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中產最大的焦慮來源：教育
在韓國，教育是階級戰爭最白熱化的戰場。社會學者具海根在田野調查中聽到一位中產媽媽說：“過去，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父母過去常告訴孩子要好好學習，在學校認真聽老師的，好好做作業，諸如此類。但現在，情況變得如此複雜。我們必須送他們去上私人英語課、數學學院、鋼琴課、寫作學院。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考慮是否需要或何時需要送他們出國留學。我們聽到了各種關於早期留學的故事，有好有壞……我們不知道做多少纔夠。和其他人一樣，我們希望給孩子最好的教育，我們希望看到他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以我們盡力而爲，但這太難了……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足夠。（我擔心）其他人可能正在做更多、更聰明的事情。我不知道。教育對我來說真的充滿痛苦。”
全球化導致韓國的中產階級內部出現分化。少數受益於全球化經濟的羣體進一步精英化。這種內部分化爲韓國社會注入了新的複雜動力，因爲新興精英試圖將自己與其他中產階級區分開來，將他們新獲得的資源傳遞給下一代，鞏固新的特權地位。 具海根認爲，他們這種新的階級實踐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贏家和輸家都承受着巨大的焦慮。具海根在《特權與焦慮》一書中分析了韓國中產階級的變遷。
本文摘編自《特權與焦慮》第5章，經出版方授權刊發。註釋見原書，較原文有刪節。
原文作者｜[韓]具海根
《特權與焦慮：全球化時代的韓國中產階級》，[韓]具海根 著，張海東 / 姚燁琳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8月。
教育是如今所有韓國家庭最大的關切和焦慮來源。過去，教育並不是如此昂貴和令人緊張的事情，家長之間的競爭也沒有現在這麼激烈。通過教育，許多家庭看到他們的孩子比父母上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但現在，教育不再是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階梯。儘管如此，教育競爭卻日益加劇，與教育相關的社會衝突和焦慮也變得更加嚴重。
韓國教育的兩面性
關於韓國教育存在有趣的反諷（或謎題）。這是因爲外國人看到的韓國教育和韓國人自己看到的教育截然相反。從外部來看，韓國是擁有全球最出色教育體制的國家之一。韓國學生在國際化標準測試中總是位於前列，因此經常受到外國媒體的關注。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對韓國教育印象深刻的外國領導人之一。在2009年首次訪問韓國後，他對韓國教育說了許多讚美之詞，並敦促美國教育工作者向韓國教育體制學習。
他在韓國教育中看到了什麼？他很可能看到了那些異常勤奮的學生，韓國家長對教育的濃厚興趣，國家和私人對教育高水平的投資，以及似乎有條不紊的教育管理。與其他國家相比，韓國的教育水平之高令人驚訝。90%的初中生上了高中，其中80%的人進入了大學（包括專科學校）。
根據2021年的經合組織教育指數，25到34歲的韓國人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達到了69.8％，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名列第一。英國和美國的這一比例在50%左右，而法國爲48%，德國爲33%。根據這些數據，韓國現在擁有全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
那麼，韓國人不應該爲他們的教育成就感到自豪嗎？然而實際上恰恰相反，韓國人對他們的教育體制極爲不滿。爲什麼韓國人對一個從外部看來表現得非常出色的教育體制感到如此不滿呢？原因有很多，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韓國教育體制下的競爭激烈、壓力巨大且費用非常昂貴。隨着韓國成爲一個發達的、全球化的經濟體，所有這些方面都變得更糟了。
韓國紀錄片《學習的背叛》（2016）畫面。
