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人士聊留學：父母拼命，能爲孩子兜多少底？
看點這幾年，即使留學回報率降低，中產家庭送孩子出國讀書的熱情依然不減。在大環境複雜多變的情況下，留學生家庭的考慮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擁有不同條件背景的家庭，對留學預期又有什麼不同？下文中，兩位留學顧問分享自己看到的“雞娃羣像”。
本文轉載自公衆號：深圳微時光 (ID: szdays)
文丨黃小邪 編丨Lulu
“現在我只想把這個底線拔高一點點，讓孩子的選擇多一點。你沒法指望這波孩子創造多大價值，他們太難了。”
袁興易，一個典型的深圳中產說。“能卷就卷”是袁興易的雞娃原則，也是他做留學諮詢時，常給留學家庭提出的建議，儘管他並不認可這套教育理念。
盧宇接觸的，更多是留學英國的富裕家庭，在他看來，他們的教育心態更放鬆，“這些家庭要往上躍遷的話，靠的不是這一張學歷紙。”
這是兩位留學顧問看到的“雞娃”羣像。
袁興易在深圳一家國企的留學教育部門工作，負責爲計劃去國外讀本科、碩士的家庭提供諮詢。疫情期間，盧宇與在英國讀書時結識的朋友，在珠海創辦了一家留學諮詢機構，主要服務於去英國讀高中的留學家庭。
從家庭收入角度來看，袁興易接觸到的留學家庭，覆蓋面要比盧宇更豐富一些。
因所需經費差異，不同的留學國家被分成金字塔結構。
去美國留學費用最高 ，其次是英國，選擇這兩個國家留學的家庭，一般家庭收入都相當可觀。
接着是澳洲、香港，再者是澳門、新加坡。
留學花費最低的是東南亞國家，以及韓國。
“學費總成本10萬上下，像馬來西亞，有非常好的教育資源，費用不高， 是普通家庭的後備選項”，袁興易說。他還留意到，近兩年選擇東南亞留學的人多了起來。
更多的選擇機會
袁興易接待的諮詢家庭，大多數是在孩子高考結束後，甚至是孩子進了國內大學，覺得不滿意，又從學校退學，再決定出國讀書的。
這些孩子的高考成績，大部分“不上不下，國內讀不了211、985，二本三本又覺得不滿意”，其中一些孩子，因爲心理素質在高考中發揮失利，申請國外高校會更具優勢，“比如你有實力上211的，高考沒發揮好，去國外申請一個世界排名與211相當的學校不難”。
袁興易朋友的孩子Q，高考成績400多分。Q去了香港一所大學讀本科，畢業後申請到港大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後Q在職場表現出色，現在已經做到上市公司高管，年薪達到數百萬，“有些孩子只是不適應應試。”
“你說高考考590分的孩子，跟考600分的孩子，在能力上有差別嗎，我覺得沒有，今年廣東高考考生73萬，你別說10分之差，就是1分，可能也是千軍萬馬”。
在袁興易看來，不少家庭選擇留學，是在國內應試教育的篩選模式之外，尋找一個更廣闊的教育空間。
盧宇也有相近看法，“國外考試是一個水平考試，你到了A或者B這個水平，就可以選擇這個水平線上的學校，你可以有很多選擇。但是國內是一個選拔性的考試，一分之差，可能就是錄取和落榜的差異。我覺得上清華北大，比上牛津劍橋難多了”。
袁興易的女兒今年讀小學六年級。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他顯得言行矛盾——行動上他是典型的雞娃型家長，可他內心並不認可這套教育理念。
我與袁興易碰面時是8月份，與我會面之前，他剛把女兒送進數學補習班，“聊完再送她去書法班”。女兒的暑假被安排得緊鑼密鼓，“上午學數學，下午學英語”。
“這個有意義嗎？說實話，我更希望她快樂成長”，袁興易說。
在尊重孩子天分這件事上，袁興易覺得國外做得更好。“你一個方向很厲害，其他方向都不怎麼樣，你也有機會讀哈佛，這孩子不一定成爲天才，但是肯定能成爲某個方面很厲害的人，他們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到極致的價值”。
“但是這樣的孩子，在國內就是偏科，我女兒最近壓力挺大的，有些科目她不擅長，但是沒辦法，只能硬着頭皮刷題。用這個時間發展她擅長的東西，我覺得更有價值，孩子的天賦被磨滅了。”
