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層面缺少標準 學分互認何時捅破"天花板"
哪有蜜蜂盯着一朵花采蜜的道理？同理，一名大學生的學習也不應該侷限在一所高校。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和河北省教育廳共同發佈了《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0年）》，強調京津冀三地將深化高校聯盟建設，在聯盟平臺上探索培養方案互通，開展課程互選、學分互認、教師互聘、學生交流和短期訪學。
這也就意味着三地大學生可以像蜜蜂採蜜一樣，在京津冀高校這座“大花園”裡相互選修課程，並且承認學分，“一張錄取通知書，可上N所名校”，不至於因一校優質課程資源不足，就餓死在一朵花中。
顯然這是學分互認的理想狀態。那麼，現實中真的好實現嗎？
位於北京城西北部的學院路，長不過兩三公里，但在它的兩側和周邊，聚集了10多所高校。其中多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行業性大學，特色學科鮮明，但學科門類不夠齊全。
1999年，沿線的13所高校聯合成立北京學院路地區高校教學共同體（以下簡稱學院路共同體），旨在實現教育教學資源共享。跨校選修、互認學分，成爲迅速打開辦學局面的突破口。
20年過去，學生穿梭各校上課的場景猶在，只是隨着一些成員高校在郊區設立分校區，學生往返路途遙遠，半天課程要耽誤將近一天的時間，是否繼續選學院路共同體的課程，成爲他們心中的疑惑。
“課程要多吸引人，才值得學生選啊。”一位在學院路共同體任課的教師感慨道，加之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已不似當年，不少學生本校的課程都不選了，怎麼可能跑那麼遠去選其他高校的課程？而開課教師的報酬又與選課人數直接掛鉤，學生少了，久而之久，一些課程也退出了開課名單。
北京某高校本科生韓玫告訴《中國科學報》：“比起大量開設的選修課，我們更想選其他高校的王牌課程，最好是專業課，畢業的時候可以拿該校該專業的雙學位。這樣所交的學費才更物有所值。”
其實，學院路共同體開設的輔修專業在最初之時頗有亮點。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家專業目錄沒有的新專業，如“總部運行及管理”“會展經濟及管理”等。只不過隨着時光流轉，記者在官網上看見，2019年輔修專業只有金融學、法學、英語三個相對大衆的專業。
當然，學院路共同體並不代表聯盟制學分互認的所有模式。
多年來，我國高校形成了不少學分互認的特色聯盟。比如，跨校跨學科輔修第二學位的武漢地區七校聯合辦學、上海市西南片高校聯合辦學，被稱爲“中國式慕課”的東西部高校課程共享聯盟、跨校交換學習的C9聯盟，以及以學科爲主打成立的“雙一流”建設聯盟。
沒有想象中簡單
隨着教育部推進“一帶一路”高校戰略聯盟，中國高校將與沿線國家實現學分互認。學分互認的問題只會更復雜，這在跨國交換學習中已有顯現。
“我們去跨國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的同學，基本上視同放棄保研。”韓玫說，保研看大一、大二、大三的成績，而通常大一、大二的公共基礎課國外修不到，跨國交換多是大三及以後的行爲。
韓玫告訴《中國科學報》，因爲有一年的課程不同、教師打分標準也不同，學校考慮如果混到一起算成績排名，對未參加跨國交換的學生來說並不公平，因此，在操作上分外謹慎。
比如，國外高校的一些課程，課程名與國內高校稍有不同，學生就要去教務處解釋，不僅要提供課程大綱，還要“磨半天嘴皮子”。能說通，就允許算學分；說不通，就不能算作學分，還得重新選課補齊學分，或把國外高校的專業課視作本校選修課對待，錄入成績。
跨國交換固然很有吸引力，但保研對學生髮展更實際，“舍魚而取熊掌”往往讓大學生不得不作出“犧牲”。
近年來，高校雖然出臺了學分互認的政策，但有時候一些細節未處理到位，也影響了制度的效果。
曾經某高校學生來北京大學參加暑期學校，校方的本意是鼓勵學生在北京大學積極融入，但學生來過一次之後就不願意再來了。細查之下才得知，來交換的學生在本校都是優秀學生，但在北京大學參加考試，因評分標準不同，成績比較低，而回去後該校並沒有考量大學的考試難度，給他們的成績作相應提升等。較低的分數影響了學生的保研和獎學金，其他的學生就不願意再來了。
