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後廠村：30萬互聯網人跳不出的中國硅谷
（原標題：孤獨後廠村：30萬互聯網人跳不出的中國硅谷）
北京北五環外，一塊叫作後廠村的2.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譽爲“中國硅谷”。這個遠離北京市區的區域聚集了百度、騰訊、本站、新浪等互聯網巨頭公司，是“中國單位經濟產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
站在人類科技發展前沿的同時，後廠村的30萬年輕人過着高收入、低消費的生活，承受遠離市區、社交匱乏的封閉和孤獨。但他們對此並不在意，認爲未來比當下更重要。會爲現在的生活質量感到困擾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輕先拼幾年”或者“苦是階段性的”。
背不出門的LV
林曉冉不敢揹着LV去後廠村上班。那個9000塊的白棋盤包是她一年前在意大利旅遊時買的，同去的朋友在LV店裡忙着搶購，紛紛勸她也買一個。她架不住勸，買下了人生中第一個奢侈品。可回到後廠村，包套着盒子和防塵袋在衣櫃裡躺了兩個月，她捨不得拆封。
揹着它去上班的情景在她腦海中反覆放映：從早高峰的地鐵13號線到後廠村軟件園長長的步行道，男男女女揹着款式相似的雙肩背。那是互聯網大廠給員工發的，各式各樣的logo印在上面。
挎着LV走在這樣一羣人裡，太突兀了。她停止了想象，掏出手機給LV拍照，上傳到二手平臺原價轉讓。
在互聯網大廠做了3年產品經理，林曉冉的生活兩點一線，租住的回龍觀，工作的後廠村。百度、騰訊、本站、新浪、滴滴、聯想……成堆的互聯網巨頭公司聚集在後廠村，有人這樣描述北京北五環外這塊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國單位經濟產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關鍵詞包括巨頭科技公司、碼農、高學歷、高薪資、平均年齡29.2歲。”
這是個自成一體的小世界。清晨樓下等車、傍晚超市買菜、週末去五彩城吃飯，林曉冉總能碰到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大概率在後廠村見過。辨別對方是不是後廠村互聯網人的方法很簡單：看衣着，是不是T恤、襯衫和牛仔褲；看工卡，要麼掛在脖子上，要麼揣在兜裡，繩子露在外面。
“不過，這些都是很表面的，也不是最準確的。”她說。
“那最準確的應該看什麼？”
“神情，就是被生活折磨得沒有任何朝氣的人。一看他的眼神，你就覺得，啊，好累。”
你說繁華就繁華吧
高旗在望京一家外企工作多年，房子也買在望京。長期西裝革履的日子，他習慣了精緻有情調的狀態。清早出門，雙肩背裡放一袋日常護理套裝：一把指甲刀、一支脣膏、一小瓶香水、一瓶薄荷味的護手霜、一瓶迷你保溼乳液。午休時間，他在意“嚐鮮”。望京SOHO的小餐廳高度密集，隔一陣就換一批，他中午步行到美食區就總能吃到新菜。下班後，他走路10分鐘就可以到家。
但在35歲這年，高旗卻做出一個決定，放棄望京的舒適狀態，加入滴滴出行，每天早高峰開車來後廠村上班。後廠村路的擁堵程度，已經成了自媒體大號的推送標題，“多少追風少年，在後廠村路上被堵成了油膩中年。”
爲什麼願意忍受這樣的折磨？高旗的答案很簡單：工資高，發展空間大。在後廠村，每年漲薪10%很常見，而他原來爲一個海外品牌做了11年市場相關工作，每年最多漲薪3%。
