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殺高瓴，棒殺高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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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況下，參與捧殺和棒殺的都是同一批人。
投資者往往能夠意識到，在這個如沙漠或海洋一般的資本市場中，最大的安全感就是方向感，而方向感又通常依賴於小部分人的勇敢與智慧。在他們留下的腳印或水波後面，是無數主動或被動的追隨者。
那麼當這些勇敢者走錯了路，或者是追隨者認爲他走錯了路，其結果會是怎樣？
追隨者的憤怒可能會將“帶路的人”埋葬掉。
高瓴資本就陷入到了這樣一種帶路的困境之中：以結構化價值投資的邏輯，其過去幾年在二級市場踩對了一系列風口。
但在如今全球經濟環境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幾乎所有參與二級市場的機構投資者都陷入了回撤和掙扎，張磊與高瓴也在被迫面對投資中最殘酷的一次均值迴歸。
上升到全球投資歷史的高度去觀察，均值迴歸是一條無人倖免的必經之路。即便是巴菲特也在漫長的投資歷程中面對過多次劇烈回撤，從20世紀70年代美股大跌、到海灣戰爭、再到金融危機，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多次經歷暴跌30%、50%。
巴菲特也說：“在歷史上，我經歷過三次伯克希爾哈撒韋股價的跌幅超過50%，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到伯克希爾·哈撒韋后續的輝煌。”
但有不少人對此並未理解，而是用2022年以來的下跌行情來判斷高瓴等投資機構的勝敗，這相當於完全置被投企業的長期價值於不顧，只注重短期價格變化。
在此前的《高瓴下神壇》一文中，我們判斷，“當某個投資者有能力憑藉自己的名聲去影響市場風向的時候，就需要承擔隨之而來的風險和代價。”如今這樣的風險已在輿論場上充分發酵，越來越多人加入到質疑高瓴的隊伍中。
和過去一年多的無腦追捧類似的是，人們開始更多地用“折戟”、“跌倒”、“鉅虧”等字眼去定義高瓴過去幾年的成績。這相當於是在極短時間、極端惡劣環境條件下評判一家投資機構的歷史表現。顯然，這是一種略顯情緒化的表達。
01、嬗變？
熟悉張磊成長曆程的人都知道，他在投資生涯前幾年的時間裡，從最早的木材行業研究，跨越到了當時最前沿的互聯網行業。
其中的心路歷程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橫跨傳統產業到新興產業、無成長性到高成長性、低估值到高估值的跳躍性，實際上貫穿着其投資生涯的始終。
在中國資本市場中，類似從木材到互聯網的跨界也在同時發生。在高瓴的投資組合中，既有海螺水泥、格力電器、上海機電這種傳統公司，又有光伏產業鏈、動力電池產業鏈、鋰電池隔膜、CRO、芯片雲計算等不同類型新興產業的佈局。
這種在價值型企業與成長型企業之間的兼顧，在產業演進週期中將投資決策儘可能前置的模式，是高瓴價值投資與傳統意義上價值投資的巨大不同，這也是“結構化價值投資”中“結構化”的含義所在。
簡而言之，就是高瓴的價值投資不是隻買那些賺錢且表現穩定的標的，而是在標準的價值投資體系之外，增加了大量高成長、高風險、高潛在回報（甚至是高短期回報）的項目。
習慣於巴菲特和芒格式價值投資的觀察者，會認爲這根本就不是價值投資，屬於叛道離經——這是對高瓴進行“審視”關鍵的理論依據之一。
最近一兩年的時間裡，高瓴在成長性投資方面的投入進一步增加，天平不斷傾斜，甚至也願意用更高的價格去投入優質公司。相比之下“古典價值投資”項目要少些。
