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學東漸帶來進步，唯獨在天文領域引發了一場宗教戰爭｜文史宴

如果從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耶穌會士入華算起，直至民國時期，西方近代天文學傳入中國已經有將近四百年的時間。

而如果將這種傳入放到明代中國傳統天文學的衰落——終明一代，中國未能產生一個偉大的天文學家，國家也沒有主持過修歷之類的大型天文學活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考察的話，可以發現這四百年實際上是西方天文學凱歌高奏，而中國傳統天文學節節敗退的歷史。

明代傳統天文學這種急劇的衰落，原因多樣，但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原本嚴禁民間“私習”的天文學，此時也不再嚴加控制。不但私習者沒有受到本應十分嚴厲的懲處，而且原本屬於天子權力象徵之一的歷法與渾儀也可以自己編定或製作，非但不會有麻煩，反而會促進編定或製作者的聲譽[1]。

按理來說，既然私習天文禁令已經如此寬鬆，明代天文學應該有着豐碩的成果，然而事實上我們看到的卻僅僅是中國傳統天文學的急劇衰落以至於一蹶不振，將中國傳統天文學的最後一次的輝煌留給了郭守敬和他的《授時歷》。

1629年，崇禎皇帝批准成立歷局，主持修撰新曆，由禮部尚書徐光啓領導，羅雅谷、湯若望等耶穌會士參與，至1634年編成四十六種一百三十七卷的《崇禎曆書》。該書最大的特點即在於用天文學原理部分佔據了全書的三分之一，而且完全採用了當時西方天文學體系中最精密的第谷體系[2]。

《崇禎曆書》未及頒行而大明已亡，滿清入關之後，湯若望將此書稍加修改後獻於清廷，立即就被採納，順治帝親筆賜名《西洋新法曆書》，並任用湯若望爲欽天監監正，從此開創了滿清任用耶穌會士執掌欽天監長達近二百年的慣例。

如果由以上這些情況來看，在20世紀初，至少中國的學人們在全盤接受西方近代天文學這一點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的。

然而，實際的情況似乎並非如此，相反，天文學成爲保留中國傳統科學最多的學科之一。這篇文章就計劃由中國近代天文學事業創始人高魯先生及其《星象統箋》，解釋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

高魯字曙青，福建長樂縣人。早年追隨國父孫中山，參加了孫中山在法國巴黎組織的同盟會，並積極從事活動。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隨孫中山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不久任中央觀象臺臺長，從1913年起刊行《氣象月刊》，並於1915年把《氣象月刊》擴充爲《觀象叢報》，1918年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統一時辰會議。

1922年經高魯倡議，中國天文學會正式成立，高魯任第一屆會長。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並參與主持紫金山天文臺選址工作。他不但是中國天文學會的發起人及第一屆會長，而且發起組織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並任委員兼編纂組組長，對中國近代天文學事業的發展曾做出了卓越的貢獻[3]。

《星象統箋》是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以“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專刊第二號”的形式出版發行。前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作者本人的序言各一篇，全書165頁，內有大量的星圖（有拍攝，也有手繪）、測用數表、星名對照表、距極表等等。

這看上去似乎就是一部普通的星圖而已，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中國人看不到的南天星座外（只佔了短短的一章），全書劃分星空所依據的並不是八十八星座，而是中國傳統天文學的三垣二十八宿！

何以如此？這個致力於中國近代天文學事業的人何以會用這樣一個古老的體系來劃分星空？雖說他並不是正式的天文學科班出身[4]，但既然是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專刊形式發表，那自然是要代表當時中國天文學研究的水準。換言之，高魯既然選擇以三垣二十八宿體系來劃分星空，也就意味着這樣的一個體系至少在當時的部分天文學者中間是被承認，被接受的。

而蔡元培《序》中的一句話更值得玩味：“不特古人觀察之疏密，可以互相比較，而中西名系之異詞，亦已發其凡，是誠觀星象者所急需之佳書也。”[5]這裡點明該書的兩個作用：古人觀測的核定與中西異名的互換。

但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對於“觀星象者”而言，中西星名異同確實是一個很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古人觀測的精確度有多高，則除了個別天文學史研究者外是不會有人關注的。

那麼，蔡元培這句話所表明的，就只能是：三垣二十八宿對於當時的觀星人員而言，依然有着很大的實際意義。這似乎和我們一直以來以爲“中國傳統天文學最終隨着滿清王朝的覆滅而壽終正寢”[6]，隨之而來的全盤西化的現代天文學的觀點不大一樣。