但很多人剛來後廠村時，都很難適應這裡的生活，高收入和貧乏基礎設施間的落差超乎想象。本站面試當天，陳一帆跳下公交，跟着導航走了20分鐘，走幾步就嚇一跳，掏出手機到處拍照：磚牆上一排衛星天線，半圓形，像白色的碗；荒地上新栽了幾棵樹，根部不如人的大腿粗；院子門口兩根灰柱子，牆皮掉落，牌子上印着5個黑字：東北旺苗圃。
她發照片給朋友：這是什麼鬼地方？
去年的一天，快手的張悅涵收到郵件通知：公司要從五道口搬到後廠村了。她帶着好奇讀下去，只見結尾寫道：大家將迎來福利，附近美食聚集——肯德基、麥當勞、田老師紅燒肉。她讀了好幾遍，忍不住問同事：郵件是在開玩笑嗎？
等真搬來後廠村，她才意識到肯德基、麥當勞、田老師紅燒肉真的算是美食。因爲在輝煌國際廣場地下一層“互聯網人改善生活的小食堂”裡，最常見的是黃燜雞、麻辣燙、土豆粉。
來後廠村兩年了，徐林還是保持着一個習慣，週末清晨7點，步行20分鐘到西二旗，再倒兩班地鐵，坐19站，只爲吃一碗豆汁，一個燒餅，四塊錢，但路上要花兩個小時。沒辦法，除了公司食堂，後廠村找不到幾家早餐店。
吃不好，住也好不到哪兒去。陳一帆去看的第一套房在上地西里，六人合租，一個小次臥月租3000多。中介說這是這一帶最繁華的地方，靠近華聯和五彩城。這是後廠村人最常去的兩個商場，打車過去需要半小時。
這也算繁華？陳一帆走進五彩城，連個化妝品專櫃都找不到。中介在回來的路上反覆說，真的是最繁華的地方了。陳一帆沒吭聲，你說繁華就繁華吧。
她又去看了後廠村人的另一個聚集地融澤嘉園，離後廠村5公里。走到小區門口，她明白中介爲什麼說上地西里繁華了，從龍澤地鐵站步行20分鐘到這裡，她只看到了一家7-Eleven便利店。回家後，她馬上給中介打電話在上地西里租房。
住安頓好了，出行馬上成了問題。陳一帆從前只見過堵車，沒見過堵自行車，在後廠村見到了。早晨9點半她騎共享單車去上班，一到後廠村路口就陷入單車的包圍裡。她先拍照發朋友圈吐槽，又給喜歡的偶像尤長靖發微博私信，我們這裡又堵車了。發完又回覆了幾條朋友圈留言，車羣還是沒動。
林曉冉從回龍觀搭地鐵到西二旗，再坐班車到後廠村。冬天颳着大風，100多人排着長隊，來三趟班車也擠不上去。車程15分鐘，等車要一個多小時。“所有的激情、熱情都被這個磨沒了，磨得你都沒有脾氣了。”
爲了每天通勤時間能短一點兒，後廠村的人們各有招數：一個程序員在下雨天叫不到車，打貨拉拉回家。輝煌國際的十字路口，早7點就有30多人排隊從大貨車上領取卸下來的共享單車，到晚了就沒的騎。楊振中的手機上裝了3個私營巴士app：滴滴、彩虹、趕趟，好過等待三趟也擠不上去的13號線。
滴滴是後廠村唯一除了出租車，9點後也能報銷快車的互聯網大廠。從8點半開始，樓下的快車司機停止了接單，他們都等着9點分到遠程單。但如果在9點過1分時叫車，滴滴的程序員張晨露說，你大概率要排一小時的隊。
後廠村會永遠堵下去嗎？誰也不清楚答案。人們只知道去年平安夜，快手入駐了，當晚的堵車高峰從8點半延長到了10點。幾個月前，綠化帶被刨掉一半劃爲車道，陳雨彤對這個變化的感受是“原來堵5分鐘，現在堵4分鐘”。而這個春天，騰訊的員工正在陸續遷入。
人被逼急了，什麼點子都能想出來。百度的韓小琪有天晚上下班打不到車，靈機一動點了份外賣，搭着外賣小哥的電動車回了家。她把這事當作段子發到公司內網，同事說這辦法太好了，下次我也用。
新浪的徐林不願想這些取巧的捷徑，他選擇步行回家。樓下的出租車不拉近單，上完8小時夜班後，晚上12點，他走50分鐘回到4公里外的家。不看紅燈的大貨車轟隆隆開過，樹叢裡竄出的野狗衝他狂叫。爲了少一點兒孤零零的感覺，他總是一出大樓就戴上耳機，日文歌和郭德綱的相聲交替播放。
