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文：絲綢之路視角下元代圓盔帽結構演變與文化認同
內容提要：絲綢之路是古代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古代多民族文化藝術從碰撞到融合雙向互動的交通要道。圓盔帽是絲綢之路從物質交流到文化交融的重要載體之一，其形制與技術在元代以前鮮有出現。隨着元代絲綢之路的復興，圓盔帽傳入中國，併成爲元代統治者“昭名分、辨等威”的標識符號。明清兩朝，圓盔帽亦被接納，並形成定製，其形制與技術承載了滿蒙漢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信息，是元代絲綢之路復興後滿蒙漢民族文化交融的物化實證。圓盔帽的發展與演變現象，不僅對中華民族服飾研究具有重要文獻價值，也爲中國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研究提供實證依據。
關鍵詞：絲綢之路；文化認同；圓盔帽；結構演變；民族交流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100081）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復興時期。一方面，元繼承了漢唐絲綢之路的貿易通道，另一方面，元將其所影響的疆域不斷擴大。這一舉措爲東西方的經濟、科技、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橋樑，爲雙方物質文化的交融互鑑奠定了堅實基礎。圓盔帽是絲綢之路從物質交流到文化交融的重要載體之一，其形制與技術在元代以前鮮有出現。隨着元代絲綢之路的復興，圓盔帽也隨西域的文化、藝術、技術等傳入中國，成爲元代帝王身份認同的標識符號，並被明清官服體系所接納且發揚，呈現出從“外傳到內化”的演變軌跡。目前有關元代圓盔帽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研究視角多集中在文化制度層面，對圓盔帽的結構及傳播研究較爲薄弱。圓盔帽結構是通過什麼路徑傳入中國的？元代至清代在結構上發生哪些變化？明清官服系統爲何會接受它？本文采取多重證據法和比較研究法，對絲綢之路背景下元代圓盔瓦瓣結構的東遷要素、結構演變與文化認同進行考察，對回答上述問題將有所裨益。
一、元代圓盔帽傳入的東遷要素
圓盔帽是指外觀呈半球狀，用多片瓦瓣拼成的帽盔，此帽式形制、結構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朝代冠帽都不相同，甚至可以說在元代以前鮮有出現。通過對史料文獻和圖像等進行梳理，發現圓盔帽在同一時期波斯細密畫的侍從、君主穿戴中已普遍存在，由此確認了圓盔帽始於元代中亞及其他西域地區。筆者認爲元代圓盔帽傳入中國與元代隨絲綢之路的復興，中西雙方的頻繁往來直接相關，其中商貿往來、人口遷徙是主要因素。
（一）圓盔帽形制傳入
元代是一個開放的時期，統治疆域空前廣大，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躍，一方面“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沿草原絲路橫掃歐亞大陸，建立起窩闊臺、察合臺、欽察、伊爾四大汗國和大元王朝，不僅把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聯繫起來，也把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地中海及非洲東海岸的海洋絲綢之路聯繫起來，促使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進入了最爲繁榮發展的階段”[1]。另一方面，自成吉思汗時期起，蒙古貴族就一直對商人、匠人加以禮遇與重視。蒙古汗國剛興起時，各部落的工商業落後，貴族及成員所需的生產、生活用具基本依靠與外籍商人及周邊民族的貿易獲取。因此，大汗對外來的商人、匠人均給予高度關愛，諸王、駙馬等王室成員也常與一些商人保持緊密的聯繫。他們從外來的商人那裡獲取大量的珠寶、織品、服裝及帽飾，商人也獲得高於其商品價值的賞賜。