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大法官與廢死（謝英士）

大法官可以不需要跟民意妥協，但如果民意是有重量的，屬於生命的重量，大法官又怎能充耳不聞？但如果大法官跟「政治正確」妥協，又會是何種憲法價值的隕落？（圖／本報系資料照）

憲法的諸多價值中，生命權的維護是最根本的，無生命，一切皆無。憲法沒有講的是：生命價值的崇高性要如何維護？憲法設計了許多「制度」，是不是包括誰可以剝奪生命？以什麼方式，透過什麼程序？

所以刑罰的根基有憲法疑義，問題在於：刑罰是由國家壟斷，最極致的死刑有沒有牴觸生命權保障的憲法價值？如果牴觸，就必須排除。如無牴觸，則死刑在何種情況下實施，國家必須承擔錯誤的責任？再繼續追問：國家壟斷刑罰必須排除死刑的原因是生命權保障？但同爲生命權的保障，死刑的加害與受害方的生命權要如何衡量？如果死刑是國家不義的行爲象徵，那麼，國家其他「致死」的不義，例如，未出生者、被害人、脆弱族羣？其保障不周，致生命受到實害或有致害之風險，則國家的責任是什麼？這是不是顯然有循環論證的問題。

死刑如果違憲，那麼，憲法對於「人民」的生命權保障到底要以什麼方式呈現？受到什麼限制？對死刑的相對方，亦即受害者，有什麼「制度修復」？死刑的國家刑罰壟斷例外，是否、能否導出其他國家壟斷權力的例外？

歐洲人權法院因爲有歐洲人權公約的機制，有其一套適用、解釋公約的論證。臺灣呢？死刑是否可由國家壟斷？如果基於生命權的保障，必須排除國家壟斷刑罰中的死刑，那麼，應該追問的是：排除死刑後的憲法生命權保障會受到何種衝擊？與憲法保障生命權的價值理念有無衝突？要如何化解？有無可能再現私人刑罰的古代作風？

廢死的訴求，更嚴肅的意義在於：國家的責任。國家壟斷刑法的目的是公平與正義，私人不再擁有以武力解決紛爭的特權，那麼，國家的刑罰壟斷如果出現例外，是不是會產生國家另外的責任問題，亦即對生命權的保障無法透過生命的剝奪而實現的悖論或弔詭。

廢死是法秩序的例外狀態，涉及國家刑罰壟斷之有無及其衍生的責任。

憲法價值固然無法以死刑獲得終極實現，但無死刑所引發的生命權保障闕漏，卻是國家責任的另一層潰堤。臺灣的上空要有多少無辜的幽靈才能喚醒一絲正直的空氣？大法官可以不需要跟民意妥協，但如果民意是有重量的，屬於生命的重量，大法官又怎能充耳不聞？但如果大法官跟「政治正確」妥協，又會是何種憲法價值的隕落？

（作者爲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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