徐林走在回家路上時，本站大樓裡，張雯還在加班。她抽空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做金融的北大同學也在加班，步行到三里屯酒吧喝了一杯當作調劑。張雯想想自己剛去樓下小賣部買了一瓶椰子水，忍不住自嘲，這就是差距。
凌晨1點，徐林到家了，還沒睡的趙凱給他開門。但對於緊閉房門的另一位室友，他倆誰也說不上來是個怎樣的人。徐林喊不對他的名字，而趙凱搞不清他究竟在哪兒上班。剛搬來時他說過，但是趙凱忘了。“過去一段時間了，就不太好再去問你在哪兒工作這種問題。”
多數時候，他們悶在各自的小臥室裡。灰塵從趙凱房間的窗戶飛進來，剛來的時候，他隔幾天就拿一塊抹布趴在地上擦，如今沒這個精力了。
徐林半年前發現牀歪了，左邊低右邊高。或許是牀下彈簧出了問題，但他懶得修，想起來就累。他在牀左邊墊了三個枕頭，免得滑下去。這樣固然不那麼舒服，但他也無所謂，因爲累到幾分鐘就睡着了。
苦是階段性的
過着這樣缺乏品質的生活，爲什麼不離開後廠村？從山東淄博來到北京的趙凱說，大概是因爲原本對生活要求就不高。工作一年後買下2000塊的switch，他已經很滿足了。花幾萬塊錢買一個東西，這種事他沒想過。他的同事楊振中買衣服首先考慮性價比，“超過三位數我就得think think了。”
這不只是直男程序員的心態，後廠村的女孩們很多也這樣。林曉冉戴着59塊的粉紅色吊墜項鍊，衣櫃裡掛着29塊的黑色紗裙和80塊的格紋西裝外套，都是在淘寶上買的。衣服單價不超過100塊的消費習慣在後廠村很普遍，簡單來講，穿得差一點兒不會痛苦，因爲大家都很樸素；穿得好一點兒也不會開心，因爲“沒人在乎你穿了什麼”。
後廠村的普遍觀念是，未來比當下更重要。會爲現在的生活質量感到困擾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輕先拼幾年”或者“苦是階段性的”。
如果你內心不認同這一套，離開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在澳洲讀研的北京男孩石磊一結束寒假實習，就打定主意不再回來了。澳洲的互聯網員工五六點準時下班，有豐富的個人生活。留在墨爾本，他一週還能去3次擊劍。爲了工作忍受這種偏僻和貧乏，他覺得沒必要。
但對於後廠村的多數人來說，可能沒有更好的機會。“我們這邊很多人的路其實早就已經劃好了。”林曉冉2014年從山東的一所985高校畢業，她覺得想做互聯網行業的年輕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合適的崗位，不待在北京，不待在後廠村，還能有多少選擇呢？
實際上，後廠村的人並非沒有消費能力。買起科技設備來，錢花得痛快。丁陽天的外星人電腦要兩萬多塊，爲了辦公輕便，他還買了個小一點兒的Surface Pro，5000多元，還買了1000多塊的羅技鼠標、2000多塊的蘋果耳機。他知道有些也不符合性價比，但是“就像國貿的人買奢侈品一樣，其實是另一種裝逼的需求”。
但這本質上還是升級生產力設備，算不得生活消費。相比於享受生活，後廠村人更願意把錢攢着買房。這裡的非京籍年輕人超過七成，在這個城市站穩腳跟比生活得舒服優雅更重要。
過去半年，徐林爲省錢買房算了一筆日常開支的賬，發現在食堂吃飯每月要花400塊，自己帶飯最多200塊，於是每天買菜，在家做好一葷一素，再沒吃過食堂。“其實你說這兩百塊錢有什麼，但就是一種心理安慰，告訴自己我在努力省錢了。”
半夜12點，林曉冉還在上網看房。她家在河北農村，不想在村裡待一輩子。上班5年，她節衣縮食攢了一筆錢，加上部分借款湊齊130萬首付，想在回龍觀買個330萬以內的一居室。爲此她每個月要還將近15000塊的貸款，是她月收入的一半多。
聽說她要獨立買房，父母表示支持。但當聽到三百多萬這個數字時，他們嚇壞了，讓她趕緊回家。