何以如此？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解釋就是：在中國近代天文學確立的過程中一直有着傳統天學的影子。

是的，我使用的是天學而不是天文學。我們現在所用的天文學來翻譯astronomy，而用星占學或是占星術來翻譯astrology。當然，在歷史上，除了古希臘以外他們一直是難分難解的，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星占學家和天文學家還是被統稱爲：astrologus，而那門學科則被稱作：astrologia，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中的星占學：αστρολογια。

直到文藝復興後期，人們才逐漸將astronomy和astrology從astrologia中分開來。但問題在於，“天文”這個詞在中國古代所表示意義和今天完全不同，“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7]沒錯，實際上它是astrology而不是我們今天的astronomy。

因此，剛剛來到中國的利瑪竇寫到：“他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爲占星學的那種天文學方面；他們相信我們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於星象。”[8]

而且，中國古代的天學有着自己的哲學基礎——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有着與世俗王權糾纏不清的關係，又與道教之間剪不斷理還亂，而且道德教化離不了它，政治運作更是要它隨時待命……

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天學是十分獨特的，無論是與astronomy還是astrology抑或astrologia都不同。因此，“天學”這個詞是最適合它的。自從1991年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一書中首次闡釋這個概念以來，二十多年間學界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或支持了這種命名。

與中國古代其他發達的自然科學或準自然科學相比，天學有着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緊密相連的，同時也是人文性與宗教性最強的一門。

因此當西方現代的數學、農學、物理學、天文學等等衝擊而來的時候，天學雖然很快地丟失了astronomy意義上的“天文”這個陣地，但在天學的其他領域，尤其是《漢書》意義上的“天文”陣地，依舊固若金湯。

這一點從明清之際王錫闡、梅文鼎等中國天學家們在如何應對耶穌會士帶來的“西洋新法”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西洋新法”對於傳統天學第一個巨大的衝擊就是地圓學說。長期以來，大多數人印象中的地圓學說就是“大地是個球”一句話完了。其實地圓學說包括了兩個要點：一、地爲球形；二、地與“天”相比非常之小。

關鍵在於第二點，如果像中國古代天學那樣將地球與宇宙的比例比作雞蛋和蛋黃的話，地球的半徑就無論如何無法忽略，那麼自然就無法發展出古希臘那種球面天文學。因此，真正對當時中國天學家和其他士大夫們衝擊巨大的是地圓學說的第二點。

然而，當時的大天學家如徐光啓、李天經、王錫闡、梅文鼎、江永等等，無一例外都順利接受了地圓說。而且也很快接受了第谷的宇宙體系，後來哥白尼體系也在天學家中間開始廣爲流傳。

看上去，中國的天學家們似乎個個都虛懷若谷，虛心接納西方近代天文學的成果。然而，大家要注意，這裡無論是接受的內容還是方式，都沒有超出astronomy意義上的“天文”。

但很快，形勢就變化了。喜歡學點自然科學向臣下炫耀的康熙皇帝，一日突然評價其“西洋新法”與中國天學來了：“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國算法，彼稱爲阿爾巴朱爾──阿爾巴朱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9]

類似的內容後來又出現在他的《御製三角形論》裡面，立刻得到被他稱爲“國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熱烈地響應，而且三番五次地予以再次陳述，並費盡心力地替康熙補齊缺失的“中法西傳的途徑和方式”這一大環。

有了政治與學術的雙重保障，“西學中源”之說立時大行其道，影響一直持續到民國，當然內容也早從天文歷算擴展到了醫學、物理、化學、機械等等等等。

然而康熙、梅文鼎包括後來對此說大加推崇的乾嘉學派領袖錢大昕、阮元等人，真的就無知、自大、迂腐至此嗎？其實不是。那是康熙心血來潮，臣下們就無恥逢迎？其實也不是，因爲以明遺民自居而不與滿清合作的黃宗羲、王錫闡、方以智等人也有類似的言論，而且似乎還早於康熙。

那是爲什麼？

讓我們回過頭來，當明末耶穌會士來華時，西方天文學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階段，而相比之下，中國傳統天學由於自郭守敬之後再沒有任何重大進展，自然就明顯落後了。

