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好的中國故事能在時代與生活中寫出人性的光輝
■ 本報首席記者 王彥
■劉進認爲，作爲當今最具代表性的文藝樣式，電視劇揹負着人民對當代敘事藝術的期待。中國電視劇要彰顯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首先就得思考創作何爲。“作品的價值和生命力，不唯用商業價值來衡量，更在於精神思想的感染力和藝術的創造力，在於作品本身與時代、與人民共鳴共振的關係，在於它所昭示的關於人性和社會的美好理想。”
站在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重大節點上，第27屆上海電視節承載着前所未有的使命——中國電視劇創作的中堅力量將在此探討，我們的藝術根基在哪兒？又一年的白玉蘭獎項則將以榮譽確證中國電視劇發展的“風向標”，我們怎樣講好中國故事？
要拉直這些問號，今年的白玉蘭獎電視劇評委會主席劉進認爲，作爲當今最具代表性的文藝樣式，電視劇揹負着人民對當代敘事藝術的期待。中國電視劇要彰顯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首先就得思考創作何爲。“作品的價值和生命力，不唯用商業價值來衡量，更在於精神思想的感染力和藝術的創造力，在於作品本身與時代、與人民共鳴共振的關係，在於它所昭示的關於人性和社會的美好理想。”
作爲一位始終用作品說話的導演，劉進最爲觀衆稱道、同時也捧走白玉蘭重磅獎項的兩部作品是諜戰劇《懸崖》與年代劇《白鹿原》。前者在跌宕的情節與隱忍的情感裡託舉起了革命信仰的豐碑，後者在用影像語言構築的歷史文化空間裡，展開了人物的生命哲學。在導演看來，有一條創作經驗既是他個體，也可以是所有創作者共享的——中國電視劇的藝術根基永恆是中國文化、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土壤。
劉進說：“好的作品、優秀的中國故事，會傳遞真善美的追求，即便是在寫生活的複雜與矛盾之時，也一定會着重寫出人性的光輝，能給人以希望和力量。”
精神價值與動人的故事，是白玉蘭“風向標”的重要意義
每一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公佈入圍名單時，“風向標”的評價都會如期而至。理解“風向標”的涵義，劉進說：“歸根結底，是用獎項來鼓勵更多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作品。比如三年前，白玉蘭首設最佳攝影獎和最佳美術獎，以對幕後工作者、對整個製作團隊的肯定，標明瞭電視劇是一門綜合性藝術。比如近年來，伴隨中國影視工業發展、觀衆審美提升，作品的精神價值與觸動人心的故事，越發成爲獎項的重要考量。”
其實，早在2012年電視劇《懸崖》捧回三項白玉蘭大獎時，一切已初露端倪。彼時，業界稱該劇憑藉信仰的底色與人物的細膩成爲了當年上海電視節的最大贏家。時隔多年，劉進依然持相似觀點：“諜戰劇能成爲中國觀衆鍾愛的常青類型，看似強邏輯、強情節下的懸念引人入勝，實則戲劇內核中對於信仰的表達、人物的刻畫，至關重要。”信仰的力量，能爲劇集“保鮮”，即便許多故事裡的敵我陣營、情節走向早就爲觀衆熟知，經典諜戰劇依然經得起時間考驗，擁有延綿的生命力。角色刻畫是否細膩動人，則決定着作品能否在觀衆心底留痕。多年後重提《懸崖》，人們興許會淡忘了具體情節，卻依然對劇中周乙與顧秋妍等共產黨人生死相托的情感記憶深刻。
見昂揚的“精神”，也見栩栩如生的“人”，這樣的創作理念並非諜戰劇獨屬。劉進認爲，如今主題創作已成爲中國電視劇的重要課題，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建黨百年到建設新時代，越來越多“四史”中的故事被創作者挖掘後搬上熒屏。“若想贏得觀衆一句‘好看’的評價，做到主題價值不空洞、不說教，關鍵便在於故事與人、情節與情感、精神與細節能否交織在一起、螺旋推進。”