“他們不明白我已經走出來，就沒法再接受回去的生活了。”一次回老家時，林曉冉見到了高中同桌，大專畢業後留在縣城做中學老師，嫁人、買房，在當地安居樂業，看上去挺知足的。但林曉冉很確定，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半夜看完房子，她又習慣性地打開幾個公衆號的推文，瀏覽那些讓她心動的家居好物。她幻想着將來買房以後用這些物品將家填滿，但那是以後的事情，現在，她不允許自己下單。
可是買房以前，對舒適居住的嚮往該怎麼滿足呢？林曉冉的方案是，出差時住儘可能好的酒店。有時候報銷額度不夠，她就跟同事拼一間。有時她信用卡攢夠了積分，就用信用卡權益換來住一晚免費的五星級酒店。
她捎回酒店裡的茶粉、咖啡粉，湊了兩大盒放在書桌邊的架子上。浴室一角堆着60多瓶五顏六色的沐浴露和洗髮水小樣，按不同酒店成列碼好，“這是洲際的，這是希爾頓的，這是凱悅的，這個是我最近剛住的釣魚臺的。”
一瓶小樣40毫升，用兩三次就沒了，她只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才捨得用。“其實它可能也不是質量很好，因爲它就是灌的。但我用它的時候感覺特別好，像在住五星級酒店。”
每次住酒店，她喜歡泡浴缸。最近看房，重點就看衛生間的大小，哪怕是買一居室，也一定要裝浴缸。“我也不是喜歡泡澡，但那種感覺特別好。那一刻我會有點兒接近於理想狀態中的自己，一個在職場上面有一定成就的女生。”
我們離得太遠了
來後廠村後，最大的改變是什麼？趙凱覺得是情感越來越貧乏。一個標誌性的節點是，2018年春天，他退出了公司的狼人殺俱樂部。
剛入職幾天，他就迫切意識到，未來的生活可能會很孤獨。在公司只跟幾個同事打交道，下了班根本沒工夫進城社交。內網上組織狼人殺的帖子引起了他的興趣，這是他能想到成本最低的社交了。
每週五晚在公司會議室和陌生同事遊戲聊天的日子持續了兩年，他換了組，工作強度明顯變大，9點前再沒下過班。“一下子特別累，累得不想再說話了。”一個週五，他沒去狼人殺，從此再也沒出現。
他縮回自己的小臥室，下班後一個人打switch，偏好都市設定的簡單劇情，貼近現實不費腦子。有人向他推薦一款玄幻遊戲，名字8個字的主角住在名字10個字的地方，擁有名字一長串的道具，他看了一眼就覺得好累，趕緊關了。
結束一天的疲憊後，他最愛上B站刷遊戲視頻，但一段不能超過3分鐘。點開看到長度是6分鐘，他立刻關掉，“累的時候沒辦法集中那麼久的注意力。”
時間久了，他發現自己不太會跟人聊天了。參加日語等級考試時偶遇一個姑娘，當天就拉着他去一家live house聽演唱會。他心裡惦記着她，但總是想不出約對方再次見面的理由。“想不到見面說什麼，我就覺得好尷尬。”
他回想大學時，友情的維繫相對容易。一起去食堂吃西瓜、一起上自習，大家都住得近，也不必刻意找話題。後廠村不是這樣，想在這裡交到朋友太需要主動性，但換個角度來說，自閉的人也能很自然地生存。“敲代碼的工作，其實你不怎麼和人說話也沒關係。”對於性格靦腆的他來說，很難說清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總有那麼幾個瞬間，他覺得生活不該如此。一個週末，他睡到下午1點才醒。睜開眼睛，厚窗簾拉着，牆皮掉了一塊，還有幾道發暗的劃痕，門上粘着扭曲的膠帶。那一瞬間他覺得自己像住在一個洞裡。
另一次，徐林去日本旅遊，趙凱一個人住了一星期。徐林回來那晚，他迫不及待想聊天，張口的一瞬間，嗓子好像粘住了。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一週沒和人說過幾句話了。