爲什麼韓國會發展出這樣的教育體制呢？這是我在本章中要探討的問題。在這裡的分析中，我特別關注了階級利益，尤其是富裕中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如何塑造了教育過程，而這往往與國家教育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馳。同樣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在影響韓國教育環境方面的作用。
我的分析將凸顯韓國日益增長的階級不平等如何導致教育競爭加劇，國家發展更加平等的學校制度的努力被富裕階級的階級利益和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扼殺，以及這些如何導致私人教育市場異常發展。這些變化的後果是教育越來越具競爭性，依賴於私人市場，而且無論是在金錢、時間方面還是在信息方面都所費不貲，因此，更與家庭的階級資源密切相關。
教育熱與平等主義
那麼，這種自相矛盾的教育體制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在解釋韓國這一現象時，出現最頻繁的概念是“教育熱”（kyoyuk’yul）。衆所周知，韓國人對教育異常熱衷，許多家長願意爲子女的教育做任何犧牲。因此，教育競爭激烈且充滿焦慮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那麼爲什麼韓國人的教育熱如此高呢？
最常見的答案是，這是高度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所致。事實上，擁有儒家傳統的國家，如中國、日本和越南，民衆也表現出高度的教育熱情。當然，不僅僅只有在儒家社會中我們才能看到高度的教育熱情。猶太人在世界上的教育成就可能是無可匹敵的，儘管文化完全不同。
韓國高度教育熱的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韓國人在20世紀經歷的動盪歷史。韓國在解放後經歷了劇變，隨之而來的是毀滅性的普遍貧困。這些歷史事件摧毀了舊的社會地位體系和統治階級（兩班），導致出現了一個實際上沒有階級的社會。
韓國 紀錄片 《學習的背叛 》（2016 ）畫面。
在這個新社會中，昔日的社會地位要求已經無足輕重，人們彼此間平等對待。正是這種高度流動的、靈活的社會結構使平等主義成爲韓國社會倫理中的關鍵因素。韓國人開始對世襲財富或特權並不十分尊重，他們堅信機會均等和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必須理解，韓國人對教育的濃厚興趣並不僅僅是儒家價值體系的產物，同時還是韓國現代歷史進程塑造的，這一歷史進程摧毀了傳統的分層體系，爲普通民衆打開了社會流動的大門。
由於韓國人對教育的熱情（教育熱）與強烈的平等主義有關，因此整個社會達成了共識。也就是說，社會地位和獎勵分配是由教育決定的。儘管儒家傳統的大多數其他價值觀已經崩塌，但韓國人對教育的信念變得更加堅定。幾乎沒有人會爭論通過教育來確定社會地位和報酬是否合理。
與此同時，韓國人對教育公平機會的信念也變得更加堅定。他們希望看到教育機會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並且希望教育競爭能夠公平進行。當這一期望被背叛時，韓國人會強烈反抗，特別是當違反規則的人擁有財富或權力時。
學閥社會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韓國人對教育的狂熱與教育的真正含義有所不同。對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教育的重要性不一定在於獲得真知灼見、培養品格或文化啓蒙，而在於獲得“學歷”（hakryuk）或“學閥”（hakbol），這對於在社會中受到尊重並獲得成功是至關重要的。
學歷是指一個人接受了多少學校教育，是就業市場在篩選時最爲重要的標準。在韓國，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顯著高於大多數其他國家，沒有大學文憑將導致被歧視並難以獲得好工作。此外，即使一個人已經大學畢業，他/她畢業於哪所大學在確定他/她的人生道路方面也非常重要。這就是爲什麼學閥很重要。
在韓國，學閥是基於一個人畢業院校的聲譽和校友社交網絡形成的。從本質上講，學閥意味着畢業於一所著名的大學併成爲該校校友強大社交網絡的一員。因此，學閥是一種對個人社會地位和職業有重要影響的文化資本。韓國中產階級父母的教育熱本質上意味着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進入一所著名大學並獲得重要的學閥。韓國教育領域的激烈競爭基本上是爲了爭取好的學閥。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大學的等級（排名）系統是學閥系統的基礎。處於這一層級頂端的是國立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俗稱“SKY大學”。SKY大學自解放（擺脫殖民統治）以來一直享有頂尖精英地位，幾乎沒有變化。（梨花女子大學在不久前還是精英大學，但隨着男女同校的趨勢逐漸增強，目前已經失去了這一地位，而得到三星集團鉅額資金支持的私立成均館大學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聲譽正在迅速趕上其他精英大學。）