值得肯定的是，當人們覆盤這一年來中國電視劇的觀演關係變遷，年輕人愛看主旋律，無疑成爲網絡議題的顯流。劉進注意到，當中國影視業從去年的疫情重創中走出，最先鼓舞大衆士氣、贏得觀衆共鳴並擁有持久共情力的作品，有太多都來自主題創作的陣營。而本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中國電視劇的入圍名單，也以高濃度的主題劇目佐證專業與大衆觀點的契合。
在他看來，能調和專業與大衆層面的評價旨趣，僅僅靠“主題先行”是行不通的，“主旋律也好，其他題材也罷，它首先是一部影視作品，永遠需要我們投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以2018年白玉蘭獎“最佳中國電視劇”《白鹿原》爲例，該劇的誕生堪稱一場現實主義創作的接力。原著作者陳忠實在窯洞裡嘔心瀝血地寫作；編劇申捷熬過近四年遠離喧囂的日子；後來的劇組筆記裡有這樣一串數據：94位主要演員、400多位幕後工作人員、四萬多人次的羣演，拍攝期近八個月，全員跟組。劉進記得，正式開機前，塬下那個小山村留下了劇組“男耕女織”體驗生活的印跡。“那會兒，所有人都卸下城市生活的烙印。爲了貼近劇中人的膚色，演員們踏踏實實靠驕陽下的勞作自然‘上色’，而非靠妝造爲之。”許多個夜晚，勞作了一天的主創們蹲在滿天星光下聊劇本，大家安安靜靜地深入關中，心平氣和地與土地長談。好劇本再經過真演員的生動演繹，拍攝過程雖苦，最終呈現令觀衆回味無窮。
縱觀近一年的主題劇目，類似的創作信條同樣奏效。歷史的真實、邏輯的真實、情感的真實、細節的真實，每一項都可以是加分項。與之對應，不論題材屬性，只要一部作品存在節奏上的注水拖沓或表演上的蒼白，都可能成爲最致命的扣分項。對此，評委會主席說：“當越來越多主旋律受到觀衆特別是年輕人的喜愛，從本質上說，是劇集所折射出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受到了觀衆的一致褒揚。”
時代快步向前，新的議題也總在電視劇行業風起雲涌。長短較量、平臺之爭、IP開發、流量風雲……紛紛擾擾間，究竟什麼纔是中國電視劇的“風口”？
面對行業的潮流問題，劉進選擇從傳統講起。他的父親是攝影師，1983年，吳天明作品《沒有航標的河流》便由劉進的父親掌鏡。“從小在西影廠大院裡長大，我耳濡目染的，也是父輩身上最深刻的傳統，就是要講好中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他說，電視劇作爲當今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體，無法獨立和遊離於具體的時代與生活。能在一代代觀衆心中刻有名字的經典電視劇，許多都是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比如摘下過“白玉蘭”的《金婚》《媳婦的美好時代》《溫州一家人》《雞毛飛上天》《情滿四合院》《小歡喜》等，莫不如是。
劉進說，若要爲這些創作者提煉出同類項，“與時代共呼吸，從接地氣的生活裡捕捉創新靈感，通過具有生活質感的人物、事件、情節的雕塑，折射出時代畫卷”，那便是了。
至於當代生活劇是否要如同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那樣承擔使命？今年的白玉蘭獎電視劇評委會主席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主旋律並不侷限於重大題材。平凡生活裡的奮鬥者、我們身邊常見的小人物，都可以作爲弘揚更多社會正能量的源點。只不過，現實題材不完全等同於一比一還原的寫實主義，而應當是有鏡鑑、有態度、更有理想底色，能予人溫暖善意的提煉與重塑。”劉進說，“時代發展已爲電視劇創作打開了寬頻而斑斕的光譜，遼闊的現實主義正是從書寫平凡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