過去兩年，林曉冉一直單身，常來往的只有組裡同事。幾個月前，同事介紹她認識了一位海歸程序員。她動了心，約會進展也順利。但不到一個月，男生突然提出，以後別再見面了，理由大概是她不太會交流，急着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出來，表現得太強勢了。這件事刺激了她，她懷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和人戀愛、交流的能力。
一個朋友說她是自殺式單身，不主動擴展社交圈，就自己悶在屋子裡幻想愛情。她到處問別人，你覺得我是這樣的嗎？
爲了改變現狀，她鼓起勇氣上豆瓣發了徵友帖，幾天後有人聯繫了她。剛聊幾句，對方就說了結束語：你挺好的，但我在東四環十里堡，我們離得太遠了。
她在公司內網發帖，徵人一起搭順風車、一起領養小貓，也想着能順便徵個友，就讓同事在評論區發了幾張她的照片，每天盼着回信，結果沒有等到。
沒辦法了，她又在同事的推薦下加了公司的兩個單身羣。內部羣900多人，離職人士和後廠村其他公司員工組成的外部羣500多人。看到這麼多人都是單身，她感到些許安慰，也期待着能在羣裡認識新朋友。
但幾天過去了，羣裡沒人講話。
一個週末的晚上，陳一帆坐了17站地鐵、倒兩趟線、花一個多小時到了國貿。在後廠村過了5天的憋悶日子後，她想和城裡的朋友見一面。
晚飯後，姑娘們溜達到SKP，走進那扇金色旋轉大門。商場裡盡是萬元起步的奢侈品，買不起，但看看也開心。路過鞋店，她指着一雙鞋子問朋友，這雙好看嗎？看到衣服也點評一句：那件真不錯。
朋友一直低着頭，忙着和男朋友發微信。陳一帆被晾在一邊，漸漸也不再說話。走到扶梯口，她突然加快腳步跑了下去，聽到朋友喊也沒回頭。回程地鐵上，她靠着杆子掉眼淚。到了第三站，朋友轉頭看到她滿臉的淚痕，嚇了一跳：你是因爲買不起SKP的東西嗎？
陳一帆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這樣——進一趟城真的很不容易，導致她對這次活動的期待太高了。害怕給朋友造成壓力，她沒有說出心裡的那句話：“當時我就是突然想到，我一個人在北京，真的很孤單。”
在家沒事做，來加個班
“我什麼時候會想辭職呢，就是在我沒事做的時候。”楊振中說，待在後廠村，高強度的工作、寡淡的個人生活、社交匱乏的孤獨都擊不垮他，因爲他知道一切是爲了事業。但他最怕的也是工作價值被消解，那會讓他直面一個問題：如果不存在自我實現，到底爲什麼要待在這兒呢？
凡曉芝在百度7年，如今忙到每天3杯黑咖啡才能提起精神。丈夫胃病3天，8歲的孩子病毒性感冒5天，她顧不上照顧。幾年前，同爲互聯網高管的朋友賣掉北京的房和車，跑去麗江開客棧。她動了心，也去體驗。但過了一週她就待不住了，覺得還是每天看着無人車測試的日子帶勁兒，又回到後廠村。
但不是誰都能找到堅實的價值寄託。林曉冉確切記得自己入職的日期：2016年4月25號。那天早上，她遲到了，趕着去參加新人入職會。她的上一份工作也在互聯網，走進辦公樓時她告訴自己：我要在這裡待3年，升到P5（總共10級，P5爲高級工程師），然後就換平臺，去一個更大的世界。
沒想到，3個月後就強制調崗，不到3個月又調崗。3個業務彼此間毫無關聯。她眼中的互聯網大廠是個系統，人跟着架構的調整而流動。
現在的核心工作是什麼？她脫口而出：“拉羣。”最近她又調了崗，現在服務的產品以技術爲主導，留給產品經理的創造空間很小，她多數時間在做內部的溝通協調。當初給自己定下的3年職場計劃，如今她很少再想起。現在的工作有什麼價值？她不太確定，“感覺這個產品沒有我，它也一樣正常運轉。”
