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口號爭論中的郭沫若
文/周允中
上世紀三十年代,圍繞“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文藝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現在僅僅只想談談兩個口號爭論之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最早參與並且發表意見,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文學叢報》上,他文章的題目是《在國防的旗幟下》,他認爲:“目前的文藝界樹起了‘國防文學’這個旗幟,得到了多數派的贊成,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我認爲是時代的要求,……向着這個積極的反帝運動動員了的大家,纔是我們的主體,值得我們擁護到底的主體。‘國防文學’便是這種意識的軍號。”
一個月以後,他又在《文學界》雜誌一卷二期上,發表了《國防·污池·煉獄》的文章,他首先表態支持“國防文學”這一口號,並且主張首先應該將國防文學擴大爲國防文藝,其次作品應該是多樣的統一,再者是作家關係的標誌,而不是作品原則的標誌。有人擔心是否會墮入愛國主義的污池,生在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大家覺醒了,要認真地愛國,積極地作反帝的鬥爭,這樣的愛國主義可以目爲煉獄,而怎好視之爲污池?......在這樣的意識下,真正有愛國情熱的人,所走的,也就是進步的現實主義的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留日學生房堅從日本歸國返滬,準備編輯出版一本文學雜誌,在西藏南路的一家小飯館,邀請了一些文學青年共同商討研究,其中參加者有我父親周楞伽、陳沂、王夢野、張春橋等人,正在吃喝交談之中,來了聶紺弩和歐陽山,於是,添碗加筷,邊吃邊談,商量決定雜誌取名爲《文學大衆》由王夢野和歐陽山負責編輯,並且對當時爭論激烈的有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爭論,雜誌應該採取統一戰線的立場。
《文學大衆》在當年九月五日正式出版。房堅在日本的時候,與郭沫若比較接近,返滬以後,租住在江灣的宋家港,他的熱情很高,除了出版刊物,還準備舉辦一個讀書會,廣泛吸納青年參加,同時拿出一部分資金作爲獎金,評選和獎勵青年習作。
當時,江灣地處偏僻,不通公交車輛,送稿和校樣需要途經日租界虹口,會遭到日本人的檢查,爲了藏匿稿件,不被搜去,房堅慌亂之中,常常會亂塞亂填,丟失稿件。最可笑的是,通過北方學聯邀請而寫來的,由陳伯達寫的重要論文《兩個口號的爭論應該結束》,本來是要登載在第二期上的,不料,不知道給房堅是塞在什麼地方,目錄上登了出來,期刊上卻沒有此文,刊物後來被國民黨取締後,他不知道從何處又找到了,只好交由王夢野拿去,改名爲《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發表在林綜主編的《國防文學論戰集》這本書裡。
創刊號上最重要的文章,是郭沫若的《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的論著,他指出:“人年紀一老,世故一深,種種的顧慮便攢了起來,缺乏青年人所有的,併爲藝術所必具的真摯、新鮮、明朗的優點,中國人敬老尚齒的哲學太經久了,凡是古的東西,便是好的東西,凡是老人便是好人,弄得一國上下都發生了黴臭,死的拖着活的走,快要把中國拉到巴比倫、埃及、印度去了。這種傳統是隨着私有財產開始的,因爲老人有財產,有名譽,故而老頭子有他的尊嚴,相沿既久,老頭子便和尊嚴成了合金,只要是老頭子便可以不可一世,而一些少頭子,要想出人頭地,其捷徑便是去擁戴老頭子,或者自己裝老頭子,這種私產製度下的遺毒,我們應把它揚棄。把青年人的公平、勇敢、犀利、敏捷、明朗、熱誠、好羣等種種積極的美德,發揮出來領導一切,至少目前來領導我們的文藝,把一些老頭子(半老頭子)一同拉着,讓他們也青年化起來。”
接着,郭沫若在反對“復古”“存文”的封建文化中,號召青年們:“要有火車頭那樣的勇猛,飛機頭那樣的神速,不顧死活地,腳踏實地的,用盡全力作徹底的工作。我們不要讓老頭子來領導青年,要讓青年來領導老頭子,這是青年所應該有的使命!……把罩在中國文壇上的老氣、妖氣、腐氣、市儈氣、政客氣,通同掃蕩乾淨,使得廣大青年們爲‘國防’而戰。”