美股市場的投資中，高瓴更是把對成長性的偏好發揮到了極致。相比幾年前在蔚來汽車上市前投入、上市後低價賣出的戰戰兢兢，後期高瓴HHLR團隊（高瓴旗下二級市場投資管理人）對於拼多多、SEA、Doordash、Salesforce等科技公司的投資動作越來越積極。
這些橫跨中國內地、香港、美國資本市場的成長股投資動作，一方面順應瞭如今的投資大環境——成長型企業大受追捧而低估值的價值型企業乏人問津，另一方面，這些動作也進一步推動了市場的結構性變化。
於是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了高瓴在價值與成長選擇上的嬗變，看到了高瓴把更多資金下注到各類優質的新興產業和科技企業。這在給其業績增加巨大彈性的同時，也把高瓴推到了風口浪尖——這是一個揉雜着變革、突破、亢奮與狂熱的世界，是刀尖上的舞臺。
2022年的市場環境對於專注於權益投資的機構並不友好。整個上半年，全球各大類權益資產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以各類科技板塊、成長性企業尤甚，如中國創業板指數在半年時間裡回撤超過了23%，回撤最大值高達40%，跌幅比陷入戰爭泥潭的俄羅斯RTS指數還大。
這種局面和科技產業2020年以來的狂飆突進有密切關係，而過去幾年被市場所遺忘的價值風格則展示出了韌性，“巴菲特股”更受歡迎。
雖然高瓴以巴菲特式的價值模式去投注新興產業和成長型企業，但這些精挑細選的成長型企業，在風格轉變的過程中仍難倖免，就像6月以來市場表現火爆的比亞迪，上半年最深跌幅也接近35%。
02、真虧了？
既然選擇在更多風險與情緒的市場裡掘金，就要直面無時無刻的變化。
用友網絡和格力電器是高瓴最近常被提起的投資，評論者也樂於計算短期浮虧來作爲談資。
其中用友網絡是高瓴今年一季度新參與的一筆定增業務，獲配10億元，定增價格31.95元，按照6月13日19.23元/每股的價格，高瓴在這筆投資上虧損了接近40%，也就是浮虧近4億元。
用友網絡股價表現（2021年11月至今）
用友網絡的投資浮虧比例較高，但10億元的投資在高瓴千億規模的投資配置中，屬於金額不大的案例，因此至今按照最深跌幅，其浮虧絕對值也只有4億元，相比高瓴千億級資金不算太多。
格力的情況相對複雜一些，這也不是一筆單純的二級市場投資。格力電器也可稱得上是高瓴迄今爲止投資業務中最大的一次“滑鐵盧”，其416.62億元、9.02億股的投資換來15%的股份之後，股價下跌連綿不絕、最近股價32元，持有市值約288億元。
但格力這筆投資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歷史上一直有高比例分紅的習慣（格力電器上市以來累計分紅近900億元），2019年高瓴參與投資之後也一直在延續。根據統計，高瓴通過2019年年報、2020年中報、年報，2021年中報、年報都獲得了大比例的分紅，先後五次共分得74億元，相當於股價上的一部分虧損通過分紅“還”了回來。如果用浮虧金額減去分紅金額，高瓴至今在格力電器上的浮虧金額降至約53億元，相當於回撤了12.7%。
格力電器股價表現（2019年1月至今）
用友網絡、格力電器之外，高瓴持倉的海螺水泥、廣電計量、上海機電、廣聯達、三環集團等項目近來也面臨短期下行壓力，同樣由於是輕倉配置的股票，浮虧數據對總盤子影響不大。
海螺水泥：2019年三季度末持有3732.26萬股、期末市值15.43億元；2022年一季度末，持倉海螺水泥3732.26萬股，以近期股價36元計算，近期持倉市值13.4億元，浮虧2億元。
廣聯達：2020年6月定增投資，成本價50.48元每股，獲配2971.5萬股，市值15億元；2022年一季度末，持有2971.5萬股，以近期股價51元計算，持倉市值約15億元，持平。
