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未放東風老,再見!趙勇教授

“先不住院檢查。再推幾天,忙完這幾天就好了。”

趙勇清楚,最近正是忙的時候——4月10日是生科院的全院大會,要討論本科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工作;4月11日上午,要和同事一起覈查學科評估的相關材料,下午要給2020級學生上“思政第一課”;接下來的一週,還要計劃外出重慶、北京,參加學術會議,作學術報告……

4月8日那天,趙勇按部就班,開始一天的工作。

上午,學院辦公室與其商量週六全院大會和核查學科評估的各項工作安排。

中午,他和學院部分教師一起進行午餐會,談工作,談學科發展。

飯後,他和學生討論課題進展,隨後與海外的畢業博士通電話,談約稿論文撰寫,然後繼續他的工作。

下午,他的電話再也沒打通過——年僅45歲的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趙勇,因病在廣州猝然離世,國內生物學界震驚不已。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趙勇。

回中國去,到中大來

得知趙勇去世的消息,中山大學生科院教授馬文賓在朋友圈寫了句話:花開未放東風老。

同在海外,馬文賓很早就聽過趙勇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有一個端粒生物學方面的中國專家,趙勇。”

趙勇本科畢業於南開大學,博士畢業於武漢大學,師從著名生物學家譚錚。在此期間,他首創開發了基於SPR生物傳感器檢測核酸摺疊和展開速率的新方法,研究揭示端粒DNA G-四鏈體動態摺疊形成規律,對端粒G-四鏈體動力學和熱力學穩定研究領域具有重大貢獻。其後,趙勇加入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細胞生物學泰斗Jerry Shay和Woodring Wright實驗室,從事端粒及端粒酶研究。他將生物物理學和細胞生物學研究方法完美結合,闡明端粒酶延伸端粒的動態過程及延伸模式調控機制,後期被聘爲講師。

他的博士後合作導師、細胞生物學領域泰斗Woodring Wright教授說: It will be hard for anyone else to match up to the superb performance of Yong Zhao(實驗室其他人很難趕上趙勇的卓越表現)。

這是一句分量不輕的話。意料之中,美國四所知名大學(UCLA等)接連向他拋出了橄欖枝。

“我們這批出國早的人,以趙勇這樣的學術水平,申請綠卡很容易,工資也開得高。”馬文賓比趙勇早兩年加入中大。“我和他說,你要做端粒研究,中大就是國內最強的平臺。趙勇跟我講,他從未動搖過學成儘快回國的念頭。”趙勇同自己的師弟、同在美國實驗室的博士唐駿說,“我出來就是爲了回去的,學到外國的東西,要用到中國去。”2011年,35歲的趙勇,毅然決然走進了中山大學的校門。

馬文賓記得,回國後的趙勇,成爲了中山大學第一個由校長親自面試的青年傑出人才。

中山大學很快爲他籌建了“細胞衰老和癌變研究室”,他也成爲廣東省創新科研團隊“靶向特異性抗癌新藥和疫苗研發”的核心成員,爲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免疫與衰老”科研團隊的組建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這個被海外高校爭搶的青年科學家,把自己的根紮在了中山大學。

趙勇在實驗室指導學生實驗。

“一件襯衫闖天下”,給學院辦了大事

這幾天,搭檔黃軍就一想起趙勇,總能想起他“一件襯衫闖天下”的樣子。

“穿衣服特別樸素。我有次看到他的襯衣領子都磨破了,一脫下來,竟然還有一個洞。我就說他,都當院長了,不能太隨意。他就是這樣一個節儉而樸素的人。”

2016年起,趙勇歷任中山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處長,人才發展辦公室主任,校長助理,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直至擔任生科院院長一職。

“我們是全中國最大的生科院之一,只要能說出的生物學問題,我們生科院幾乎都能找出對接的老師來。”作爲生科學院的副院長,黃軍就知道,如何將這樣一個龐大體量的學術團隊凝聚在一起,這是趙勇一直在考慮的事情。

學生是校之根本。他想了個“師生午餐會”的點子,一有時間就和學生聊學術、聊生活;他狠抓教學的“治水創優”——什麼是水課?學生反映學不到知識的,就是“水課”。趙勇身體力行,花心思做PPT,堅持講授本科專業必修課《細胞生物學》,深受學生們的好評。

教師是治學關鍵。爲了讓青年教師有更好的發展,他組織學院專門建立了院級教師發展中心。從此,學院的教師們也有個性化的培養方案。“在生科院的體系下,大家做科研是開心的,是有向心力的。”

如今的生科院,3個專業均入選國家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點。在他的設計下,生科院建立了8個教研室,重新梳理教育教學方法,創新生物類人才培養模式。

學術上,趙勇是學科帶頭人;行政上,他是一院之長,主持全院大小事務;除此之外,他還擔任本科生的班主任,在日常教學中堅守一線,承擔多門本科必修和選修課程。

就是這樣一個樸素低調的院長,爲學院辦了一件又一件大事。

八個字,記一輩子:教書育人,科技報國

中大生科院教授賀雄雷總是想起,以前下班後和趙勇一起坐地鐵回家的日子。

地鐵擁擠,二人擠在人羣間,聊着科學問題。

“趙勇和我說,高校老師就是八個字:教書育人,科技報國。做好了,就是對得起納稅人給的工資了。”

2014年之前,兩人都是一心撲在科學研究上。2014年之後,趙勇擔負起學校和學院的行政工作。做了幾十年的研究,賀雄雷清楚,自然科學領域的教授,一旦上了年紀,能不能跟上知識的更新就至關重要。他平時要花大量時間閱讀文章,三個月不讀就會落伍,半年不讀就徹底被研究領域拋開。

遇上趙勇,賀雄雷調侃,“老趙,你現在還有時間讀文章嗎?”