她28歲了，過去3年連續升了3級，現在是P6，在同齡人裡算是比較高的職級了，但她仍覺得現有的職業能力不足以帶來安全感。上一次轉崗面試，她表現欠佳，但還是通過了。事後她問經理，爲什麼選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們需要一個長得好看的女孩。她猜對方可能是在開玩笑，聽了有點兒開心，但再一細想，心裡又有點兒不是滋味。爲什麼自己的面試能力總是提不上去呢？
有一次，她和一個女程序員在羣裡討論工作。她提了一個問題，對方回覆說，長得好看也要思考啊。她當時沒在羣裡說什麼，“但是我私下裡真的氣死了。”
最近她常想起這些事，在工位後的小櫃子裡放了一面鏡子，一閒下來就扭過頭，忍不住想看看，現在的我狀態怎麼樣？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在後廠村，很多人週末沒有要緊任務也會主動去公司加班。一個週末，凡曉芝開車來公司拿電腦。進了地庫，她發現沒帶工卡，刷不進樓。沒過幾分鐘，有人開車來了。凡曉芝問他，你幹嗎，來加班嗎？對方回答，我在家沒事做，來加個班。
“根源就是生活匱乏、社交窄，你也沒地兒可去，只能去加班。”楊振中對此這樣理解。他身邊不少同事都有這個習慣。他自己也常九十點下班，不是公司強制，而是自願爲工作多留一會兒。他是山東臨沂人，家庭條件不太好，“所以我特別珍惜機會，特別珍惜機會。我覺得不管什麼崗位對於我來說，都是價值所在。”
他現在做AR，行業還處在從0到1的階段，對於自己的未來，他看不清楚，能做的只有儘量勤勉。“北京能讓我們紮根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就只能自己多折騰折騰。我覺得這算是我們這一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下一個基本的心態。”
和後廠村的互聯網人談加班文化，會發現一些人的態度很模糊。3月底，一個叫作996.ICU的項目在GitHub上傳開，抵制互聯網公司的工作制度：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生病住進ICU。樑浩宇早10點上班，晚12點下班，週末不要求加班，但如果項目出問題，隨時要趕去處理。他在朋友圈看到了關於996的討論。
“從大的行業角度，我想不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沒有996很多事就很難推進。”他的眉毛擰在一起：“從我個人的角度，那要看收益和付出是不是成正比。”他眼中的收益，包括錢和這份工作能帶來的經驗和成長。
“如果給你足夠的收益，你就能接受996嗎？”
他想了一會兒，眉毛擰得更緊。
“還沒發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對於996這個話題，林曉冉沒什麼感覺，“這也不是對的，但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吧，不會覺得有太大問題。”她強調京東、阿里比他們累多了，後廠村目前還沒有強制996，“實際996和規定996，給人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趙凱目前的工作強度也不到996，但他關心事件走向，覺得身邊的討論正在跑偏：大家開始要求行業保證合理的加班費了。他感到困惑：“這不是個錯的事情嗎？給多少錢，也沒有權利擠佔我們的生活和健康，怎麼都在要錢了呢？”
感覺不是我的世界
