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行丨吐魯番：149件出土文物講述絲綢之路往事

（原標題：文化中國行丨吐魯番：149件出土文物講述絲綢之路往事）

天山網-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

吐魯番在古絲綢之路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裡發生過怎樣的歷史故事？9月27日，“交河一萬里——吐魯番絲路文物文書特展”在武漢大學開展，吐魯番出土的149件（套）珍貴文物再現了發生在這片土地的歷史故事，以及多種文化在這裡交融匯聚的繁華印記。

吐魯番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走進展廳，一幅大型“漢代陸上絲綢之路路線圖”展現了吐魯番在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位置——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過陽關，絲綢之路開始分支，經哈密可以到達吐魯番。之後，通向亞洲腹地，並連接西亞、南亞和遙遠的地中海各國。

從張騫鑿空西域以來，吐魯番就承載着絲綢之路上千年的歷史記憶，世界四大文明曾在此地交融、碰撞，這裡曾有過繁榮的城市和雄偉的宮殿，記錄着無數興衰故事。

展櫃中，兩件洋海墓地出土的漢代彩陶展示了吐魯番早期先民的審美追求。彩陶上繪製着三角、折線、菱格等精美圖案，這些圖案和吐魯番出土的毛織衣物殘片上的圖案非常類似。洋海人爲什麼要在陶器上繪製此類圖案呢？經研究發現，原來洋海人發現毛織衣物不易破碎，就將衣物的圖案畫在陶器上，希望藉此賦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延長其使用壽命。

“洋海墓地出土的陶器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反映出中原與西域早期的文明交流。”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陳愛峰介紹，洋海墓地中所埋葬的族羣，經考古研究，屬於車師文化的族羣，是吐魯番盆地早期的先民之一，該族羣同時有中原、中亞、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徵。說明早在先秦時期，這裡就已經存在文化交流交融。

秦漢時期，車師人以交河爲都城建立了車師王國。自西漢開始，中原王朝開始進入並治理吐魯番地區，歷經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國、唐西州4個階段。九世紀中葉，回鶻遷徙至此，建立西州回鶻王國，先後臣屬於唐、宋、元等中央王朝。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吐魯番每一處遺蹟都見證着朝代更迭與風雲變幻，見證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

文書文物再現絲路往事

唐代的“任命書”長啥樣？國家一級文物《郭氈醜告身》向現場觀衆展示了唐代“任命書”的模樣。這件文書於1965年出土於阿斯塔那古墓羣，其上存墨書35行，內容是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官方頒佈勳告郭氈醜戰功的抄本，記錄了主人公在沙譯陣、纈嶺陣、東熊陸嶺陣3場戰役中的功勳。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勳的憑證，相當於現在的任命書。“這件告身揭示了七世紀中葉的西域形勢，是研究與復原同類型告身文書的重要史料。”陳愛峰說。

盛唐時期，文人出塞成爲一種現象。展廳中一件《長行坊支貯馬料文卷》就留下了詩人岑參在邊塞的足跡。文卷出土於阿斯塔那古墓羣中的506號墓，記載了公元754年至755年，每天往來於西州（今吐魯番）、庭州（今吉木薩爾）二州驛站和長行坊之間的馬匹以及草料的消耗情況。文卷中提到的“岑判官”，經研究分析就是岑參本人，而其中文書殘片當爲岑參的馬料賬單。

唐代的小學生“家庭作業”是什麼內容？一件名爲卜天壽《論語·鄭玄注》抄本向現場觀衆展示了唐代小學生的日常。

這件出土於阿斯塔那古墓的文書，總長5.38米，寬0.27米，抄寫人是一個年僅12歲的孩子，名叫卜天壽。可以看出，文中雖有一些錯字，但字體很工整。有意思的是，卜天壽抄寫完《論語·鄭玄注》後，還在卷末附了一首打油詩，催促讓先生早點放學，“寫書今日了，先生莫醎（嫌）池（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

卜天壽爲什麼抄寫《論語》寫本？是誰讓一個12歲的孩子抄寫這麼多儒家經典？陳愛峰說，經研究發現，唐代西州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中原是一樣的，除了政府主辦的官學之外，由寺院資助的私學也在吐魯番興辦起來，卜天壽所上的就是一所私塾。這所私塾設在一個叫開覺寺的寺院裡，是由寺院資助附近的孩子免費就讀。

根據大量的吐魯番文書可以看出，當時，吐魯番的寺院經濟發達，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葡萄園，並靠出租葡萄園獲取經濟收益。於是，一些寺院就出資開辦私塾，也叫“義學”，就是當時義務開辦的學校。

從冷門絕學到國際顯學

吐魯番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鎮，又是一個降雨量極少的綠洲盆地，東西方文化在此交匯，留下了豐富的文書文物遺存。

吐魯番學是對這些豐富文化遺產進行研究的交叉學科，上百年來，吸引了世界各國古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學者不斷探索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備受關注，堪稱“國際顯學”。

19世紀末，由於西方探險者的盜掠，吐魯番的珍貴文書文物流散於世界各大博物館和科研機構中。

1928年，黃文弼隨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領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到吐魯番考古發掘，出版《吐魯番考古記》，開啓了中國整理研究吐魯番出土文物文書的先河。從1959年開始，我國考古工作者開始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羣、哈拉和卓古墓羣進行有計劃的科學考察和考古發掘，出土了內容極爲豐富的文物文書。其中的203座墓葬出土了十六國、高昌王國和唐代的紙質文書近萬片，成爲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1975年，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成立，由武漢大學教授唐長孺負責，對上萬件文書殘片進行拆揭、綴合、錄文、標點、斷代、定名，彙編成《吐魯番出土文書》。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建立了紙質文書修復保護基地，加大對吐魯番出土文物文書的修復與保護力度。

如今，在一批國內外知名學者的相繼努力下，《吐魯番出土文書》《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等學術著述相繼問世，吐魯番學逐漸成長爲與敦煌學並駕齊驅的國際顯學。

“此次特展展出的149件（套）文物文書，是迄今爲止吐魯番出土文物文書最爲全面、最高規格、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吐魯番市文物局黨組書記、副局長張勇說，“吐魯番文書對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記錄古代多維度史實，見證了古代西域與中原的密切聯繫，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