他記得趙勇笑笑說,跟得上,應該還沒問題。

“他出事前的兩個星期,有一次研究需要,我要去問他一個專業領域的問題。”賀雄雷走進院長辦公室,找趙勇溝通。“其實我心裡也沒譜,總覺得他忙於行政,能不能給到我想要的研究支持呢?”

趙勇聽完賀雄雷的問題,發給他三篇文章。“趙勇說,我也不確定能不能幫上你,但我最近看了這三篇文章,你看看有沒有幫助。結果我一看,這三篇文章,就是我要找的那三篇啊!科研領域海量的探究,能這麼準確地找到我想要的東西,這纔是做研究的真功夫。從那一次,我才明白,原來在研究上,他一點兒都沒落下。”

九年並肩,留下無數動人“瞬間”

在實驗室團隊裡工作了9年,中大生科院副教授劉海英,記得趙勇的很多個“瞬間”。

“他對實驗室同學在科研上要求非常高——他的實驗室有一套單獨的博士生畢業標準,甚至比清華北大的要求還高。”

“他不滿有人說生物學像文科——他說,生物學是純正的理科,有深入的邏輯。如果不懂得過腦子,那就是技術員。我們要培養會思考會解決問題的人。”

“他對剛畢業的博士研究員充滿耐心——他告訴我們,不要自說自話,你一定要想前沿的科學家想知道什麼,你說服別人之前先說服自己。”

“他是個非常注重育人的老師——他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把自己當成小孩,要自立,有擔當。如果看到哪個學生把手套扔在垃圾桶外,那就是一個不合格的研究者。大家必須把實驗室當成自己的家來照顧。”

“他讓我們懂得創造條件——儀器設備國產化,最快時間配齊實驗條件,不被設備所制約。他告訴我們,實驗,考驗的是研究者的技術。”

“他心裡總裝着別人的事——問問這個的工作節奏,問問那個的家庭生活。砍掉自己的績效,分給院裡的同事,擔心研究員過不了考覈,暗地裡爲對方的出路操心。”

“這是我心中的趙勇。”劉海英哽咽。

4月11日,趙勇教授告別儀式現場。

斯人已去,風範長存

3月19日,生科院召開會議,劃定今年的研究生錄取分數線。

會議前一天,趙勇給生科院黨委書記張斯虹發去一條短信,大意是他本人需要請假,請張斯虹多多費心把關,一定要嚴格招錄到最優秀的學生。

張斯虹當時就問,“趙院長,有什麼事嗎?”趙勇回覆,“沒事,就是去做個預防性的體檢。”

後來張斯虹才知道,雖然趙勇身體不錯,平時常做操、鍛鍊、跑步,但近段時間,他跑步時常感到胸痛。

他的體檢結果也不理想,醫生建議住院幾天做一系列深度檢查,但趙勇還想再推遲一段時間,因爲最近有國家重點實驗室重組方案研討、學科評估材料公示、生科院新大樓規劃利用和團隊建設、學院人才培養等好幾個重要工作要推進……

醫生只好給他開了硝酸甘油,讓他帶在身邊,以防突發狀況。

“沒想到事情這麼突然。”

4月11日上午,廣州殯儀館白雲廳裡哀樂低沉、肅穆凝重——趙勇教授遺體告別儀式,數百人依依惜別。自趙勇辭世消息傳出後,國內研究端粒領域的專家幾近全數到場,送別老友最後一程。

4月11日下午,20幾位生科院同事,準時到達中山大學南校園的生物樓——趙勇操心的那場學科評估材料覈查,正如期舉行。

“今天下午,我們院20多位同事,原本計劃和趙院長一起覈查學科評估的材料。現在他不在了,但我們會繼續做下去。”中山大學生科院副院長、崔雋教授說。

人物介紹:

趙勇,男,1976年6月生,湖北當陽人。199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8年6月畢業於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獲理學學士學位;2003年6月畢業於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獲理學博士學位;2003年7月至2006年3月在武漢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2006年4月至2011年6月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並擔任助理講師。

2011年6月,趙勇受聘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歷任國際合作與交流處處長、人才發展辦公室主任、校長助理、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院長等職務。

他是關於端粒調控與細胞癌變的關係研究的國內最優秀科學家之一。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申請(含授權)國內國際專利近十項,爲端粒生物學及腫瘤細胞生物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獲得了 Ellison基金會及美國衰老研究聯合會(AFAR)優秀博士後研究獎,併入選了“珠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優秀青年基金,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等高層次人才計劃。

採寫:南都記者 董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