後廠村大廠的每棟辦公樓都像一個小區，只要你願意，24小時待在裡面也沒問題。食堂供應三餐，健身房裡能洗澡。新浪有醫務室和美容美髮店（男剪髮30元、女剪髮60元、美甲88元、美睫128元），本站有賓館：50個房間100張牀。但加班的人不止這一點兒，想留宿要提前一天預約。
趙凱覺得這很像父母待了一輩子的石化企業，建在城鄉結合部，裡面有各種設施滿足基本需求。小時候他不理解，人怎麼能待在這樣的地方，接受這麼狹隘的生活？現在他自己也待在後廠村了，偶爾忍不住反思：這樣是不是在和更大的世界切斷聯繫，久了會不會失去探索的熱情？
上一次進城是什麼時候，林曉冉已然記不清。有次去國貿和朋友吃飯，她只待了一小時就想趕緊回家。國貿給她一種奇怪的感覺，像出差去了另一個城市。“我覺得那不是北京，跟我沒什麼關係。現在北京對我來講，就這麼大點兒地方，生活這樣子就夠了。”
她預備的130萬首付能在更好的地段買房，但她看房的範圍還是回龍觀。在那裡租房4年，離開了就沒安全感。她聽說回龍觀隨便拎出一個住戶，可能是一家互聯網大廠的中高層，可能年薪百萬。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已經那麼有錢，還是留在做一個普通員工時住過的回龍觀。“他就沒接觸過金融街那些人過的日子。不能說貧窮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因爲他不窮，但他的想象力就是這樣子了。”
改變生活的衝動，她也曾有過一次，那是在去年夏天。從加拿大回來的朋友借住在她家，想去逛夜店，她從沒去過。夜裡11點，朋友拉着她進城去工體，一條街上有七八家夜店，他們挨個進去感受氣氛。
一家夜店剛開，人還不多。燈光閃爍，把她的臉照得五彩斑斕。朋友擠進人羣跳舞，她端着一杯雞尾酒獨自坐在卡座，隔幾分鐘就伸長脖子，默默尋找朋友的身影。不一會兒，朋友帶了幾個舞伴回來。音樂震耳欲聾，他們趴在彼此耳邊大聲喊話：
“你做什麼工作的？”
“常來玩兒嗎？”
沒人在乎答案，但那是種特別的交流。“感覺和後廠村不一樣。”
林曉冉從此喜歡跟着朋友去夜店，那讓她感到新鮮。“我才知道北京的晚上是這樣的，有這麼多人，原來還有這樣活着的人。”兩週後，朋友走了，她發現自己很難再回到過去的生活。上了班，她給同事講夜店經歷，大家聽了都很震驚，紛紛想去體驗，但臨行前又總找藉口推辭。
一天晚上，她所在的小組團建，大家借了一輛寶馬，開到望京吃晚餐。她們事先說好，難得離城裡近，飯後一起去夜店。導航定位到三里屯，車子啓動，眼看去夜店的心願終於要實現。但車只開出一公里，大家紛紛退卻：要不，還是回去睡覺吧。
她們掉轉車頭，又把導航目的地改成了回龍觀。
“我總覺得大家到了臨了，還是覺得那個地方不屬於自己，就不想去感受。”林曉冉嘆了口氣。
因爲沒有人願意一同去，她很久沒有再去過夜店。4月的一個週五晚上，她終於又去了一次。“我都一年沒來了。”她一路反覆唸叨着。到了店門口，戴着棒球帽、穿着鬆垮褲子的年輕人紛紛往裡走，她突然停下來跟朋友感嘆：“這麼晚這裡還有這麼多人。”
“人多不好嗎？”
她露出拘謹的笑容：“感覺不是我的世界啊。”
跳不出的後廠村
林曉冉的世界從回龍觀到後廠村，範圍總共10公里。她原打算在這個小世界裡一直待下去，但一切在一週內發生了變化。
先是她組裡的7個同事都主動走了，有的離職、有的調崗。她轉到陌生的崗位，目前看來還算穩定，但前景不明。接着她接到一位前輩打來的電話，那人如今在一家創業期的互聯網公司，近年勢頭不錯，允諾一筆不錯的薪水和更大的發揮空間。公司在中關村，歡迎她跳槽過去。
現在她面臨一個抉擇：要不要離開後廠村？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後廠村只是人生中短暫的一站。楊辰是上海人，畢業前在百度實習了3個月，原本有機會留下來，但決意離開只在一個瞬間：那一天，他在工位上久坐腰痛，便站起來活動。透過巨大的落地玻璃，他看到了對面的別墅區西山壹號院。