這些方面均爲圓盔帽的傳入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而強烈的物質需求也進一步催生了元代都市商業的繁榮，朝廷容許和鼓勵各國商人來華經商。元上都、元大都和林城中，聚集有世界各國人員，包括亞洲的畏兀兒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漢人，還有匈牙利人、英國人、法國人等，其中尤以大都（北京）、揚州、蕪湖、平江（蘇州）、杭州、金陵（南京）等城市最爲顯著。大都是元代的經濟、政治中心，也是北方最大的商業都市。李明偉在《絲綢之路貿易史》寫道：“龐大的駱駝商隊，運載着各種物品，連同金絲織物，來到大汗這裡，並送到大汗面前”[2]。各種物品即指西方商隊運來的珍珠、寶石、金銀器、帽飾及織物面料等商品。《馬可波羅遊行記》載：“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百物輸入之衆，有如川流之不息。僅此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3]。可見，元大都雖屬內陸城市，遠離東南沿海海外貿易基地，但由於它是元朝政治中心，擁有大批舶貨消費者，這爲圓盔帽結構的傳入提供了較大可能。《析津志》記載了元朝大都城內的商業區分佈有緞子（絲綢）市、皮帽市、帽子市、沙刺（珠寶）市、珠子市……驢騾市等。[4]商業區及市集的商人、商品多從國外涌入，包括紡織面料、金銀器、服飾及帽飾等，這些商貿產品不僅滿足了人們生產、生活的需求，更爲中西文化、觀念和商貿的匯聚與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此外，整體性搭建跨地區商貿領域的各項制度機制，有力保障了絲綢之路的復興與延續。“元代建立了橫跨亞歐大陸的版圖，之前由不同國家和民族政權控制而被分割的絲綢之路得以貫通，使得歐亞大陸經濟體系重新被整合，進一步構建促進貿易發展的制度和保障機制，從而加快了中西方貿易的發展”[5]。在政治需求和制度機制的多重作用下，以漠北線爲代表的草原絲綢之路使蒙古地區成爲中西文明的交匯點，商貿或爲沿線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中西亞乃至亞歐文明的傳入便對元朝的經濟、文化、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元代絲路商貿的繁榮，圓盔帽得以作爲諸多貿易商品中的一種物品傳入中國，並受到元代帝王、貴族等的喜愛，滿足了統治階層對服飾功能與服飾視覺形象的嚮往，也爲元代服飾文化增添了一抹新鮮靚麗的色彩。此外，元廷對色目人的倚重，大量中亞、西亞及歐洲的居民隨中西商貿範圍與額度的擴大，以將領、工匠、商人、教士、官吏的身份進入上都，使得外來製作技術隨之進入中國。其中圓盔帽的結構與技術交流，同樣離不開工匠的遷入。
（二）圓盔帽技術入華
元代東西方人口大規模流動和遷徙主要源於蒙古西征。一方面，蒙古統治者深知手工業對大元王朝的重要性，工匠能夠製作優質軍器和各種消費品，包括服飾、帽飾等紡織用品，因此，蒙古統治者非常重視保護工匠和蒐羅工匠。另一方面，統治者將俘獲的大批西域能工巧匠、軍士送入元廷進行官營手工業從事生產，使元代手工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馬建春在《元代東遷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一文提到：“大量的中亞居民或作爲蒙古軍隊中的將領、士兵，或是蒙古人刀下餘生的工匠和驅口（奴隸），或以官吏、教士、商人等身份進入中國境內，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民族和地域來源之廣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6]。也有大批的波斯人及西域人，因爲嚮往中土，攜家人前來，後留居東方。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說道：“許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邊邁步，抵達極遙遠的東方國家，定居下來，在那裡成家，以致多不勝數。”[7]