其中，國立首爾大學在規模、財力、聲譽等方面均在國內外佔據領先地位。韓國的報紙經常報道排名前三的大學如何壟斷韓國社會各個領域的高層職位。例如，以下是《韓民族日報》報道的數據：“截至2016年10月，在1411名高級公務員中，有780名來自SKY大學，佔總數的55.3%（僅國立首爾大學就佔33.7%），較2013年的48.0%有所上升。2016年最高法院新任命的法官中84%的人、第20屆國會253名議員中48.2%的人（122人）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此外，500強企業的CEO中有一半畢業於這三所大學（2015年），4年制大學的校長中30%以上的人是國立首爾大學的畢業生（2009年）。這意味着歷屆政府採取的旨在打破學閥制度的政策被證明是徒勞的”。
韓國 紀錄片 《學習的背叛 》（2016 ）畫面。
如果說2000年以來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大學排名體系變得更加垂直式的等級分明，首爾大都會地區的大學與位於省會城市的大學之間的差距拉大。現在，首爾大都會地區約10所大學以各自的方式佔據精英大學的地位，使自己與位於省會城市的大學區分開來。與此同時，過去以悠久歷史爲豪的省級公立大學已經明顯衰落（或處境惡化）。
當然，幾乎在每個國家我們都可以找到大學的等級制度。然而，韓國的大學等級體系特別垂直和僵化。它確實比美國的大學等級體系更垂直和僵化，甚至與具有類似教育結構的日本相比也是如此。
在日本，東京大學被認爲是最負盛名的大學，但除此之外，還有幾所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如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大阪大學和東北大學，它們保持着卓越的聲譽，其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很高。而且，雖然東京大學的畢業生在政界佔有重要地位，但慶應義塾大學的畢業生在商界擔任CEO的更多。相比之下，韓國的大學等級制度呈現爲一個單一的、簡單的垂直體系。這一等級制度適用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所有領域。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韓國的學閥制度與裙帶關係緊密相連。同一所大學的畢業生之間分享着彼此的校友情誼和緊密的社會紐帶，他們在就業和晉升方面相互支持。與其他形式的裙帶關係一樣，以學閥制度爲基礎的裙帶關係通常表現爲保護內部成員和排斥外部人員的活動。這就是從佔據社會上層的精英大學畢業如此重要的原因。學閥是一種身份證，它在一個人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時就確定了，並且會伴隨一個人的一生。一旦確定，學閥不會改變，也無法被其他方式替代。事實上，這是最可怕的品牌形式。
高中平準化政策
原則上，對教育的強烈渴望對個人和社會來說都應該是一件好事。事實上，韓國過去半個世紀的傑出經濟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人們的教育熱情，這有助於培養受過良好教育和遵守紀律的勞動力。但是，當富人試圖利用他們的財富爲自己的孩子謀取不公平的教育優勢時，這可能成爲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正是1960年代後期韓國在生活水平提高、中產階級規模開始擴大時發生的事情。
隨着高中入學率大幅上升，爭奪進入精英高中以期將來進入精英大學的競爭也加劇了。富裕家庭開始聘用私人家教，來爲他們的孩子贏得競爭優勢。其中，許多家教是兼職的高中教師，他們在提高學生大學入學考試分數方面有着出色的業績。支付昂貴的家教費的做法最早從富人開始，逐漸擴展到其他中產階級家庭。