上海機電：2020年三季度買入，持股2656.2萬股，期末市值4.4億元，每股成本預估16.5元；2022年一季度末，持有2686.04萬股，以近期股價13元計算，持倉市值約3.5億元，浮虧9000萬元。
廣電計量：2021年6月定增投資，成本價32.5元每股，獲配1846萬股、市值6億元；2022年一季度末，持有1846萬股，以近期股價18元計算，持倉市值3.32億元，浮虧2.6億元。
三環集團：2021年12月定增投資，成本價39.16元每股，獲配1787.5萬股、市值7億元，以近期股價29元計算，持倉市值約5.2億元，浮虧1.8億元。
以此計算，上述包括格力電器、用友網絡等項目在內，高瓴合計浮虧約64億元。
與輕倉投入相對應的是，高瓴一向擅長集中投資、重倉配置，近兩年的重倉股收益普遍不錯，其中代表性的持倉股票如寧德時代、隆基股份（現名隆基綠能）、恩捷股份、凱萊英等。
寧德時代：2020年7月，以161元的價格參與寧德時代定增，獲配6211.18萬股，市值100億元；隨後，在新能源風口下寧德時代股價一路上漲，高瓴也在階段性高點減持獲利，分別在2021年二季度、2021年三季度、2022年一季度減持，預估已經通過減持獲利50億元；目前高瓴仍持有寧德時代3884.19萬股，按450股價計算，目前持倉市值約174億元，仍較2020年7月的100億元持倉成本浮盈約74億元，累計減持與浮盈獲利約124億元。
隆基綠能：2020年12月高瓴投資隆基股份，成本價70元每股，持有2.26億股，持倉市值158億元，持有至今未做增持與減持操作；值得注意的是，近兩年隆基針對所有股東實施了兩次“10轉4”的增股方案，高瓴持股數量也從2.26億股擴充至4.43億股，按照除權後最新股價60元計算，高瓴持有隆基綠能的市值約265.8億元，浮盈約107億元。（實施增股方案、除權後股價相應降低，但持股數量大增）
恩捷股份：2020年9月定增投資恩捷股份，成本價72元每股，共獲配2083.3萬股、持倉市值約15億元；2021年三季報退出十大股東，若按清倉及期末280元股價計算，高瓴在恩捷股份減持獲利約43億元。
凱萊英：2020年10月定增投資凱萊英，成本價227元每股，獲配440.53萬股，持倉市值10億元；2021年二季度減持220萬股，按當期末370元股價計算，預估通過減持獲利3.15億元；2021年三季度末退出十大股東，如果按清倉及期末430元股價計算，預估減持獲利4.5億元；高瓴累計通過減持凱萊英獲利約7.65億元。
以此測算，上述項目合計浮盈（含減持獲利）約280億元左右。
寧德時代股價表現（2021年1月至今）
整體看，這些集中投資的重倉股浮盈遠超幾個項目的浮虧金額；高瓴這種集中投資、重倉投資的方式，相當於是在穩固組合基本盤、鎖定預期盈利的前提下，爲其他投資項目的“價值探索”提供了可能。
A股之外，高瓴在美股與港股市場上也有大量重倉投資，今年來在兩大市場極速下跌下，多隻重倉股也持續下跌。不過與高瓴在A股市場的投資不同，其在美股和港股上的投資呈現兩大特徵：其一多數重倉股是從一級市場開始進行投資、投資成本更低，意味着更好的盈利空間和更可控的成本；其二，多數重倉股在早期就進行超額配置，在美股牛市中已經獲利。
比如，高瓴HHLR一季度在美股十大重倉股爲百濟神州、京東、DoorDash、Salesforce、傳奇生物、On Holding、唯品會、愛奇藝、Sea和億滋國際。其中，百濟神州、On Holding、愛奇藝便是一級市場投資項目。年內已經下跌50%的百濟神州是高瓴連續投資八次的第一重倉股，但即使是今年經過深跌後的股價，也遠高於百濟神州2016年在納斯達克上市時24美元的發行價。
此前已經被高瓴清倉的拼多多則是第二個特徵的代表案例。高瓴HHLR最早在2018年於低位建倉美股拼多多、彼時股價爲20美元左右，2021年2月拼多多股價衝高至210美元。
