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教授王澤霖：捐8200多萬，自稱退休金花不完，卻穿舊衣騎電車

«——【·前言·】——»

2020年，77 歲的王澤霖教授在人們不經意間，一下子成爲了網絡上的熱門人物，他在河南農業大學默默地從事教學工作，幾十年如一日，他的一生都將簡樸至極的生活準則牢記心中，並身體力行地去踐行。

他上班依靠電瓶車出行，無論天氣如何惡劣，他都騎着電瓶車穿梭在校園裡，出遠門的時候，他堅決不打車，而是選擇擠公交。

他的衣服洗了又洗，顏色早已發白，卻始終被他留在身邊，不捨得扔掉，哪怕是秋衣破了洞，他也會親手縫好，然後繼續穿着，在學校裡，師生們私下都親切地稱呼他爲 “王摳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始終以勤儉被人們稱讚的老教授，在退休之後，做出了一件讓所有人都爲之驚歎的事情，他先後毫不吝嗇地向學校捐贈了 8208 萬元！

這個消息一公佈，立刻在學校裡和學校外都造成了巨大的震動，所有人都感到無比的驚訝，那個平常總是騎着電瓶車、生活節儉到讓人佩服的老教授，怎麼會在一瞬間就變成了 “捐款大戶” 呢？

實驗室怪才王澤霖

1984 年，王澤霖來到了河南農業大學，從此就開始了他長達 34 年的禽病防疫之路，那個時候，中國的家禽養殖業情況是這樣的，產量方面是有所提高，而疫病防控卻變成了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雞瘟、法氏囊病、禽流感，這些名字在養殖戶聽來，簡直就是噩夢，當時的養殖環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十養九虧”，一個不小心，就可能顆粒無收。

當時的王澤霖，或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即將投身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擺在他面前的，是重重挑戰，是無數養殖戶的期盼，也是中國禽病防疫事業的未來。

面對這些威脅，王澤霖沒有退縮，反而一頭扎進了實驗室，那段時間，實驗室成了他的第二個家，試管、雞舍成了他最親密的“戰友”。

從選育毒株到研製疫苗，每一步都充滿了艱辛和挑戰，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肝”出來的成果。

搞科研，尤其是這種跟病毒“捉迷藏”的科研，沒有點毅力，還真不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王澤霖帶領着他的團隊，硬是啃下了這塊硬骨頭。

讓人佩服不已的是，他們打造出了重大禽病病毒種質資源庫，這個資源庫就像是一個裝滿 “武器” 的 “武器庫”，而這些 “武器” 又可以看作是科研攻關所需要的 “彈藥”。

科研成果，不能只躺在實驗室裡“睡大覺”，得轉化成實際產品，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這一點，王澤霖心裡門兒清。

王澤霖與團隊獲得了 12 個新獸藥證書和 3 項發明專利，這些絕不是爲了好看而存在的，它們是王澤霖和團隊刻苦鑽研、辛勤耕耘的最佳證明，憑藉這些成果，王澤霖贏得了“給雞寶寶撐起國產保護傘” 的讚譽。

王澤霖心裡很清楚，科研成果要是不能變成生產力，那就沒辦法實實在在地給社會帶來好處，所以，他特別積極地去推動實驗室成果走向產業化，他和企業展開合作，把在實驗室裡研究出來的成果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產品。

到了現在，他所參與研製的疫苗，已經在全國二十多個知名的生物製品企業裡開始大規模生產了，通過這種大規模生產，每年能夠爲社會創造出上億元的經濟價值。

科研成果轉化率爲 100%，這表明王澤霖的每一項研究都成功地找到了走向實際應用的 “通道”，都轉化成了看得見、摸得着的效益，這背後，除了他紮實過硬的技術能力，還凸顯了他對科研成果轉化的執着追求。

“揮金如土”

在 90 年代的時候，物資非常缺乏，科研方面的條件更是差得很，不過，王澤霖從來都沒有產生過放棄的念頭，在白天的時候，他站在大學的講堂上，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引路人，耐心地教導着學生們。