富人家庭的留學選擇
盧宇在深圳的一所國際學校讀完了高中課程，而後在英國讀完了本科、碩士學位，他與同學創辦的留學機構，前後經營了兩年多時間。
無論是他在英國讀書時接觸的留學生羣體，還是他在留學機構接觸的學生，家庭一般都屬於高收入階層。
在盧宇接待的諮詢家庭中，選擇送孩子去英國念高中的家庭，以珠海本地的企業主居多，“ 深圳的話，有些企業高層就有這個實力。”
有些家長，因爲孩子不適應應試教育的壓力，想把孩子送到英國讀書，“國內高中可能就是文理科選擇，國外高中的Alevel課程，有100多個可選擇項。”
有些孩子本來在本地的國際學校讀書，“國際學校的教學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孩子入學第一年的成績是D或者F”，因此家長決定直接送孩子到國外讀書，盧宇和同學選擇在珠海做留學諮詢，一部分原因就在於，珠海當地的國際學校數量較少，且教學質量一般。
盧宇經營的留學機構，開業第一年接待的學生，大多是在國際學校學業不佳，才決定直接去英國當地念高中，“你像深圳最貴的國際學校，一年學費也要40萬，在英國讀高中，學費加生活費一年可能還不到40萬”。
在盧宇看來，無論是他本人，他讀書時認識的留學生朋友，還是前來諮詢英國留學的客戶，這些家庭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心態更務實也更平和。
“留學家庭在選擇專業時，如果孩子有想法，家長也願意尊重孩子的興趣”，“他們基本上不太考慮就業這個問題”。
盧宇接待過一個客戶，家裡做投資相關的生意，女兒對藝術感興趣，最後進入倫敦的一所藝術院校，“這個跟家裡做的生意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孩子在做選擇時也會做出妥協。多數妥協與自身能力相關，
“我們之前接觸過一個孩子，對考古學很感興趣，不過考古涉及歷史課程，歷史課程對英語水平要求非常高，他的英語不是那麼好，最終怎麼選擇，孩子自己也會做一個權衡。”
盧宇接觸的留學生羣體中，即便畢業後自己求職不理想，家裡也會利用社會資源，給孩子創造職業進階機會，“像那個學藝術的孩子，畢業後，家裡是有條件給她安排到實力出衆的工作室，跟着大佬學習的”，“ 這都是普通家庭沒法比的”。
“我接觸的留學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出去，也是希望孩子能有一個不錯的學歷背景，這是孩子步入職場、社會的基本門檻。不能說高中畢業就算了，那可能會失去很多機會。”盧宇說。
“父母一般不會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孩子畢業進很厲害的公司，或者成爲很牛的創業者，他們不會這麼想。他們的希望，就是小孩之後的生活，比較正常平穩，儘量保障有吃有住，之後賺的工資能養活自己。”
盧宇認爲，家長們更實際的心態，來自於他們對大環境，以及孩子自身素質的理性判斷。
“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收入主要也是來自於過去三十年的時代紅利。孩子賺到跟他們一樣的錢，不太可能了” 。
“另外，自己家孩子是什麼樣的，他們心裡也清楚，也有家長說希望望孩子將來上牛津劍橋，確實是孩子的成績是有可能的。有些小孩，前面十幾年都學習上不太上心，父母也不指望他（通過留學）一下子變個人，但是看到孩子慢慢有了改變，家長就已經很開心了。”
此外，家長們更放鬆的教育態度，很大程度上也與這些家庭的財富和社會資源積累有關。
“這些家庭要往上躍遷的話，靠的不是這一張學歷紙。他們不會想着靠讀書改變命運，有些家庭收入一年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學歷在他們眼裡，可能連敲門磚都算不上。”
盧宇在2013年左右來到英國讀書，“我們上學那會兒，畢業後在當地還是有一些工作機會的”。
不過，他認識的留學生，大部分都選擇回國，“對大家來說，回國會有更好的機會，畢竟家裡積累的社會資源在國內，國內的發展機會確實比國外好一點。如果是求職的話，那在國外是好一點，薪水確實比國內要高一些。”
