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從開放宏觀視角看我國“新三樣”對外投資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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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新時期我國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鋰電池等“新三樣”部門快速增長引人注目。近年“新三樣”在產量、出口、海外投資等方面“三級跳”的活躍表現，特別是相關企業大舉對外直接投資（OFDI）浪潮，標誌我國在上述新能源行業經多年快速追趕現已躍居領先地位，並且具有超出行業範圍的廣泛意義和影響。本文在觀察“新三樣”近年“三級跳”現象基礎上，分析相關行業對外投資高潮迭起所顯示的我國高科技行業發展新特徵，討論相關演進在應對我國經濟外部環境變動風險等方面的多重意義和啓示。
“新三樣”的“三級跳”
“新三樣”作爲當代三個重要新能源部門，從產業發展史看都是發達國家較早動手，我國作爲新興經濟體起步較遲。例如以動力鋰電池而言，1991年日本索尼研製生產出18650圓柱電池代表該鋰電池產業化的早期重要突破，比亞迪1998年才進入手機鋰電池市場。在電動汽車方面，美歐日上世紀90年代試水電動汽車，我國十五和十一五“863”計劃專項進行佈局，十二五時期大力發展。不過縱觀新世紀以來相關產業發展史，我國企業和相關政策雖發力較遲，然而藉助開放市場經濟創新激勵機制和特定產業政策支持，通過快速追趕較快進入前沿和領先地位。
近年我國“新三樣”產量、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先後快速增長形成“三級跳”態勢。首先是國內產量和銷售飆升，相關行業大體從2015年前後開始快速增長，近年光伏行業產量增速進一步提升，動力鋰電池處於高位盤整狀態，電動汽車產量則從2021年出現爆發式增長。如電動汽車產量和市場滲透率顯著超過國家行業發展規劃的預測指標：2020年國務院通過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提出“新能源汽車新車銷售量達到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20%左右”的“發展願景”，2022年電動汽車銷量佔汽車總銷量比例達到26.1%，提前超過2025年目標。
在國內產銷量高速增長過程中，規模經濟效應釋放快速降低成本提升國際競爭力，推動“新三樣”產品出口規模大幅飆升。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太陽能電池行業出口從2012-2017年的年均100多億美元上下，增長到2022年463.8億美元。動力鋰電池行業出口金額從近159.5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509.3億美元。電動汽車從2019年13.6億美元較低水平，飆升到2022年241.3億美元，在較小基數上三年跳升十幾倍。“新三樣”加總出口額從2019年200多億美元增到2022年1200多億美元，三年增長約千億美元。
最後是本文着重關注的大規模海外直接投資（OFDI）。“新三樣”企業有的多年前已大舉對外直接投資，去年和今年相關投資規模顯著擴大，尤其是多家電動汽車企業也加入出海投資行列，完整呈現“新三樣”“三級跳”的行業合規律成長的軌跡。
我國光伏企業較早遭遇國外貿易限制，包括美國在2011和2014年發起兩次“雙反”調查。2022年美國對我國光伏行業展開反規避調查，2023年8月初步認定我部分企業有規避行爲，需在2024年6月前豁免期內調整。上述背景下，我國部分光伏企業較早投資柬埔寨、泰國、越南等周邊國家，今年OFDI進一步激活，如下表顯示多家企業宣佈到美國、巴西、沙特和越南等國投資。
資料來源：根據財經媒體報道信息整理。
我國動力電池企業疫情前兩年已開始OFDI，近年投資案例猛增。從下表列舉信息看，2018年以來約40個動力電池投資案例中，2022年佔15個，2023年增長到18個。
資料來源：根據財經媒體報道信息整理。
今年電動汽車部門也開始大規模OFDI。據財經媒體報道，今年多家電動車企實施OFDI或宣佈計劃：如年初長城宣佈在巴西投資18.5億美元生產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3月哪吒汽車宣佈泰國生態智慧工廠在曼谷奠基，10月報道哪吒計劃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建立研發中心和組裝廠。7月上汽宣佈將在歐洲建廠,目前正積極尋找項目地址。7月比亞迪宣佈與巴西合作設立三座工廠生產基地，9月還在烏茲別克斯坦合資建廠。8月報道長安汽車將投資約2.5億美元在泰國建廠。10月廣汽埃安新能源汽車決定在泰國創設工廠項目。上述投資項目顯示我國新能源汽車出現第一波對外投資浪潮。
高科技部門OFDI新特點
上述OFDI案例初步觀察或掛一漏萬，信息準確度也有待進一步考察，然而應能顯示“新三樣”OFDI推進展開的大致事實。上述演變動向顯示相關行業發展態勢及其對我國乃至全球綠色轉型的貢獻，從宏觀經濟視角看也具有多方面意義。下面我們分兩個層面討論上述現象對觀察我國開放宏觀經濟的特殊意義和影響：首先是這個行業案例提示我國高科技部門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特點，其次看它在應對新外部環境和重構新開放格局方面有哪些啓發意義。
