫所指的對象。不過平心而論，衛福部不是金管會的下屬單位，管得又是防疫而不是金融，在這場防疫保單之亂中，頂多可以說衛福部沒有妥善溝通，而且很多做法如確診的判定、隔離匡列方式等，以致引燃防疫保單的諸多亂象和爭議。

最後一亂則是回到道德風險，也就是人性。保險的本質是提供保障以減少損害，可是在這波防疫保單之亂中，疫情的輕症化導致防疫政策的不斷調整和保單設計漏洞，讓投保人忘卻保險的本質，而是用賭博、賺錢的心態去拚出險。甚至有人投保後故意循確診者足跡，希望自己染疫或被隔離；更不乏有人確診後「炫耀」自己和家人投保了多少張防疫保單、取得多少理賠金。這樣的思維，與保險存在的理念大相逕庭，也是可能壓垮保險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

整體來看，目前已全數停售的定額理賠防疫保單，就是一輛先天設計錯誤、剎車失靈的汽車，出場時又沒有品管人員（金管會）檢測，加上瘋狂的駕駛（投保人）和九彎十八拐的道路（防疫政策），想要不失控，真的無異緣木求魚。

賣出去的保單猶如潑出去的水，如果後續疫情降溫，或衛福部將新冠由法定特殊傳染疾病降級，或許可以降低產險公司理賠壓力，但對於投保人、保險公司和金管會來說，都應該從防疫保單這一堂課記取教訓；畢竟，保險不是賭博，萬一保險公司因而面臨倒閉，不但影響民衆原購買其他保單的合法權益，甚至衝擊金融秩序的穩定，恐怕全社會都必須共同付出更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