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和徐克，竟然是同一條路線
作者：Nick Pinkerton
譯者：Issac
校對：易二三
來源：《藝術論壇》（2021年5月28日）
生於西貢的香港導演徐克的《上海之夜》，在一列從上海開往香港的火車上結束，他在談及這部1984年的年代戲的高潮部分時說道，中國人「被某種類似遷徙詛咒的東西所困擾，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
《上海之夜》
從表面上看，徐克的這部有着間斷的剪輯和流行的感覺的電影，似乎與賈樟柯沒有什麼關係，賈樟柯自從他的第一部電影《小武》以來，就一直是電影節上最著名的中國大陸電影人。
1998年，賈樟柯在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亮相——影片的名字掩蓋了賈樟柯對羅伯特·佈列鬆的苦行美學的依賴，而喧鬧的徐克更常被拿來與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相提並論。
《小武》
在賈樟柯的最新作品《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作家賈平凹寫了一句書法口號：「用冷漠的眼光看世界。」這句口號或許可以用來形容這位導演冷漠的目光。但和徐克一樣，賈樟柯也是一位具有特殊歷史思想的中國電影人。
此外，賈樟柯像徐克一般，在自己的電影中一次又一次地迴歸，探索「移民詛咒」，以及它如何影響中國人的生活。
影評人張健德將徐克的電影製作形容爲「疾馳的民族主義」；賈樟柯在令人悲傷的經歷方面更接近地方主義。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賈樟柯的家鄉汾陽和山西一直是他定位自己的「真北」，也是他第一部長片和最後一部長片（2018年的《江湖兒女》）的拍攝地。
《江湖兒女》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屬於賈樟柯電影製作的另一個方面，他的非虛構作品：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和之後的幾年裡，非虛構作品在他的實踐中越來越重要，儘管這是他繼2010年的《海上傳奇》之後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
和那部通過主人公的口述講述上海歷史的電影一樣，《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也是一部懷舊電影，影片的主要人物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傑出人物——賈平凹、餘華、梁鴻，以及2004年去世的馬烽。因此這是記住的，而不是看到和聽到的記憶。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
賈樟柯把他的新紀錄片與他2006年的《東》（關於畫家劉小東）和2007年的《無用》（關於時裝設計師馬可）聯繫起來。這兩部作品現在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一起組成了一個鬆散的三部曲，講述了中國藝術家的生活。
爲了強調影片的文學性，影片分成了十八章，片名反映了所謂的「普遍主題」:「戀愛」「吃飯」「母親」「父親」等等。它的結構遵循一個粗略的年表，按照出生日期的順序介紹作家。影片從馬烽開始，在他女兒和賈家莊老人的記憶中浮現。賈家莊位於汾陽附近，是這位作家曾經居住的地方，也是賈樟柯拍攝跨越時代的《站臺》（2000）的地方。
在這則背景爲1979年的電影片段裡，在一幅描繪賈家莊計劃的十年特殊時期的壁畫出現之前，村民們漫無目的。這個片段再次出現在《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當代遊客在村歷史博物館自拍的畫面。
從這裡開始，賈樟柯將接力棒傳遞給他還在世的人物。出生於1952年的賈平凹描述了他在十年特殊時期的遭遇。餘華出生於1960年，是個詼諧健談的人，他講述了自己是如何通過不知疲倦的寫作和發帖，從國家分配的一份沒有前途的牙醫工作中走出來的。
梁鴻，1973年出生，帶着情感回憶起她作爲貧窮家庭的六個女兒之一的童年，這些苦難顯然沒有被她北京的16歲的兒子所經歷過，他從來都戴着他的時尚索尼耳機。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中描述的過去和他們描述的現在之間的鴻溝是賈樟柯的電影的一個持續的主題：市中心的精品店裡，女店員隨着流行音樂跳舞，用iPhone觀看NBA比賽，等等。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陸省份和沿海大城市之間的地理距離：在中國21世紀的經濟增長中，城市的天際線拔地而起，而鄉村則幾乎沒有經歷那種繁榮。和賈樟柯一樣，這部電影的每一個主題都是一個遠離政府和文化中心的地方主義者，而馬烽則被定位爲這些後來的作家的試金石——在嘗試寫關於北京生活的作品失敗後，馬烽回到了家鄉山西，經歷了藝術上的突破，即使他還在努力理解當地的方言。
馬烽的歸根溯源有助於所謂的「山藥蛋派」文學的發展，這是一種描寫北方農村生活的文學體裁，賈樟柯的每一個人物都描述了他們與家鄉的關係以及他們對自己作品的影響。80年代初，賈平凹回到家鄉西北商洛，將目光聚焦於農村題材；對於梁鴻來說，2007年，當她的兒子三歲的時候，她在位於內陸省份河南的樑莊老家呆了很長一段時間，也經歷了類似的重生。