意識到這一發展對軍政府的潛在危險，朴正熙總統決定採取嚴厲措施。作爲一個堅信平等教育和社會和諧的人，朴正熙總統於1969年宣佈實施初中平準化政策。該政策首先廢除了初中入學考試，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學生居住區域的隨機選擇程序。教師也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學校，以促進學區平衡。因此，初中之間的差異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對家教的需求也消失了。
但是，初中平準化政策只是將競爭推遲到高中入學考試的時候。四年後，政府實施了高中平準化政策。同樣，這一政策通過強制學校通過隨機選擇而不是入學考試來選擇學生，有效地摧毀了高中排名體制。
這一世界罕見的高中平準化政策的新嘗試在改善小學和初中的“考試地獄”問題、減少高中之間的層次差異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效。該政策有助於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接受與富裕家庭的學生相同的教育，給人的感覺是爲普通民衆提供了平等機會。
韓國 紀錄片 《學習的背叛 》（2016 ）畫面。
但與此同時，它還產生了一個嚴重的意外後果，即催生了一個破壞公立學校體系的私人教育市場，這是因爲富裕家庭願意嘗試任何可能的方法來讓他們的孩子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佔據競爭優勢。他們願意爲教育優勢付費，這促進了私人教育市場——包括學院、家教服務和各種教習所——急劇擴張。
儘管政府竭力遏制這種私人補充教育的擴張，包括出臺認定私人家教爲非法的政策，但需求仍然不斷增加。富裕家庭逐漸放棄公立學校，學生格外關注他們校外教育的學習，因爲他們認爲這會使他們更好地爲大學入學考試做準備。
同時，國家的高中平準化政策開始被政府自己的政策選擇推翻。其中之一是政府雄心勃勃的城市規劃：在漢江南岸開發一個新的城市區域——江南。爲了將這個地區建設爲一個以中產階級爲主的城區，政府試圖鼓勵中產階級家庭從漢江北岸（江北）搬到這裡。
但當中產階級家庭對搬到一個未知且不發達的地區感到猶豫時，政府決定將江北的幾所老牌精英高中遷至江南。事實證明，這是使中產階級家庭搬遷到這個新地區的最有效的策略。這些老牌精英高中在搬遷到江南的中產階級城區後，迅速恢復了因爲高中平準化政策的實施而失去的地位，對來自富裕中產階級家庭、有競爭力的學生有極大的吸引力。
但中產階級家長對卓越教育的需求不能僅僅通過一些頂級公立學校的重新出現得到滿足。進入1990年代，通過創建新的特殊目的高中（Special-Purpose High-Schools，簡稱特目高，teukmokko）這種新的類別，出現了第二種高中分層形式。政府聲稱這些學校是必要的，用以培養更多的外交、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專業人才，他們是韓國在全球化經濟中進步所需要的精英技術工作者和專業工作者。
特殊目的高中不受高中平準化政策限制，允許選擇自己的學生、設置自己的課程。這是政府試圖迴應高中平準化政策帶來的所謂“向下拉平效應”而不斷遭受批評的一種方式，併爲專業教育留出空間，同時不放棄高中平準化政策的基本框架。特殊目的高中成立後很快就成爲新的精英高中。
在韓國，精英高中主要是通過它們的畢業生成功被精英大學錄取來定義的，而特殊目的高中在這方面表現出色。例如，2013年，公立高中和特殊目的高中之間的差距高達9倍：公立高中的畢業生中有1.4%的人被SKY大學錄取，而特殊目的高中的錄取率爲12%。
私人教育市場的擴張
高中的重新分層帶來了毫不意外的後果，即加劇了教育競爭。當高中平準化政策全面實施時，學校競爭出現在高中的高年級，但現在已經擴散到初中和小學，甚至更低的層次。家長們越來越依賴學院和私人家教服務來爲他們的孩子申請私立高中做準備。
因此，私人教育市場開始更加活躍地擴張，催生了龐大的教育產業。與常規學校相比，私人教育市場實力強大並表現卓越。2000年以來，學院增長速度特別快。這一變化與2000年解除對學院和家教活動的法律限制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後對英語教育需求的增長有關。
私人課後教育的快速擴張意味着個別家庭的教育支出同樣快速增加。1990年，韓國家庭平均將其家庭總支出的8.2％用於教育，到2013年，這一比例增至11.7％。作爲一個國家，2000年代初韓國在私人教育方面的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最大（2.79％），超過了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的其他國家（OECD，2006）。韓國的私人教育支出超過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2006年是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水平的4倍。