蒙古人之所以在西征時保留這些西域工匠的性命，是出於其初興之時手工業發展所需。徐霆在爲《黑韃事略》作疏證時亦提及：“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8]。蒙古人擄掠優秀工匠令他們從事各種工作的情況屢見不鮮。1218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征伐花刺子模，將內堡和城池夷爲平川后離開，那些劫後餘生的庶民和工匠被蒙古人擄掠而去，或在軍中服役，或從事自己的手藝。不久，“蒙古大軍拿下城池把爲數超過十萬的工匠藝人跟其餘的人分開來，……再把居民中的工匠瓜分，送往東方諸國”[9]。這些西域工匠後來很多流散到中原內地，來自中亞、西亞地區的工匠主要從事回回炮、納石失、撒答刺欺等紡織品織造，阿刺吉酒以及皮革加工、金銀玉器加工、建築等各種生產活動。據統計，用納石矢製作的衣帽有好幾種，而這種納石矢製成的質孫服所搭配的帽飾，正是元代皇室常服所戴圓頂鈸笠帽。元廷將東遷的織金工匠分別安置於別失八里、弘州和蕁麻林等地，並使其專門織造納石失以供元皇室之用。《元史》雲，哈散納領“回回人匠三千戶駐於蕁麻林”[10]；鎮海得“西域織金綺紋工三百餘戶，及汴京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弘州”[11]。這些被俘者中就有掌握帽飾製作技術的工匠、手藝人。史載世祖中統二年（1261），（朝廷）“徒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瑪瑙諸工三千餘戶於大都……掌造玉冊、璽章、御用金玉、珠寶、衣冠及後宮首飾”[12]。可見圓盔帽傳入中國，與元代統治者對工匠、手藝人的需求和重視有密切聯繫。這些工匠、手藝人未曾留下姓名，卻主動或被動地將製作技藝帶到中國，爲服飾的生產製作默默勞作、貢獻智慧，也爲明清的圓盔帽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元代作爲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在服裝、髮式、帽飾等方面呈現出與中國曆代都不相同的着裝風貌，且在材質、結構、裝飾及技術方面均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展現出集草原遊牧文化、中原農業文化和中亞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質。圓盔帽結構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隨元代東西方絲路商貿往來傳入中國，而人口遷徙帶來了大量的西域工匠，圓盔帽技術纔開始落地中國。這種廣泛吸納各地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發展趨勢，也深刻影響了明清時期對圓盔帽的接納與改造。
二、圓盔帽結構演變
圓盔帽作爲元代絲綢之路從物質交流到文化交融的重要載體之一，不僅受到元代帝王、貴族的喜愛與接納，且滿足了統治階層對服飾功能與服飾視覺形象的嚮往，呈現出從“外傳到內化”的演化軌跡。而圓盔帽也因良好的功用效果，延續至明清官服系統，不同時期帽盔的形制與結構雖大同小異，但使用場合、人羣不一，明代用於便服，清代用於整個暖帽系統、宮廷便服和民間。因此對不同時期圓盔帽的結構進行系統梳理。
（一）元代圓盔鈸笠帽
元代天子所戴冠帽，分冬夏兩季，即冬暖帽和夏鈸笠帽。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元代帝王御容像，即有多位帝王頭戴窄檐笠帽的形象，如元成宗帝，其身着棕色交領袍，蓄鬚，頸戴瓔珞，耳垂珍珠耳墜，頭戴鈸笠帽，帽型外觀呈半球狀，由六塊瓦瓣拼合而成，前加窄檐，後覆帔幅，帽頂綴寶石。另一位皇帝元文宗，同着交領袍，頭戴鈸笠帽。值得注意的是，畫像中文宗帝頭戴的笠帽外部造型依然呈半球狀，且前加窄檐，後覆帔幅，帽頂綴珠石頂飾、帽纓，但帽式的結構是由四塊瓦瓣拼合而成的。元代御容像顯示的信息是，不同數量的瓦瓣拼縫工藝呈現的鈸笠帽形制一致，結構有六瓣瓦和四瓣瓦二式，其所呈現的形制與葉子奇在《草木子》記載的：“元代官民皆戴帽子，其檐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13]形制一致。