明廷決定開局修撰《崇禎曆書》，被認爲是中國自黃帝羲和以降幾千年的傳統曆法將要被西洋之法所取代。而在天學的世界裡，曆法自古以來就是古代中國君王獲得天命，而王朝統治權與正統性的象徵，如此神聖之物竟要採用“西夷”之法，這不是“用夷變夏”是什麼？

這對於相當多的中國士大夫來說，實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爲什麼《崇禎曆書》自開撰之日起，就遭到保守派持續不斷的攻擊。幸賴徐光啓苦苦支撐，使《崇禎曆書》得以在1634年修成，但是保守派的攻擊仍使之十年之久無法頒行使用。明末遺民們的“西學中源”說的思想背景大概就是這個。

滿清入關後，立即以《西洋新法曆書》之名頒行了《崇禎曆書》的修訂本。

之所以如此乾脆利落，一來是中國曆來改朝換代之後往往要改歷，以示“日月重光，乾坤再造”，新朝享有新的“天命”，而當時除了《崇禎曆書》以外沒有其他好的歷法可供選擇；另二來則是，當時滿人剛以異族而入主中夏，無論如何總還未能馬上以“華夏正統”自居，因此是否用“西夷”之法也就無所謂了，怎麼好用怎麼方便，就怎麼來。

然而隨着滿人入關後全盤接受了漢文化，加之統一的政權已經穩定，社會也早已恢復正常，這時的滿清統治者就不知不覺地以“華夏正統”自居了。而這一轉變，則是康熙提倡“西學中源”說的思想背景。

同時，雖然滿清統治者一開始並不在意“西夷”與否的問題，但漢族士大夫和一些受漢文化影響較大的正統派大臣，依然無法接受以“西夷”之法制天朝之歷。

康熙初年的楊光先事件就是個典型的例證，它同時也提醒康熙“夷夏”問題的嚴重性。楊光先甚至以近乎威脅的語氣上奏道：“臣監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法也；皇上所在之位，乃堯舜相傳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統，乃堯舜相傳之統也。皇上頒行之歷，應用堯舜之歷。”好像康熙不用中法制歷清朝就要完蛋了一樣。

而他更震撼人心的名言則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楊光先雖然最終獲罪去職，但也由此看出“夷夏”問題造成的理論困境確實急需擺脫。而對於康熙來說，他一方面確實需要西學，而另一方面，他們又需要以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自居，以“華夏正統”自居，以“天朝上國”自居。

因此，在作爲王權象徵的歷法這一神聖事物上“用夷變夏”，日益成爲令清朝君臣頭痛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提倡“西學中源”說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既能繼續採用西方科技成果，又在理論上避免了“用夷變夏”之嫌。西法雖優，但源出中國，不過青出於藍而已；而採用西法則成爲“禮失求野之意也”。

古代中國的天學與現代世界的天文學的差異在這起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根本想象不到一個國家天文學家因爲在工作中使用了外國學說（現代天文學又有哪點是中國的呢）而引起羣情激奮甚至演變成政治問題。

天學雖然隨着滿清王朝的滅亡而退出了學術和政治舞臺，但它的影響是不會短期內消失的。高魯在《星象統箋》中沒有捨棄傳統天學三垣二十八宿的體系，既是因爲自己受此影響，同時也是由於受此影響之人尚多之故。

實際上，即使如徐光啓，他在修《崇禎曆書》時的想法也是“融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而《星象統箋》正是在小範圍內做到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1]江曉原、鈕衛星《天學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98頁。

[2]第谷體系，是由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提出的折中地心說與日心說的宇宙體系，即：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靜止不動，太陽繞地球運轉，但行星卻又繞太陽運轉。雖然第谷的體系是折中性質的，但由於他精於觀測和計算，其體系的精密程度遠超過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徐光啓們選擇它作爲《崇禎曆書》的宇宙體系是很恰當的。

[3]參閱陳遵嬀《中國近代天文學事業創始人——高魯》，《中國科技史雜誌》1983年第三期。

[4]高魯先生幼時於私塾內學習四書五經，繼而在福建馬江船政學堂學習機械，然後在比利書布魯塞爾大學學習流體力學。並無正式學習天文、氣象等學科。

[5]高魯《星象統箋》，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民國二十二年，1頁

[6]江曉原《天文西學東漸集·序》，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7頁

[7]見《漢書·藝文志》“術數略”中的“天文家”。

[8]利瑪竇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 22頁。

[9]見《東華錄》，轉引自《天學志》，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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