韓劇 《學習之神 》（2010 ）畫面。
幾乎所有生活在貧困線以上的家庭都參與了補充私人教育。不出所料，參與的程度和形式因家庭收入水平而異。
韓國私人教育產業發展中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教育產業在首爾和農村之間，以及首爾的江南和江北之間的不均衡空間分佈。江南在這一發展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們已經看到江南如何成爲一個主要的居住區，聚集了一流的學校和教習所。
江南的一個特定地區——大峙洞——被譽爲韓國私人教育的聖地。大峙洞被認爲擁有全國競爭最激烈的學院、最好的老師和最先進的教學方法。由於這些頂尖學院以其出色的學生錄取紀錄而聞名，它們本身的競爭也非常激烈，有時學生會去其他學院以爲進入他們首選的學院做準備。
與其他地區不同，大峙洞的學院往往規模較小，提供專業和定製的課程。即使對江南區來說，大峙洞的房價也很高，因此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能永久居住在那裡。然而，臨時居住的人會租用公寓，以便在特定時間使用教育設施，尤其是在夏季，大峙洞會吸引來自其他地區的學生，他們渴望向著名的學院老師學習特殊課程。
江南媽媽
在涉及韓國的私人教育時，江南媽媽是媒體和學界討論都極爲關注的一個主題。每當人們談論韓國的教育熱或私人教育市場過於龐大的問題時，她們就會被提起。媒體和通俗文學將江南媽媽視爲江南教育風格的英雄或反面角色。江南教育風格旨在通過一種積極且高度物質化的方法，通過大量投資私人教育，爲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大的優勢。
根據有關江南媽媽的通俗說法，對她們來說沒有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的了。江南媽媽堅信，在韓國，教育是唯一確保成功的途徑，這意味着她們的孩子必須上精英大學以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
她們還相信，韓國的公立教育體制幾乎已經癱瘓，因此必須通過私人課外市場找到能爲孩子提供教育優勢的更有效的方式。江南媽媽因此願意——也比大多數人更有能力——大量投資江南地區的各種私人教育。
但江南媽媽與其他中產階級媽媽的區別並不在於她們的教育熱情和願意支付私人補習費用，而在於她們教育孩子的整體方法。學者和流行作家經常將江南媽媽描述爲“教育管理者”。事實上，我訪談的一些江南媽媽喜歡這樣描述自己。
韓劇《追趕江南媽媽》（2007）海報。
正如標籤所暗示的那樣，她們並不認爲自己的角色僅僅是支持性的。她們不滿足於讓孩子接受私人教育、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相反，她們認爲私人教育市場幾乎是一片叢林，裡面充斥着不同質量的多樣化教育服務。因此，她們的工作就是爲孩子另闢出路：找到最好的學院，安排最有能力的老師和顧問，制定最有效的策略，爲應對不斷變化的大學招生政策做好準備。應對這些挑戰需要的不僅僅是金錢和熱情，還需要優質的信息、對選項的明智評估以及熟練的規劃和決策。江南媽媽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事實，這就是爲什麼她們認爲有必要積極管理孩子的教育生涯。
成爲一名有效的教育管理者並不容易，前提是媽媽擁有很高的教育素養，並擁有足夠的財力實施她認爲最好的策略。此外，獲取高質量信息也至關重要。江南媽媽因此以勤勞聞名。
理想的江南媽媽一定不會錯過大型學院舉辦的公開性大學升學講座；她逛書店並仔細研究資料；她密切關注國家不斷變化的大學招生制度，孜孜不倦地收集相關招生信息。但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是其他經驗豐富、人脈廣的媽媽，這使江南媽媽形成了小型網絡，在其中分享信息併爲孩子組織社交活動。
大多數媽媽的目標是加入擁有表現最好的孩子和（或）優質信息的媽媽網絡，而尖子生的媽媽則希望團結在一起並排斥平庸學生的媽媽。在外工作的女性，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在這些網絡中也不受歡迎，因爲她們無法像全職教育管理者媽媽那樣做出更多貢獻。
除了管理者角色外，江南媽媽還以特定的態度而聞名。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江南媽媽是具有高度物質主義和工具主義教育傾向的人。她們主要將教育視爲成功的手段。她們不太關心高中教育的內容，因爲她們只關心學校能否有效地爲孩子的高考做準備。