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指一國企業在外國投資創建和運營企業、或通過併購取得國外企業經營管理有效控制權的經濟行爲。我國高技術產業指研發投入大、產品附加值高、國際市場前景良好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通常具備智力性、創新性、戰略性和資源消耗少等特點。
新世紀初年我國OFDI規模不到30億美元和位於全球二十多位，2016年達到近2000億美元峰值，近年仍在1700億美元以上，總量規模在全球數一數二。其中高科技部門OFDI早先主要採用海外併購方式實施，如聯想2004年以12.5億美元收購IBM全球PC業務，2010年吉利以18億美元價格收購沃爾沃，都曾引發廣泛關注並對我國相關行業成長產生促進作用。另外很多2B企業包括華爲也成利用海外併購作爲企業成長和提升競爭力的經營方法之一。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高科技OFDI達到363億美元峰值，後伴隨政策調整和市場變動一度顯著回落，近年高科技OFDI再次回升。
以我國高科技部門對外投資歷史形態爲背景，近年“新三樣”OFDI呈現一系列新特徵。首先是對外投資的行業部門對象性質發生重要變化。早先OFDI行業對象屬於比較成熟產業，如家用電器、計算機、通訊設備、重型機械等部門；“新三樣”屬於當代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挑戰過程中與綠色轉型直接相關的高科技新興產業，現階段居於全球產業技術前沿位置。
其次，更具有實質性含義的是顯示我國高科技領域對外投資方式和技術轉移方向發生轉變，即從早先以併購爲主轉變爲綠地投資爲主，從引進技術爲主轉變爲輸出技術爲主。我國企業早先以併購爲主要手段實施高科技對外投資，背後重要驅動因素之一是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求更好推進我國企業和產業轉型升級。上面提到部分企業在不同階段OFDI案例都顯示這一特點。
“新三樣”OFDI以獨立新建生產能力的綠地投資爲主，客觀上體現向外輸出具有某種綜合優勢技術爲特徵；即便某些投資項目採用與外方合資或其它合作方式，也不再以從對方獲取比較先進技術作爲項目的單向主要訴求。我國企業在新能源領域技術集成、產品創新與大規模量產方面的系統突破並佔據優勢地位，是派生上述轉變的前提條件。這從一個側面顯示我國產業技術高度化階段性提升，具有重要指標含義和認識價值。
再次，近年新能源對外直接投資興起表現出產業集羣和供應鏈企業組合結伴出海的特點。上述觀察顯示，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是其核心零部件鋰電池率先到大規模實施對外直接投資；鋰電池OFDI相對獨立發揮功能，同時爲後續電動汽車廠商適應新形勢需要大舉對外投資提供有利配合條件；鋰電池和電動汽車OFDI又爲中游產業材料企業以及提供數智化解決方案企業對外投資提供激勵。由此形成電動汽車供應鏈企業聯手對外投資的新格局。
另外，國內產業興起與大舉對外投資間隔期大爲縮短。2017年我國鋰電池企業首次登上全球出貨量榜首，2018年鋰電池產業企業開始大舉對外投資。我國電動汽車2021立案進入爆發增長期，今年已開始大規模對外投資。這種情況在其它行業也有個案呈現：如短視頻平臺企業抖音2016年創建並在國內上線，次年就到美國投資創建TikTok。這些企業主打產品主營業務都具有較強規模經濟效應，能否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是關乎企業長期發展前景的重要因素，因而儘早通過OFDI等方式爲更好利用全球市場和其它資源創造條件，顯然是企業長遠規劃的支配策略。
開放宏觀視角下多重意義
“新三樣”OFDI現象在開放宏觀經濟層面也有多方面意義啓示。首先是有利於緩解相關產品出口飆升和順差增加可能派生的國際經貿關係緊張和矛盾。對具有出口優勢的經濟體，國際市場出口大幅增長提供了實現國內產能和規模經濟的現實載體，同時也可能伴隨外部經貿關係緊張甚至貿易摩擦。根據IMF《對外部門報告（ESR）》數據，2019-2022年全球外部不平衡上升三分之一；我國相關數據顯示，上述同期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增長超一倍，新三樣對順差增長貢獻約在20%上下。上述外部不平衡階段性擴大，是疫情期不同國家供求關係變化在外貿領域的反應，我國“新三樣”出口和順差增長是行業供給能力客觀優勢體現，對進口國獲得物廉價美的物品供給、推動其綠色轉型和抑制通脹都有積極作用。
然而國際經貿關係也受到進口國產業發展、員工就業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從經驗上看一國特定商品出口大幅增長往往會激活進口國保護主義衝動，如9月中旬歐盟宣佈對我純電動汽車實施“雙反”調查就表現出這一點。對外國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及其對我出口企業採取的歧視性措施，我們無疑應有理有據地批評抵制並在必要時採取反制措施，與此同時國內相關產業通過OFDI適度向海外轉移部分產能，既是大國優勢部門謀求全球佈局和更有效發展的必要之舉，也有助於緩解相關行業國際經貿關係緊張。就此而言，“新三樣”廠商近來大舉對外投資，對現實和潛在的經貿摩擦風險具有事前防範和事中應對的積極作用。