這種前有窄檐、後覆肩帔、以瓦瓣拼縫而成的鈸笠帽式，在傳世畫像和出土文物中也能得到佐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世祖出獵圖》，其右下角一名旌旗打圍的隨從，頭上戴的即爲此帽，該帽結構從背面顯示由四塊瓦瓣拼合而成是清晰可見的。汪世顯家族墓13號出土的實物棕帽一頂[14]，該帽結構與畫像中描繪的結構基本一致：呈半球狀，由四瓣瓦合縫而成，前面加檐後加後帔。除此之外，1998年蒙古國南戈壁省諾顏蘇木察幹哈納也出土了元代鈸笠帽實物，該帽用絲綢、皮革和金線製成，帽頂綴皮革、紅纓，其外形同呈半球狀，以六塊瓦製成。關於元代鈸笠帽的技術文獻，靳學顏在其著作中講道：“元人帽制必圓而六瓣”[15]，指鈸笠帽盔。清人黃一所編《事物紺珠》裡清代瓜皮帽的製作，即：“小帽六瓣金縫，上圓平下綴檐，國朝仿元制”[16]。可見，外形呈圓球狀，以瓦瓣結構拼合，是元代帽式的主要特徵。Secret History Mongol CostumesⅡ說，帽子的球形冠部分有線條，說明這部分是由4或6個元素縫製而成，使帽子呈球狀[17]。因此，從文獻、圖像與實物多重考據，均指向元代的鈸笠帽外形呈半球狀，以四塊、六塊瓦瓣結構製成，且這兩種帽式結構在元代處於並行狀態。
（二）明代圓盔折檐帽
明代服制在冕服上雖力求“詔復衣冠如唐制”，但實際從皇帝、內侍等人日常所穿的常服均存有胡服風氣。特別是元代圓盔帽並沒有隨統治的結束而消失，而被明代便服系統所承襲，爲“折檐帽”。李治安指出“明政府雖多次重申胡服禁令，但蒙元服飾的影響在整個明代一直存在，並且於北方地區顯得更加強烈”[18]。《明武宗外紀》載正德十三年正月，明武宗車駕還京，令官員穿朝服、胡帽接駕，“傳旨曳撒、大帽、鸞帶，且賜羣文物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19]。實錄中所述的大帽、曳撒搭配和爲元服“暖帽、鈸笠”與貴族“質孫服”的搭配基本一致。
明代宮廷畫家繪製的宣德《明宣宗宮中行樂圖》《朱瞻基鬥鵪鶉圖》《明宣宗騎馬圖》和成化《明憲宗調禽圖》《明憲宗元宵行樂圖》。畫中皇帝着裝基本一致，頭戴圓盔折檐帽，其形制由帽盔、帽檐、頂飾構成。通過畫像顯示宣宗帝、憲宗帝，折檐帽帽盔外觀也呈球狀尖頂，結構爲六塊瓦拼合，帽頂有金鈒花嵌寶石，帽檐上翻，兩側鑲珍珠，配服爲典型的便服曳撒。關於皇帝戴折檐帽的裝束文獻，明官員尹直在《謇齋瑣綴錄》記載：“昔叨侍憲宗皇帝，觀解於後苑，伏睹所御青花紵絲窄檐大帽、大紅織金龍紗曳撒”[20]。大紅織金龍紗曳撒前身爲元代“質孫服”，即元代貴族所着“一色衣”。明代在其同色意義的基礎上稱爲“一撒”又叫“曳撒”。至於青花紵絲窄檐大帽指折檐帽，沈從文先生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將此類帽稱爲“寶石頂大檐笠子帽”[21]。但明朝皇家御畫中宣宗和憲宗着曳撒和折檐帽的着裝承載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曳撒是從蒙元質孫禮服系統繼承下來，基於“恢復漢統”需要降爲便服；二是宣宗和憲宗的圓盔折檐帽與曳撒組合成便服的標配被官方確立下來。
晚明時期，這種帶有瓦瓣結構的帽形在內蒙古美岱召壁畫也有出現。內蒙古美岱召大雄寶殿內西壁下部的壁畫中出現的供養人頭戴冠帽，其帽子種類繁多。有研究者統計，其帽式類型有7、8種。[22]左部三娘子，手持念珠，外罩毛皮披風，頭戴圓盔折檐帽，帽頂嵌頂石，後垂雙飄帶並引導至左右胸對稱，形制爲上窄下寬的劍型。這種帽型雖然看不清帽盔的縫合結構，但從外形與清中後期定型的滿族婦女坤秋帽對比，這幾乎是坤秋帽的明朝版。中部三娘子的丈夫扯力克，蓄黑色濃密長鬚，身着淺藍色皮領長袍，手持佛珠和珠寶，側身坐於卡墊，頭戴圓盔折檐帽，帽頂嵌頂石，綴紅纓，紅纓緯線清晰。畫像中扯力克及其下方四位男子所戴的翻檐帽，從帽型、色彩及材質上看，這種帽式與清代的暖帽（吉服冠）形制基本一致。此外，西壁腰線以下南側供養人、舉法號火焰寶的婦女、紅衣喇嘛及下方人物和紅衣婦女，她們頭戴不同帽型，有荷葉形帽、風帽、折檐紅帽、荷葉邊笠帽、紅纓彩色笠帽。這些笠帽的帽頂都有鑲嵌頂石，且圖像中顯示的笠帽結構多以圓盔六瓣瓦合成。可見，這種從俗到制的結果被滿蒙不分家的清朝繼承下來，併成爲區分官員品級的標誌之一，但這種帽盔結構的技術信息在明代並沒有過多文獻記載。但通過上述圖像與實物考證，這種瓦瓣結構多承元制。
（三）清代圓盔暖帽