在這方面，她們對公立學校失去了信任，轉而信任聲譽良好的學院、私人教師和顧問。她們對優質補充教育力量的極度信任似乎增強了其高度物質主義的教育取向。她們中的許多人似乎相信教育上的成功可以用金錢購買。
一些媽媽樂觀地認爲，如果私人教師和顧問對孩子進行適當的教學輔導和訓練，即使是平庸的學生也可以取得成功，即進入精英大學。當然，這需要大量的金錢投入。而且，與任何其他投資一樣，必須以正確的方式進行投資才能得到最佳回報。這就是稱職的江南媽媽的角色。爸爸通常缺席這樣的場景，他們是必要資金的提供者，但管理者——擁有相關信息和社會聯繫的人——則是媽媽。
簡而言之，在韓國，江南已成爲教育機會最多的地方。江南地區的學生就讀於更好的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並有機會獲得最優質學院的教學輔導服務。此外，他們中的許多人得到了非常積極的教育管理者（即他們的母親）的主動協助。與此同時，非江南家長在看到江南學生的教育優勢時感到焦慮和沮喪。
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從199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推動了韓國教育體制的轉型。新自由主義最早在全斗煥政府期間（1980到1987年）引入，但在1997到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新自由主義在韓國逐漸占主導地位。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自那時起，韓國教育體制經歷了許多重要變革。
新自由主義對教育的第一個重大影響是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支持，以便在反對高中平準化政策的情況下使教育市場更加自由化。我們已經看到1990年代特殊目的高中的出現。這些特殊學校被允許不受高中平準化政策監管。
但在2000年代初，金大中政府允許開設另一種獨立學校，稱爲“自治私立高中”（jasako schools）。對自由和左傾的金大中政府來說，要實施這種與平等教育理想相悖的政策並不容易，但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環境使新自由主義傾向的教育家有能力說服國家實施這一政策。
在隨後的保守派李明博政府期間，自治私立高中的數量進一步增加。特殊目的高中和自治私立高中有許多共同特點：幾乎都是私立學校，學費昂貴，教職員工素質較高，課程具有很強的國際取向。因此，它們比其他學校更成功地讓畢業生被精英大學錄取。
韓劇 《學習之神 》（2010 ）畫面。
2000年，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盛行在政府的司法部門引發了一個有些令人驚訝的事件。這一年冬天，憲法法院裁定國家禁止補習教育違憲。這項禁令是全斗煥政府爲了遏制私人校外教育產業而實施的，背景是私人校外教育產業因高中平準化政策的實施而增長。
長期以來，自由派教育家一直指出該禁令的非法性，而富裕的中產階級父母也不斷試圖逃避該禁令，但歷屆政府都認爲有義務執行該禁令。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崛起及支持下，自由派教育家和富裕家庭能夠影響憲法法院做出反對國家限制私人教育的裁決。通過取消禁令，高等法院爲各種私人賺錢的教育服務打開了大門，學院、教習所、家教服務、教育諮詢師等的數量呈爆炸式增長。
進入21世紀，持續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給韓國教育帶來了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後果，這不僅體現在結構和組織層面，還體現在教育哲學和教育方法的日常實踐中。過去那種教育平等和國家控制教育的進步主義意識形態失去了對教育者的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強調的競爭、績效、靈活性和選擇自由等價值觀，這些被視爲教育改革的指導原則，越來越多地強調自我發展和個人責任，以及使用客觀和可量化的標準來衡量技能和績效的必要性。
這種新自由主義趨勢給韓國大學生的就業準備方式帶來了重要變化。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在大學生中流行並被不斷談論的一個新詞是“spec”。它來自specifications（“規格”）——電子產品和其他消費產品的詳細功能列表。對學生來說，它基本上指的是學歷和經驗。在企業或國家機關中，對少數好工作的競爭不斷升級，學生們開始相信他們的就業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簡歷中展示的“規格”的數量和質量。