其次是在外部環境經歷深刻演變條件下，“新三樣”OFDI擴容提速有助於創新區域和全球產業鏈，對探索破解美西方對我國高科技遏制的現實路徑也有積極意義。以特朗普入主白宮特別是2018年3月發佈對華301調查結果爲標誌，美國開始深度調整早先幾十年總體以接觸爲主軸的對華政策方針，並帶動歐盟和其它西方國家對華政策類似調整，意味着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發生顯著變化。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在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實現高速發展，新形勢下需在堅定維護我國根本利益同時有效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新三樣”OFDI擴大雖然是特定行業案例，對觀察上述問題也不無啓示意義。
例如拜登政府調整對華經貿戰略的重要抓手，是通過在岸、友岸外包並與盟友夥伴聯手推進亞太、印太以至全球供應鏈重組，試圖由此改變我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既有格局。我們要堅決反對美西方斷鏈脫鉤，同時擴大制度性開放提升對外資吸引力；另外通過“新三樣”以及其它部門基於市場競爭原則擴大OFDI，加強我國企業在未來區域和全球供應鏈中地位和影響力，也具有積極的反制含義。因爲在美西方對華經貿方針政策已然轉變背景下，新近發生的我國高科技部門OFDI適應了新環境下產業發展客觀規律要求，對包含某些美西方國家的東道國綠色轉型也有積極意義，因而這方面進展既是新環境下推動區域和全球產業鏈合理演進的創新之舉，客觀上也具有反制美西方針對我國重組供應鏈的積極效果。
又如美國改變對華經貿戰略的另一重要政策抓手，是在泛化安全目標基礎上選擇鎖定我國若干高科技行業實施針對性打壓遏制措施。綜合多方面情況看，2022年美國戰略界設計所謂“小院高牆”策略時，把新能源與高端半導體芯片、生物醫藥等行業作爲與其盟友聯手實施遏制打壓的重點部門。本文觀察的我國相關產業的超預期成長及其支撐的大規模OFDI，實際上折射出我國在相關領域突破外部遏制圍堵的現實路徑之一，對如何在鬥而不破和堅持開放創新前提下破解外部圍堵不無啓示意義。
從更爲長遠時間窗口看，“新三樣”大舉海外投資，對優化我國儲蓄-財富全球配置結構也有積極意義。我國多年來國際收支保持相當規模的經常項目順差，伴隨持續資本流出與對外投資，從IMF國際投資頭寸數據看近年已積累九萬多億美元對外資產，如此大規模國民儲蓄如何提高全球配置效率顯然具有重要福利含義。從過去情況看，早先外匯儲備是主要資產配置形態，後來支持一帶一路合作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相當規模債權，另外通過OFDI和證券投資積累了不少權益資產，不過總體上存在債權比例偏大和收益率較低問題。過去十餘年我國資產結構快速調整，外儲資產佔比大降和權益資產佔比大增，但與我國對外負債結構或與美國、日本資產結構比較，仍呈現權益資產偏低和債權資產偏高特點，伴隨下圖顯示的我國雖有2萬多億美元對外淨資產然而投資淨收益多年爲負的不利情況。
數據來源：IMF的國際投資頭寸（IIP）數據庫
上述格局與發展階段有關難以短期根本轉變，不過在新形勢下確有必要進一步改進調整。除了繼續實施近年國際收支和對外資產結構調整方針外，還需完善政策環境使得企業部門特別是民間企業因應市場機制作用穩健增加股權投資比例，尤其是增加基於市場規則幷包含較高技術知識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海外直接投資，藉助後者較高長期預期收益率以提升對外投資效率和國民福利。“新三樣”OFDI典型具有這類較高形態海外投資內涵，隨着這類OFDI範圍擴大有望在長期產生增進對外資產收益率效果。
小結
在數字化時代汽車生產規模效應上升強化供給能力，加上近年國內總需求增長偏弱，新能源行業近年爆發式增長伴隨需求快速擴張局面或難長期持續；相關行業目前雖總體仍處於較快發展階段，然而遲早會面臨供大於求壓力和產能過剩制約。在這個背景下，“新三樣”出口與OFDI增長是開放環境下行業發展的合規律現象，凸顯我國高科技部門供給創新能力，有助於形成新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呈現超出特定行業範圍的多重積極意義。
上述觀察討論的政策含義在於，我國需提升宏調水平與實施必要改革以提振內需，逐步改變近年供給較強和需求偏弱伴隨的“宏觀低景氣度”形勢，在邊際上延緩有關行業產能過剩壓力出現時點。對外則應在堅定維護我國核心利益前提下，堅持鬥而不破方針並積極改善大國關係，通過針對性經濟外交舉措爲我國企業全球佈局發展爭取比較穩定的國際環境。（2023年11月18日[1]）
註釋：
[1]根據筆者在2023年11月14日中金論壇相關主題分論壇上的發言內容擴充整理而成，感謝劉鎏、吳思芮幫助整理相關數據和收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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