清代，統治者雖然對漢人實行“剃髮易服”的服飾制度，但實際上“1636年以後，皇太極制定了服飾律，把遼、金和元朝的衰落與他們採用漢人的服裝、語言和定居的生活方式直接聯繫了起來”[23]，特別是暖帽體系，呈現出清一代多民族物質文化交融的痕跡。清代暖帽有冬朝冠、冬吉服冠、冬行服冠和冬常服冠四類，依性別不同又分男女二式，形制均由帽盔、帽檐、絆帶、頂戴和紅纓等部件組成。帽盔作爲承接冠頂和冠飾的重要支撐體，有圓盔和平盔二種。圓盔外觀呈半球狀，與元代圓盔鈸笠帽結構一致，由多片瓦瓣拼縫合成，平盔由圓頂演變而成，外觀呈圓臺形，需在頂部打褶，形態類似於現代服裝結構中釘字省的聚合。通過觀察，清代的暖帽帽盔均由主料和裡料兩個部分，但本料與裡料結構無論形態還是組合都有較大差異，呈現出表裡不一的結構譜系，整體可歸納爲三種。第一種主料和裡料均爲四個瓦瓣拼成；第二種主料爲四個瓣瓦形，裡料有三種樣式，兩個拼合的瓣瓦形、兩個瓦瓣和一個拼合的瓦瓣形和兩個梯形，梯形頂部爲八角摺疊樣式；第三種主料和裡料均爲梯形。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六瓣結構（瓜皮帽）在宮廷便服和民間帽飾中廣爲應用，併成爲男性首服的符號標誌。然而無論哪種結構，其服務的對象都是頭部，可以肯定的是平頂帽盔誕生的時間要比圓頂帽盔晚，大致在雍正、乾隆時期。而平頂暖帽的上折工藝在清中後期才定型併發揚光大，成爲清代官服制度中的典型標誌。因此，清代圓盔暖帽從瓦瓣結構到梯形結構的演變，一方面是突破、變革滿族舊制，另一方面是融合前朝蒙漢服飾中的章法紋飾等元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衣冠形制。所謂禮不忘其本，可謂滿蒙漢融合之本。
通過對史料文獻、圖像資料和出土實物等多重資料的爬梳，梳理出圓盔帽的發展軌跡。圓盔帽始於元、發展於明，制度化於清，雖不同時期對其稱謂不一，但盔的形制與結構大同小異。元代以四瓣和六瓣結構並行互存，用於男性貴族和侍者；明代以六瓣結構更爲常見，用於便服；清代，由於滿蒙同屬北方民族，在滿蒙不分家的文化和統治政策因素影響下，這種結構、技術自然被承襲了下來，並用於整個暖帽體系和便帽系統，其中四瓣結構賦予禮制含義多用於朝堂之上，六瓣用於宮廷便服和民間（即瓜皮帽）。清代圓盔暖帽結構，作爲中國古代多民族服飾文化交融的集大成者，其形制繼承“冬帽夏笠”的北族故俗，其次，又“義本禮經、效法明制”[24]，將祖俗冠服典制遵循此理，成爲清代官服制度的標誌性符號。
三、圓盔帽的文化認同
圓盔帽的形制與結構，始於元代，發展於明，制度化於清。盔的形制與技術雖大同小異，但帽的整體建構如鈸笠帽、折檐帽、暖帽、瓜皮帽等卻發生較大改變，並用於不同的禮儀場合。因此這種帽型與結構的流入，不僅是單純的文化傳播或物質傳遞，而是體現出具有衍生性、落地可持續性，從物質到精神交融的適應過程與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就是族際間的個人與族羣或者族羣與族羣在文化意義模式和象徵體系上的對接與互通[25]。圓盔帽結構的傳播與演變過程，多族羣文化相互借取的多重互動過程，正是古代絲路沿線多民族生成文化認同的具體例證。
《蒙古秘史》第103、104、145、244、245節中，“馬中鉿來”轉音maqalai即蒙古語“帽”之意[26]。蒙古族自古對冠帽十分重視，蒙古諺語說：“二人行，長者爲上，一人行，帽子爲上”[27]。一方面，在人們的意識中，頭顱既是生理結構的主要部位，也是思想的來源和尊嚴的象徵，冠帽置於頭頂之上，自然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蒙古族先民長期尊奉薩滿教，薩滿教信仰“長生天”，認爲“蒼天”是永恆且最高的神，人與萬物都由天地生養，至高無上的權力是由天神“長生天”授予，天神在上，頭頂又是人體離天神最接近的地方，冠帽置於頭頂之上，具有通天作用和神聖性，不可隨意觸摸。因此，在元代不論男女，均有佩戴冠帽的習俗。元代蒙古族的冠帽從中亞、西亞傳入，以四瓣瓦或六瓣瓦拼縫合成，外觀呈半球狀，其製作的理念，既保留蒙古族先民的生活習俗和崇尚的信仰，也吸收了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的造物思想，其圓融的形態，使有形的物體與無形的意念相互融合，這種圓頂的傳統造物藝術形式很有可能寓於古人所奉行的世界觀當中，“體現出人與天地之間和諧共生的關係和中華兒女“法天象地”的襟懷與魄力”[28]。元代的鈸笠帽以四片、六片並行共存，而明清時期，延續中國傳統的章法制度，瓦瓣的使用數量也便有了尊卑之分，“四爲尊，六爲卑”，四片瓦瓣多用於官服，六片用於便服。徐珂在《清稗類鈔·服飾篇》載：“四塊瓦，即便帽中之拉虎也，以其上分四塊，如瓦形，故以爲名，下垂短帶。普通多用薰貂，佳者值三千餘金”[29]。陸深《儼山外集》卷19《豫章漫抄》載：“今人所戴小帽六瓣合縫，下綴以檐，如桶”[30]。其所言“小帽”即指“便帽”。
