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兼職送外賣 網友：非逼人家辭職才消停
近日，四川通江一位34的中學李老師在五一期間兼職送外賣一事，引發網友熱議。
如今，在輿論壓力下，該老師已辭去外賣員兼職。
李老師擁有12年教齡，在廣納中學擔任音樂兼生物老師，其妻是當地醫院的一名護士，兩人育有一子一女。（北京青年報）
對於教師休息時間兼職外賣員一事，有網友認爲，教師的本職工作就是教學，如果天天想着如何增加收入，勢必會影響教學工作。也有網友認可李老師的做法，利用個人休息時間，合理合法獲得勞動報酬，無可厚非。
中小學教師利用休息時間兼職外賣員，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其實，多年前，我國曾有部分省市醞釀立法禁止教師兼職。如2009年，山東省在公開徵求意見的《義務教育條例（草案）》中，曾規定“在職教師不得從事有償家教和兼職活動”。這在當時也引發爭議，贊成者認爲，教師不得兼職有利於教師一心投入教書育人，維護教師形象，教師如果兼職被自己教的學生看到，會影響教師的形象。而反對者認爲，教師利用休息日兼職，用自己的勞動掙錢，貼補家用，也瞭解社會、服務社會，有何不可？最終，山東省出臺的《山東省義務教育條例》取消了不得從事兼職活動的規定，只是規定，“在職教師不得從事各種有償補習活動；不得動員、組織學生接受有償補習；不得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
我國教育部制訂的《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爲處理辦法》也並沒有把教師兼職作爲違反師德規範的行爲，而是明確“組織、參與有償補課，或爲校外培訓機構和他人介紹生源、提供相關信息”是違反師德規範的。
回到李老師事件上，根據報道我們看看李老師做兼職的原因：
1、自己身體不太好，血糖有點偏高，不想靠藥物調節。做外賣員需要跑動，全當鍛鍊身體。
2、外送過程中，可以到處轉悠，能增長見識。
3、老師平時多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少，買送可以跑一跑運動一下。
4、增加些收入。
再來看其護士妻子的反饋：幼子的奶粉錢是不小的開銷，夫妻兩人的收入雖然夠得上吃穿用度，但結餘較少，而丈夫也是出於補貼家用的心理才決定兼職。而不管是鍛鍊身體還是掙錢貼補家用，李老師兼職本身沒有錯，既不違規更不違法。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反對聲主要是認爲教師兼職送外賣有失教師尊嚴。事實上，這不但是把師德泛化，而且也是將職業分爲高低貴賤的陳舊觀念。
教師的業餘時間如何安排，與其他職業一樣，應該屬於教師的自主權。當然，考慮到教師職業的特殊性，因此，會有一些帶有職業屬性的特殊要求。就如我國《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公務員不得領取兼職報酬一樣。《教師法》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或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但教師並不是“公務員”，而且，我國一些地方還沒有落實《教師法》，依法保障教師的待遇。
某教師同行分析認爲，根據報道，李老師所在的通江縣廣納中學地處四川省巴中市，巴中雖然不是四川最窮的市但經濟排名也比較靠後，人均GDP只有1.95萬（2018）。其次，李老師雖說家裡不爲生計發愁，而後面又說可增加收入。再綜合其妻說法，貼補家用是實實在在的需求。第三，李老師教音樂和生物，兩個完全不搭界的學科，也許可以推測李老師希望通過增加課時來增加所得？第四，也有可能是當地政府教育財政預算有限，需要老師兼課來解決教師缺口問題，是不是又變向證明了該地區教師收入有限待遇一般，吸引不來老師，從而判斷李老師的收入低呢？
所以，說白了就是因爲工資低，希望多幹點增加點收入，讓妻兒老小生活好一點手頭寬裕一點。這些樸素的生活真相，似乎連坦白的勇氣都要被剝奪了！
學生打工叫勤工儉學，老師打工就叫不務正業？知乎上一名學生黨認爲，老師做的是教書育人的事，但育人是第一位，教書其次。我如果碰到這位老師，我會覺得他很酷，他的人生經歷很豐富，社會體驗很多。書本上的知識是死的，跑也跑不了，但老師是活的，經歷豐富的人看待問題的角度、思考方式會不太一樣，這更有利於學生的能力提高和視野擴充。就算我們對教師兼職持不同態度，則可以給別人提出中肯的建議，但絕不可以干預別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半月談評論員孔德明表示，教師職業，表面看起來光鮮，實則收入有限。34歲的李老師也是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齡，在工作之餘兼職賺點辛苦錢貼補家用，應當被理解、寬容。
部分網友僅僅拿教師職業說事，脫離現實、居高臨下地進行道德評判，有些道德綁架的意味，是對個人權利的過分裹挾。
遺憾的是，此事以李老師放棄兼職告終，沒能留下一個值得借鑑的案例。
其實，民生多艱，真實的生活往往是複雜的，如果隔着屏幕、一味用抽象的道德標準去評判，很容易對人們的合法權益造成傷害，也不利於社會的健康發展。
希望下一次遇到類似事件，我們能夠用理解、寬容的眼光去看待，讓社會多一些和諧，少一些遺憾！
從李老師兼職外賣一事的爭執中，有人關心起了教師的工作性質，有人關心起了教師的師德師容，也有人關心起了教師的收入和待遇，這是好事也是討論這件事情的意義所在。我們需要跳出爭論本身，將關注點放在解決教師待遇的根本問題上。
2018年11月，教育部就釋放消息，將定期開展督查，力爭用三年時間解決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工資待遇問題，凡未達到要求的地區要限期整改達標，約談保障不力的地方政府，指導督促各地依法依規切實保障教師工資待遇。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持續抓好義務教育教師工資待遇落實。就此，陳寶生部長強調，這是《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育階段的老師工資不低於或略高於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去年國務院已經作了很大努力，各地也配套了都已經出臺了政策，我們要在三年內全部解決。”
2020年，那些還沒有落實《教育法》或仍持觀望態度的地方政府，能否加快或徹底落實這一政策還不得而知，不要讓更多老師在等待中苦苦糾結。唯有解決好待遇這個根本問題，纔會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入到中小學教師隊伍中來，唯有好老師進來纔會有好教育，唯有好教育國家和民族纔有好未來。
一如熊丙奇副院長所說：“離開了待遇和權利的保障，只強化責任和道德化的要求，是無法建立高素質的教師隊伍的。”
這也正是任正非所呼籲的：“基礎教育，對於國家發展尤其重要！對一個國家來說，重心是要發展教育，而且主要是基礎教育。要讓教師成爲最光榮的職業，國家未來纔有希望，才能在世界競技中獲得成功。把基礎教育提到國家的最高綱領，用最優秀的人培養更優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