盧宇的客戶中，一部分企業主送孩子出國，也抱有“積累人脈”的期待，“孩子認識一些家庭背景不錯的同學，將來接手家裡的企業，也能有人脈上的支持”。
學業之外的收穫，對盧宇的個人發展也助益良多。盧宇回國後，先後做過留學機構和跨境電商領域的創業，這兩個方向都與他的海外經歷相關，他現在涉足的跨境電商業務，需要建立多個國家線上支付系統的銜接，“沒有在國外的求學經歷，結識的人脈和資源，很難完成這些銜接”。
普通家庭的教育困境
袁興易接觸的留學家庭中，經濟收入不僅直接決定了孩子的留學地點，一定程度上，也影響着留學生的專業選擇。
最關注畢業後就業問題的，大都是留學東南亞的家庭，他們考慮的週期更長，考量因素也更多。“選擇理工科的會多一些，男孩子會考慮一下計算機”。最近他接待了幾個去馬來西亞讀理科專業的留學生。
“去香港、澳門讀書的，也會比較關注就業，澳洲，也有一部分留學生會考量工作問題”。相比之下，選擇英美留學的家庭，一般不太考慮孩子畢業後的求職生存問題。
“有錢是一方面，另外學歷不會太差，家裡的資源，也能給孩子幫忙，說白了就是可選擇餘地更大。”
“我們送出去的孩子，讀商科的最多，藝術和文科也不少。現在國內的就業已經非常多元化了，以前的社會主流選擇，比如程序員，現在也不太好過了。”
“環境讓人捉摸不透，現在不一定藝術就不好就業，不一定計算機就好就業，大廠的日子也不好過了。大家的選擇反而會更加分散，似乎還有點劍走偏鋒的意思”，袁興易說。
袁興易留意到，隨着經濟環境變化，近兩年選擇東南亞留學的人多了起來。
不過，去東南亞讀研究生的，以在職人員居多，有些人是爲了達到考公考編的學歷門檻；有些人的崗位晉升，對學歷有一定要求，去東南亞讀研，成本更低，時間更短，“讀個博士3年20萬，而且只需要在當地待一年”。
袁興易接觸到的大學生中，到留學機構諮詢海外讀碩士的應屆生，以雙非學生居多，這可能與他們推出的留學產品有關。
“一般985、211，找我們去規劃留學的不多，他們靠自己申請的多一些。真正要規劃的，學習中等的羣體多一些，這些學生本科背景一般，想通過留學，申請到排名更好的學校，將來更有利於求職。 ”
最近幾年，“中產跌落”的留學家庭，袁興易的朋友圈子裡有好幾例，“其中就有4家，他們以前條件非常好，這幾年跌下來了，孩子在外面留學，家裡一下子供不起了。我們叫這個爲‘破產式留學’”。
袁興易認識的這四個家庭，有兩個孩子還留在國外唸書，還有兩個孩子申請了延畢，已經回到國內。
“國外有些學校比較有人情味，規則也相對靈活，孩子可以跟學校申請，爭取減免一部分學費，學校也會給你安排勤工儉學，孩子能扛事兒的，還是有機會堅持下來的”。
盧宇接觸到的留學家庭，經濟上要從容得多，“我沒有遇到過賣房留學的情況”。他在英國唸書時，一個留學生朋友家裡的工廠因市場、人工等問題，經營陷入困境，“但也能正常負擔他的學費和生活費”。
在進入國企之前，袁興易在一家上市公司做高管。他的中年選擇，一來爲了穩定，二來是想留出更多教育孩子的時間。
在自家孩子的教育上，袁興易自覺“要求不高”，“女兒儘量在國內讀本科，讀研的話，更想讓她去國外，見見世面，未來也有更多選擇”。
他向我解釋他的矛盾，這種矛盾在當下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和妻子都覺得孩子苦，壓力很大，但是我倆不會說，我只能儘可能催催她，能卷就卷。‘能卷就卷’，也是我們給留學家庭最多的建議。
現在一邊說要減負，學歷不重要，一邊是很多研究生學歷也找不到工作，這個很現實。”
袁興易女兒一直在學鋼琴，在他看來，這門特長，也可以爲女兒多爭出一個機會，“實在找不到好工作，她可以去做鋼琴老師，再差也差不到哪裡去。這個我認爲是她人生的底線。”
“現在我只想把這個底線拔高一點點，讓孩子的選擇多一點。你沒法指望這波孩子創造多大價值，他們太難了。”袁興易，一個典型的深圳中產說。
備註：文中人物袁興易、盧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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