除此之外，在中國古代製衣有嚴謹的規制，如深衣在裁製規格上，就有規定上衣用 4 幅布，對應一年四個季節；下裳用 12 幅布，對應一年有 12 個月份。深衣的袖口非常寬大，呈圓筒狀（“袂圜以應規”），象徵天圓；領口則採用方形（“曲袷如矩以應方”），象徵地方，“袖應規”呼應“領如矩”，以此來取意“天圓地方”“圓融方正”。一件深衣，處處與天地、歲時相對應，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此外，中國古代曆法中也有中國古人對自然的認知，以及與自然相處的智慧，人們順應這些時令秩序，來達到與自然的和諧，如“四時、八位、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通過帽盔瓦瓣的製作，發現其數量也與方位息息相關，且以四片、六片瓦瓣較爲常見，四片即爲“四方”，六片則指“六合”。《文子·自然》道：“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莊子·則陽篇》載：“四方之內，六合之裡，萬物之所生惡起？”即把“上下四方”稱爲“六合”。這種“四方上下謂之宇”“六合”等方位觀念，當是後世天下觀形成的基礎。明朝文化中的天、地、東、南、西、北，寓意皇帝一統天下，故此，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廣六片瓦瓣帽飾，成爲新興封建王朝取吉兆的載體。可見，圓盔暖帽的瓦瓣結構，始於元代西域後傳入中原，並延續至明清，歷經數百年，其發展與演變不僅是對防寒、保暖功能性及裝飾性的延續，更是古人思想文化精髓的薪火相傳。
結語
“古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也是一條文明交流之路，爲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31]。元代作爲中國歷史上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復興時期，承繼了“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華文化大一統傳統，進一步激發並促進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心理。圓盔帽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併成爲元代絲綢之路物質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圓盔帽始於元、發展於明，制度化於清，雖不同時期對其稱謂不一，但形制與結構大同小異。元代以四瓣和六瓣結構並行互存，用於男性貴族和侍者；明代以六瓣結構更爲常見，用於便服；清代用於整個“暖帽體系”，四瓣被賦予了禮制用於朝堂之上，六瓣宮廷便帽或民間。但圓盔帽在明清官服沿用的核心要素是古代中西方不同造物思想的交融，圓盔的外形與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的造物觀正好相符，瓦瓣的製作數量也與中國古代的歷法和方位觀念息息相關。因此，圓盔帽結構演變不僅是中國古代絲綢之路中東西方文化整合再造的結果，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的有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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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黑龍江民族叢刊》2024年的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