“我當時突然在想，遠處的那種生活，是不是一輩子也不會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說那距離不是財富的差異，而是如果身在國企，也許還能想象退休以後，過上天天曬太陽喝茶的悠閒日子，“可現在是拿命換錢的狀態，只覺得那種生活我永遠抵達不了。”
可對另一些人而言，離開的確是件困難的事。不少人在幾家互聯網大廠間來回跳槽，只跳槽不搬家，跳來跳去也跳不出後廠村。
趙凱考慮過未來，如果有一天離職，還能去哪裡？要讓自己的技術和做的事情得到認可，他能想到的幾家公司基本都在後廠村。出國或許是條出路，他的一個同學在日本的互聯網公司，工作只需朝九晚六。但真要去日本，還得過一道語言關，他想想還是覺得太遙遠了。
換行業就更不可行了，何衛保明確知道，他沒有更好的選擇。對於一個小縣城出身、性格有些羞澀的年輕人，“互聯網是最公平的行業。”這裡一不看背景，二不看社交能力，掌握了技術就有上升通道。
他畢業前在本站實習，後來校招進了騰訊，得知公司不久後將從知春路遷入後廠村，就在靠近後廠村的龍澤租了房。如今一年過去了，他所在的部門遲遲未搬。儘管每天通勤往返1個多小時，他始終不敢離開後廠村的出租屋，重新找一個價格合適的房子太難了。
高旗在今年春天主動辭職，去了一家外企，這次跳槽沒有帶來漲薪。經歷過不同行業，他更理解後廠村爲什麼是個走不出去的地方。剛畢業的年輕人在很多傳統企業起薪只有五六千，待兩三年也不會升職。互聯網公司開價就是一萬以上，只要幹得好、跳槽快，薪水和職級都可能迅速攀升。“經歷過互聯網沒法再去傳統行業，你只能在那個裡面了。”
到底要不要離開，林曉冉一天一個想法。前一晚下定決心：“趁年輕還是要拼搏。”第二天坐到工位上又開始猶豫：如果創業公司失敗，萬一幾年內回不了大公司怎麼辦？
在一些人眼裡，後廠村荒僻冷清，有更好的機會一定儘快離開。但對她而言，這個地方並沒那麼難以忍耐。從小長大的村莊更荒涼、更封閉，很長一段時間裡，她覺得自己縣城的人是最多的，“其他的世界我都不相信有人。”高考後來到城市，她曾經很喜歡在乘火車和飛機時坐在窗邊，看田裡有人在奔跑，看高空下城市的車水馬龍，“我會有一種感覺，原來這個世界上，那個地方也是有人的。”
在後廠村3年了，她很難理清，自己對這個地方究竟抱着怎樣的情感。有時，她把這裡看作一個消磨自己的地方，厭惡心理上的自我封閉。一個晚上，她發來微信：我是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但第二天晚上，她又發來一篇講述後廠村生活的公衆號文章，文中很多細節鋪陳了互聯網人在這裡留下的回憶，她建議仔細閱讀，“裡面部分表達了我對後廠村的留戀。”無論如何，那是她奮鬥過的地方，承載了3年來追求階層躍升和未來更好生活的夢想。
4月份去工體夜店的那一晚，車窗外下起細密的雨，工體一帶的紅綠燈光暈染在玻璃上。難得進城一趟，她打算暫且把去留的糾結放到一邊，先好好度過今夜。
時隔一年，那家店比從前更紅火，站在人羣中伸不開手腳。喝完一杯酒，她遠遠看着很多人跳舞的地方，猶豫了一會兒便擠了過去。一年前，朋友會拉着她跳上狹窄的橫條臺。五六個人站成一排，朋友拉着她的兩隻手，鼓勵她嘗試放鬆。
她回想着那一刻，音樂強節奏的震顫讓她心跳加速。身體開始自然晃動，手臂在空中揮舞。她感到自己被釋放了，就在眩暈中閉上眼睛。
（應採訪對象要求，部分人名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