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當大局意識在臺灣遇上封建傳統（汪明生）

臺灣的公共事務教育由學界的一路摸索踽踽獨行。（中時資料照劉宥廷攝）

最近讀到一篇2020年的主流經濟學期刊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主題是美國在19世紀後半開始的西部開拓，所形成的邊疆文化與個人主義。這當中所把握的變數，一是自發選擇、有開創性的移民，二是這些移民在西部邊疆所面對經歷的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更加強化了的個人主義。

哲學理論的個人主義及其衍生應用至管理層面的開創精神，簡單講就是一切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依賴，當然也就沒有制約。這方面的探討在社會學中比較早，並且認定與美國迄今爲止的個人主義精神文化有密切關係。這種文化支持了美國的科技創新、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不喜歡以公平正義爲名的重分配。當然在政黨屬性上也就與偏右的共和黨有關。這種概念過去也有，但是在主流的計量經濟學期刊當中出現，應該比較少見，可視爲沉澱反思的開山之作。

這就不禁回憶起1987年從美國公共事務領域經過千辛萬苦的學業修習告一段落時的返臺情況。在當時臺北的幾個主要大學中，沒有適合相當的科系可供選擇，並且也已正在開始興建捷運。機緣之下，接觸到了南臺灣中山大學的管理學院，普遍年輕充滿朝氣，加上高雄的陽光與寬敞的馬路，就像美國的大西部一樣。

這些35年前的歷歷往事，促成了後來於1992年開啓的臺灣最早的公共事務管理教育，以及整個90年代民間自發的行銷高雄與媒體定位的島內移民。相對於美國的公共事務與企業管理是由大企業支持的Carnegie與Ford等基金會倡議，而大陸是由國務院拍板，臺灣的公共事務教育就真是由學界的一路摸索踽踽獨行，也就是披荊斬棘地唯有一切靠自己。

回憶當時的心境，則是新鮮好奇地感受轉變中的高雄，聽到高雄人對於風水寶地的西子灣被中山大學佔去後的期待，而對外部已然開啓的全球化與民主化，熱情純樸的在地文化能否把握如何調適，加上刻板印象的水不能喝與要穿防彈衣，卻也應該有着許多的特色潛力亟待發掘。這些與工業城市轉型歷程中，由政府計劃管制而至市場開放競爭直接對應，並且得以結合發揮管理領域定位基礎的，就是在觀察關注南臺並且不忘疏散北臺下，所構思提出的地區行銷。

在經策略主軸明確界定，並且積極努力推進十年之後，1998年前後的四大報與地方媒體上每週都有相關的報導。而公事所也就成爲南臺灣政界人物與地方名流學習進修的首選，其中包括後來經學校專門委員會認定的幾位傑出校友。並且在經十多年來不敢或忘每年的期刊論文與國科會計劃申請之下，有幸爭取到了臺灣相關領域的第三個博士班。而在創收方面，一個五名師資編制的研究所每年進帳大約兩千萬臺幣，相當於一個學院。然而交出如此成績之後的情況，當然與美國經驗有着很大的不同。

令人驚訝也是深刻反思的，主要就在於內部的師資聘任，與外部先於全臺的地方與校園的藍綠消長。原本的用人考慮唯有個別專長與領域的整體搭配，乃至如何呈現「公共」二字，然而在秉持開放非親非故之下所晉用的人選，果然的共同特點就是專業與自主性較強。隨着校園的民主化，數人頭而不管績效遑論倫理的政治文化侵入，後來的情況就是老師們各搞個的，只有在選舉投票時形成派系聯盟，而所務的發展也就成爲無主之物回到了源頭的開拓者自己。

至於曾經輝煌的公事所，由於威名肥水仍在，則在內外連動之下，自1998年至2003年間由來沾醬油的外所老師擔任所長。如此折騰當然質變，得來不易的開創精神與耕耘成果在缺乏理性互信遑論大局意識之下實在難抵各自盤算的傳統封建，這就好似後來的臺灣藍營乃至整個政局。如此的體會學習刻骨銘心，原來取捨折衷的集體主義與社羣主義，雖然不那麼地自在隨意，纔是符合我們國情文化的穩健中道。

至於與外部地方的連結情況，當時主政的藍營高層形象口才俱佳，然而在北臺中央變動與地方派系利益箝制之下，當然談不上大局意識與開創精神，一心一意地只想離開，也就錯失了後來至關重要的個人與大局的轉型契機。至於在地各界當兩岸不開活水未進，大體長期處於封建傳統階段，此由歷次選舉結果明顯可見，現已成爲不只制約臺灣與臺海，乃至牽動亞太與東半球的關鍵癥結。

作爲微型中國的臺灣，這30年來的民主試煉已經證明，將有形體制在條件具備下全盤照搬，卻忽略無視其文化精神與社會條件之下，已距離選賢與能的原本憧憬天差地別。然而對於整個中國的發展改革，勿寧提供了比經濟建設更爲深刻重要的貼近經驗，避免了代價遠甚的重蹈覆轍。並且眼前在已經開展的促融促統使命大業中，也應看到臺灣爲此所作出的重大犧牲與無奈奉獻。

眼前臺灣攤子的處理與民族復興的距離當然跨度較大。高標準的決心準備，包括了兩岸共建融合統好的學理模型；並且應該至少認識，複雜糾結的島內異化，其源頭成因是在早已質變的南臺灣，而不只是已然主政的蔡政府。若能導正掌握這些，就真是偉大復興的最後一哩路，而不只是航母導彈與中美臺美。（作者爲孫文南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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