到了晚上，他不再是大學講堂上的教授，而是田間地頭爲農戶處理家禽疾病的獸醫，週末，他又化身技術培訓員，將知識播撒到農村的每一個角落。

別人休息的時候，他還在“加班加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在“搞副業”，就這樣，一分一釐地積攢，他竟然攢下了400萬元，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一筆鉅款。

400 萬元，足夠讓一個人買房購車，從此過上安逸舒適的日子，可是，王澤霖的決定卻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他沒有把這筆錢用在滿足自己的生活享受上，而是一股腦兒地將其全部捐贈給了學校，指定用於建造科研實驗樓。

他說，科研需要更好的條件，學生們需要更好的學習環境，他把自己的舒適擱置一旁，把科研的未來放在了首位。

過了幾年，王澤霖憑藉科技成果轉讓拿到了 345 萬元，他毫不猶豫地把 230 萬元捐給了學校，之後，他又拿出 100 萬元設立了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是爲那些在禽病防疫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研人員準備的。

王澤霖的捐款之路，並沒有止步於此，2008年汶川地震，他第一時間捐款20萬元，2019年，他又將多年的專利使用費全部捐出，一次又一次的捐款，數額越來越大，但他始終低調，從不張揚。

最讓人關注和欽佩的是在 2020 年，已經 78 歲的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他把自己一輩子科研成果轉化後積攢下來的 8208 萬元，毫無保留地全部捐贈了出來，而這些錢將用於建設生物安全三級。

8208萬元，對王澤霖來說，只是一個數字，但對國家、對社會來說，卻是巨大的財富，有了這筆錢，學校可以建設更先進的實驗室，開展更高水平的科研，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

王澤霖的捐款事蹟，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人們的認知，從最初的400萬，到後來的8208萬，他捐款的金額越來越大，但他對自己的生活卻始終保持着“摳門”的態度。

他穿舊衣服，坐公交車，甚至爲了省錢在火車站過夜，有人說他傻，有人說他迂腐，但他卻說，自己有退休金，夠用就行，把錢用在科研上，更有價值。

王澤霖的“摳門”和“大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對自己“摳門”，對科研“大方”，對國家“大方”，對社會“大方”，這種“摳門”，是一種高尚的品德，是一種無私的奉獻。

對王教授一生的

1942年，中華大地烽火連天，民不聊生，馮小剛的電影《1942》就生動地展現了那個年代的苦難。

就在這兵荒馬亂的一月，他的家在蘇州，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家，在他小的時候，家裡窮得厲害，簡直是一無所有，經常會出現吃了這一頓，就不知道下一頓在哪裡的情況。

王澤霖的童年記憶裡，最多的就是飢餓和恐懼，戰爭的陰影籠罩着這座古城，人們的生活朝不保夕，年幼的王澤霖無法理解大人們臉上的愁容，只知道肚子餓得難受。

1949 年蘇州迎來了解放，這爲王澤霖一家帶來了嶄新的希望之光，在解放軍進城的那天，王澤霖親眼看到了令人感動的一幕，戰士們爲了不干擾百姓的正常生活，選擇在街頭露宿，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裡。

小小年紀的他，對解放軍充滿了敬佩，也暗下決心，長大後要像他們一樣報效祖國，對於王澤霖來說，引導他最深的人，除了那些令人欽佩的解放軍戰士，還有他的姐夫趙福仁。

趙福仁早在 14 歲就加入了軍隊，他是一位飽經戰火洗禮的老紅軍，從抗日戰爭開始、到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他都參與其中，在王澤霖的眼中，姐夫是真正的英雄，也是他人生的榜樣。

王澤霖的父親沒有工作，這就導致全家的生活重擔都由母親一人苦苦支撐，那段日子，家裡經常揭不開鍋，全靠影響姐夫趙福仁接濟，趙福仁不僅照顧着王澤霖一家，也經常幫助其他有困難的人。

王澤霖將姐夫的所作所爲都看在眼裡，牢牢地記在了自己的心裡，他默默地效仿姐夫的爲人處世方式，內心期盼着自己也可以成爲像姐夫那般無私奉獻的人，他明白，想要實現這個願望，就必須要努力學習。

在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學習他那種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我們應該牢記，個人的價值在於對社會的貢獻，在於爲國家、爲人民的付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活得更有意義，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