在這裡，餘華有點像個局外人，他的事業是從外省起步的，當他還住在浙江省海鹽縣的時候，通過不懈的努力在北京出版了許多作品。賈平凹闡述了家鄉作爲一種固定視角的概念：「從我居住的家鄉，我在看中國，在看整個世界。」
賈平凹、餘華和梁鴻的首次亮相是在參加2019年5月賈家莊舉辦的首屆呂梁文學節的路上——餘華在電影中也承認了這一點，不過除了屏幕上的評價外，我們沒有得到任何背景信息。據推測，大多數西方觀衆不會熟悉《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主題——餘華因其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位——儘管我不確定大多數中國觀衆是否也會熟悉。
文學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並不比文學在當今世界其他國家的地位高，甚至更低微；賈樟柯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指出，中國有「14億人口，但任何一本銷量達到3萬冊的嚴肅小說都被認爲是暢銷書。」（至少，他的研究對象的表現要好得多——比如，梁鴻2010年出版的《中國在樑莊》就賣出了25萬冊。)
作爲這些作家的作品的廣告，《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並不是特別令人信服，儘管這可能反映了將文學翻譯成電影的基本困難，而不是他們的散文的任何內在缺陷。像餘華的「追憶往事，或思念故土，在現實中是一種尋求安慰的方式」這樣的句子，在書頁上和適當的語境中，可能會令人震撼，甚至感動。
但在電影的舞臺朗誦中，伴隨着肖斯塔科維奇的誇張表演，這段和其他一些選段帶有陳詞濫調的味道，危險地接近於對「文字的力量」的讚歌。冷漠的眼睛在這裡變得有點模糊，電影的焦點也模糊了。
他們的故事一起講述了大約80年的中國歷史，帶着十年特殊時期後最初高漲的合作開墾的熱情，把曾經貧瘠的賈家莊變成了肥沃的農地，帶着這十年的殘餘，鄧小平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後的令人眩暈的經濟增長，以及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尋找工作而導致的農村人口的撤離。他們的採訪由電影攝影師餘力爲用慢鏡頭拍攝，背景在不斷變化：馬烽的女兒坐在她父親的雕像旁邊，賈平凹站在音樂廳的舞臺上，之前的影片展示了他在西安易俗大劇院觀看秦腔的畫面——這位作家回憶說，他的父親曾從事過秦腔工作，就在同樣的位置，而不是去參加胡宗南的會議，雖然他還是被懲罰了。
在賈平凹的故事中，他父親爲躲避政治，選擇來聽戲而不是出席政治會議，儘管同姓的賈樟柯導演很清楚選擇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甚至最冷漠的藝術家的眼睛都必須反映由政治不可逆轉地塑造了的景觀。
在一篇名爲《歷史與我的幾個瞬間》的文章中，梁鴻寫道：「對於一箇中國人來說，悲歡離合從來不是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而是由於政治或制度的變化而被迫改變。」徐克在描述他的「詛咒」時呼應了這一點，他指出，中國人「並不認爲這是非常特殊的，但所有這些移民通常都是出於政治原因。」
而賈樟柯的道路有些棘手，就像在與審查進行微妙的舞蹈；當第一屆呂梁文學節結束一年多後，他突然宣佈退出平遙電影節（他在山西幫助創辦的另一個活動）時，有關他與當地政府可能發生衝突的傳言隨即出現。
在製作有關電影藝術家在中國工作面臨的困境的電影時，賈樟柯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自己的實踐中,當餘華回憶一個編輯堅持爲其作品寫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因爲「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也許會有人想起賈樟柯的《天註定》（2013），這是一部描寫在中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冷酷的電影，儘管它們確實發生了。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也引發了這樣的懷舊，但鮮少陷入懷舊的暗流中。賈樟柯顯然對他的人物以及他們通過對家鄉的忠誠而表現出對某些力量頑強的抵抗有一種親近感，但在描述他們對出生地的依戀時，他也記錄了每個人的矛盾心理：想想梁鴻對她貧困家庭周圍惡毒的鄉村流言的描述；賈平凹對「你出生的地方，也是讓你半身入黃土的地方……」的引用；或者是餘華在影片結尾的故事，也就是片名。在故事中，遙望黃海，這位作家回憶起自己年輕時逃離海鹽縣的夢想。
在這個結尾之前是另一幅有着水的畫面，梁鴻和她的兒子站在可能是黃河的河岸上。小男孩談到了他母親生活中的河流改道，回憶了賈樟柯的《三峽好人》（2006）中人爲改造三峽大壩的故事，並引用了吳敬梓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被用作俗語，指的是萬物變化，只有變化不變。
他的家人現在回到了北京，他似乎懷疑自己在城市裡長大錯過了什麼，因爲我們從家鄉學到的很多東西中，有一種想要逃離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