《文學大衆》在刊登郭沫若這篇長文時,寫了一個編輯後記表示:郭沫若先生並非在推崇青年,卻是在警告青年,希望中國青年不要易於老去,從事文學的人尤其應該發揮青年的熱情,振作起青年的精神,懷抱利器,爲民族的新生命而戰!郭沫若先生的《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一文,我們應把它經常作爲一個口號來看。
最奇怪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收羅齊備的《‘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收羅了郭沫若的文章多篇,卻漏卻了這麼一篇重要的文章,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在六月出版的《光明》雜誌中,郭沫若更明確表明:“把年老的人當作偶像來參拜,決不是有志氣的年輕人所應當爲的事情。”
在七月出版的一卷四期的《東方文藝》上,郭沫若又發表了《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他強調指出:“所謂國防文學,就是目前的情勢下,強調救亡反帝的文學,有些人以爲用了國防這兩個字,有墮落在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危險中,更有一部分人標新立異地提出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來和‘國防文學’對抗,這些都很明白,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在後來九月十日出版的《文學界》一卷四期上.郭法若又在《蒐苗的檢閱》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指責“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十一個字的口號,根本不大衆化,易被曲解。要求魯迅把這一口號撤回。並且說魯迅提出這一口號,正是要檢閱我們自己文藝界軍隊的實力,也是有意佈置的一次演習--蒐苗式的模擬戰。郭沫若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明確地提出,在大敵當前的情形下,不要兄弟鬩牆,勸魯迅還是撤回這一口號。
九月下旬,《今代文藝》出版,據唐弢說:原來這雜誌的老闆,是準備邀請唐弢和莊啓東來做編輯的,後來,唐弢去魯迅先生那裡徵求意見,魯迅勸他還是回絕的好,於是,這本雜誌後來就由侯楓當上了編輯。在這雜誌的一卷三期上,用手跡製版的方法,刊登了郭沫若的一副戲聯,內容是:“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夫免呼籲失門。”這對聯,金祖同曾經見過。
金祖同是浙江嘉興人,祖孫三代都是學者和書畫家,金祖同早年聰慧異常,十來歲就與章太炎討論過殷墟甲骨文的文字,曾經參加過上海金山衛戚家墩的文物考古調查,並且籌辦了“吳越史地研究會”。
一九三六年春,他遵照上海著名收藏家和銀行家劉體智的叮囑,攜帶劉所收藏的甲骨文製作成的拓片二十冊,東渡日本,師從郭沫若共同學習、研究。後來,郭沫若寫作了《殷契粹編》一書,書中就提及,有金祖同的功勞和幫助。全面抗戰爆發,金祖同暗中協助郭沫若秘密回國。並且撰寫發表了《郭沫若歸國秘記》。駁斥了日本方面的誣陷和謾罵。
那麼,這副戲聯是怎麼會刊登出來的呢?原因是九月二號郭沫若來到金祖同的寓所,談及當時文壇上的糾紛,提筆隨手就寫下了這副對聯。還對剛剛抵達日本的金祖同說道:“我雖處身海外,對兩個口號的爭論倒也看得清楚。”金祖同隨即將這副對聯寄給了《今代文藝》的編輯。此外,據金祖同說,他在郭沫若的家中,曾經見到茅盾寫給郭沫若的一封信,勸說郭對於目前兩個口號的爭論,不要發表意見,以免親痛仇快。
十月在日本東京出版的《質文》上,登載了郭沫若輯錄的《國防文學集談》,參加者有任白戈、魏猛克、張香山等,都是主張國防文學的,有人還指責胡風最近更是無聊,國防文學是有政治根據的,新提出的口號是在嘲笑真正的革命者。郭沫若最後表態,肯定了國防文學,說它目前是最適宜作爲統一戰線的共同目標。
以上這些,就是郭沫若在兩個口號爭論之中的文章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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