因此，“千禧一代”非常關心如何打造自己的簡歷。韓國大學生往往更注重積累令人印象深刻的“規格”，而不是真正的知識和文化素養的提升。許多人休學一年只是爲了提高自己的“規格”，這種做法在頂尖高校大學生中尤爲常見。正如延世大學人類學教授 Hae-joang Cho 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些一心只想積累‘規格’的年輕人不能忍受浪費時間。我的學生說他們從幼兒時期就開始練習如何進行時間管理。據我瞭解，新自由主義的《自我發展手冊》是這些學生最喜歡的讀物之一。”
Cho的描述表明，新自由主義思想已經深入韓國學生的內心。今天的學生過於專注於積累自己的“規格”，以至於失去了興趣並且實際上也沒有時間閱讀有趣的書籍或參與具有文化和社會意義的活動。
近年來，教育政策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採用了效仿美國的大學招生新程序。過去，韓國大學根據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高中平均學分績點（GPA）和大學特定測試在一個固定的選拔期內錄取學生。在新的新自由主義環境下，韓國大學開始強調新的資格標準，如創造力、多樣性、靈活性和自學能力。
測試形式也發生了變化，更加重視論文測試，旨在評估學生通過提出想法和邏輯論證來展示主動獲取知識的能力，而不是被動的、記憶的知識。與此同時，許多韓國大學，尤其是頂尖大學，採取了有多個步驟的選拔程序，將選拔過程擴展到固定選拔期之外。在這個程序下，第一梯隊的申請者是通過美國式的提前錄取程序選拔出來的，領先於通過常規競爭程序選拔的學生。大多數表現優異的學生希望提前入學，爲此他們需要有出色的表現。
這就是爲什麼雄心勃勃的學生努力積累高分英語考試成績、實習機會、各種競賽獎項、證書、志願工作、論文報告、冒險的海外旅行經歷等。但是，出色的“規格”往往是在足智多謀的父母的積極幫助下構建的，他們可以動員來自各個領域的朋友、同事和專家等廣泛網絡的幫助。
對於專業的家長來說，在一些研究機構進行簡單的無薪實習可能很容易安排，但對於大多數底層階級的學生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隨着大學錄取程序變得更加複雜和新自由主義化，普通中產階級的孩子在與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家庭孩子的競爭中更多地處於劣勢。
總之，在過去40年裡，韓國的教育體制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是由私有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崛起推動的。這些力量使韓國的教育體制變得更加複雜，教育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反過來增強了階級資源在決定教育成敗方面的影響力。最終的結果是出現了一個極其複雜、導致焦慮並且依賴階級的教育體制。
在韓國，一個總的發展趨勢是階級與教育機會之間日益顯著的深度關聯。在這一趨勢下，發揮關鍵作用的社會階級是富裕中產階級，因爲他們擁有經濟資源，使其成員能夠比其他階級的成員更適應不斷變化的教育市場。這個階級是最爲重視教育的，因爲教育是維繫其社會地位的關鍵。
富裕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的一點重要差異在於，後者可以通過財富繼承或擁有企業來確保階級再生產，而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家庭的子女必須參與競爭激烈的教育過程，以維持其父母的社會地位。在本章中我們看到的是，富裕中產階級在推動課後私人教育發展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從而使韓國的教育過程變得更加緊張、充滿壓力且經濟成本更高。然而，最終每個人都成爲這一競爭極其激烈的教育體制的受害者。
本文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特權與焦慮》一書。原文作者：[韓]具海根；摘編：荷花；編輯：王菡；導語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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