動機、銜接是最大拷問
近年來，有關高校聯盟成立的新聞並不少，但只見新聯盟成立，卻不見舊聯盟公佈新進展、新突破。這讓人不禁懷疑，聯盟制學分互認是否遭遇“天花板”？
在採訪中，改革動機和制度銜接成爲最大拷問。
華東師範大學上海終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凱指出，中西方高校均以聯盟制的方式推進學分互認，但恐怕即便完全實現聯盟內的學分互認，國內高校的動力依然不足。“一個聯盟內，既然高校層次、類型、專業標準差異不大，爲什麼要去做互認？”這也是我國部分高校着手學分互認改革沒有想明白的問題。
諸如美國高校的學分互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學生轉專業、轉學的需要。比如，本州社區大學、研究型大學通過協議達成了學分互認，專科期間所修課程，在本科期間可以免修。社區學院可以藉此吸引生源，這一點對大學生的吸引力較大。而我國尚未打通這條道路，學生選讀互認學分課程動力何在？
那麼，如何用課程來吸引學生？侯定凱指出，聯盟內公選課遭遇的尷尬，也是當下通識課遭遇的尷尬。學生從功利角度考慮，導致選課的動機更弱。而專業課是各校的核心競爭力所在，高校在聯盟內開課也會更加謹慎。
“鼓勵高校辦出特色，在進行學科評估時，可以把該學科是否對於相鄰高校、其他領域人才有貢獻，納入考覈指標。”侯定凱建議。學科評估目前主要針對本校人才培養。但實際上，學分互認背後體現的是開放的辦學思想，如果有了評估指標的引導，高校面向更多學校進行人才培養，就可以作靈活的調整。
此外，學分互認制度背後還需要更加精細的制度設計。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學院教授盧曉東指出，公共財政經費雖然不必分擔輔修/雙學位、第二學士學位、慕課、暑期學校等課程成本，但如果大學建立了按照學分收費的系統，學生在其他高校選修了課程，本校就不應該收取相應課程的學費，或是即使預先收了這份學費，之後也要退還給學生。而目前，高校“只收不退”的情況卻未改變，這也是學分制未來發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制度本身非常好，或許太好了，以至於超前了。大家的思維方式、政策配套都好像有點脫節，一開始想法很好，在落實時虎頭蛇尾。”侯定凱說。
國家層面缺少標準
學分互認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即便在國外，不同層次的高校也存在人文、通識課程的學分更容易被互認，而技能類的課程相對難互認的情況。
侯定凱指出，學分互認難表面上看是制度銜接的問題，但實際上是人才培養規格、課程標準的問題。尤其是在我國任何一個層次的院校標準建設都不太完善的情況下，認定、轉換某一課程的學分並沒有太多依據。簡單地說，在一般人看來，同一專業“985工程”高校比職業院校好，其實也是站不住腳的。
在他看來，缺少難以服衆的人才培養標準，校際辦學制度的銜接就會遭遇障礙。因爲靈活性的前提是規範，沒有規範談不上靈活性。這也就呼喚國家層面的標準儘快出臺。
“我國還沒有在國家層面確定學分的基本定義，這是一大缺憾。”盧曉東說，以上各聯盟雖然開啓了學分互認的基本階段，但都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系統，凸顯當下在教育部框架下確定高校學分基本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否則，校際之間，尤其是跨國校際之間通過談判形成協議，採認起來要頗費一番周折。
國際上比較典型的是歐洲學分轉換與累積系統（ECTS），採用學分、課業負荷量、等級三個要素，確保學分在不同機構間轉換，並且可累積，在高等教育領域設計一套相對簡化、可比較的資格框架體系，用以學分互認時參照執行。
在國內，國家開放大學打造的資歷框架聯盟，其基本工作就是對學分量的體認，提出了適應我國國情的職業教育國家學分銀行制度模式、技術路徑、工具方法以及應用模式，給我國未來的學分制建設帶來曙光。
“針對特定行業的人才培養，尤其是專業性強的人才培養，應儘量制定國家層面的認證標準，以便於各校確定自身的層次、質量標準。”侯定凱補充道，如此這般，跨校學分互認纔有公認的標準，後續校際如何去跨越層次、標準，纔有相互協商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