根據SEC數據，在高瓴HHLR公佈的2021年二季度美股13F持倉中，高瓴已將第二大重倉股拼多多減持，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高瓴HHLR在美股持倉中已經清倉拼多多，當季末拼多多股價爲43美元，從市場人士處獲悉的數據來看，高瓴在拼多多上的收益較爲可觀。
拼多多股價表現（2018年10月至今）
整體上看，高瓴在美股的持倉規模已降至47.9億美元，佔到高瓴總體二級市場規模的投資規模較小。
根據近期彭博的報道數據，外界可以更加了解高瓴長期投資能力的全貌，高瓴旗下主要的二級市場投資管理人HHLR，從2005至2021年長達17年間的投資年化回報率達到了28%。投資人顯然會更爲看重這種長期的風險控制和複利實現能力。
投資者“以爲”的巨大虧損，實際上是相比高瓴業績最高峰時期的回撤。但以高瓴的規模體量，每個項目都賣在股價最高點根本不可能。能夠以特定的平臺價格賣出而不影響投資組合的策略，就已是非常難得。
03、爲何追隨？
在風險更大的新興產業中搏殺，靠的不是滿腔熱血，而是對於產業發展、企業價值和創業者能力的深刻理解。能夠具備此種能力的投資人，在全球範圍內都是“稀缺資源”。
高瓴跳到了新興產業的刀尖之上，看似風險更大，卻有更多人願意將資本交付給他。
其中原因，除了張磊已經多次證明自己之外，歸根結底在於現階段對新興產業進行投入，是全球資本的共識，不僅有中國在如火如荼地發展新能源汽車、光伏和創新藥，全球投資者都對於未來一段時間裡的產業突破有所期待。
如果成功的價值投資就是重倉、長期持有可口可樂、菲利普·莫里斯、美國銀行或中國四大行，高瓴的金主沒必要把資本交付給他，他們中有大量都是專業機構，完全可以自己去研究和執行。
因此對於國內外投資人來說，高瓴能夠被認可的三大核心因素就在於：
至於科技企業、新興產業投資的高風險、高彈性、不確定性和回撤大幅度等特徵，全球“資本老鳥”們，又有幾個能不知道的呢？在傳統意義上穩妥、低風險的古典價值投資，和看似更激進的成長型投資之間，傾向於選擇高風險成長投資的不在少數。因爲新的產業和新的投資機會，意味着更多超額收益的可能。
爲此，出資人們甘願承受波動風險。
類似高瓴今年的遭遇其實並非孤例。除了軟銀這個相對極端的情況之外，來自蘇格蘭的百年投資機構Baillie Gifford，近年來因爲對亞馬遜、特斯拉、Shopify等的成功投資而被更多人所熟悉。這家機構多年來長期持有優秀成長性企業的股權，在歷史上經歷過數次大幅度回撤，在本輪新興產業均值迴歸中同樣損失巨大。
根據英國投資平臺AJ Bell從Morningstar（晨星）獲得的數據，2022年第一季度，Baillie Gifford在表現最糟糕的十隻基金名單中佔據主導地位，旗下三隻基金進入該名單，跌幅均超過20%。Baillie Gifford的基金，往往給予科技公司和其他高增長股票很高權重，但由於通脹和利率上升，今年受到了沉重打擊。
專業投資者如何看待投資中的“回撤”呢？1974年10月，道瓊斯指數從1000點狂跌至580點，在一片悲觀聲中，巴菲特接受《福布斯》採訪時說：“我覺得我就像一個非常好色的小夥子來到了女兒國，投資的時候到了。”
投資人傳來的最新信息是，高瓴旗下獨立的二級平臺瓴仁投資在去年發行的“致遠長青”基金，在今年市場大幅下跌的背景下業績已經回正、成爲市場上爲數不多的正收益基金。這隻基金的理念之一，就是“在長期價值投資配置中好公司最爲重要”，恰如巴菲特所說：“價格是你付出的，價值是你得到的！”
整體上看，高瓴在資本市場上的長期表現已經足夠優秀。但輿論、大衆投資者對於市場的波動和信息傳播非常敏感，也有不少人希望通過斥責投資機構，以獲得戰勝強者的心理滿足感。
然而投資從來不是短時間內決勝負的100米跑，而是一場比拼誰能活到最後的生存遊戲。價值投資仍是值得推崇、堅持的核心理念，只是“買入不動”的固化模式已經越來越難運作，更加靈活變通的策略，才能適應殘酷的市場，進而穿越週期。